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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部藏经的部分残文。而朱氏在西安发现的几乎是全藏，这不仅是佛教的无价之宝，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上海佛学文化界专门组织了“影印宋碛砂藏经会”，委派范成大法师带领照相技师等二十多人赴西安，检查版本，照相录制。检查结果：除去相同卷宗，两寺藏有的藏经共5226卷，与完整的《碛砂藏》比，尚欠576卷。北京松坡图书馆补齐了其中的三百多卷，尚有一百多卷的缺口。
到哪补齐这一百多卷呢？范成法师不辞辛苦，徒步行脚，走访秦晋各古寺。这一访不要紧，当他来到山西赵城县也就是现在的洪洞县广胜寺的时候，在那幽深古寺，他看到了一千多卷唐宋古卷。上有宋景佑二年的跋文，刻印年代最早大概在北宋之前的五代十国，最晚也在金代，字体古朴，捐印的信士多为晋南蒲州人士……此版大藏经过去从未见过记载，在佛学典籍上可谓是空前大发现。范成法师，这位对佛学故典极为熟悉的江南僧人这时的心情可想而知。这是1932年，所谓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文化的黄金十年中，中国文教界的心情也可想而知。各界人士纷纷赶往山西赵城县，佛宝亦被命名为《赵城金藏》。金有双重含义，既指金代的藏宝，又喻金子般的宝贵。
的确是珍贵文本，《开宝藏》早已散失，其他同时的藏经多不全，这部《开宝藏》的复刻本便成为复刻本中的孤本。当初这部藏经一共刊印了三十几部，而今全世界仅存这一部，当被视为国之瑰宝，稀世之珍。五十多年后以国家身份编纂的《中华大藏经》，其中主干部分（底本）仍不出这部《赵城金藏》。
出了名后也带来了新的变数，随之而来的七七事变，日军侵华，《赵城金藏》成了驻赵城日军的搜寻目标。晋冀豫边区太岳军区下令抢运金藏，四千多卷佛经被运往大山中藏匿。在与日军的遭遇中，八路军牺牲多人。解放战争中，薄一波下令把金藏从藏身的废弃的煤窑中取出，由军队押往北平图书馆保藏。等战事平定，国家专门从琉璃厂调来四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这部破损严重的藏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由国家拨款的大型古籍整修项目，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后来这部大藏经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一起被誉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库之宝。
以《赵城金藏》为母本的《中华大藏经》出版后，国家曾指派专人将刚刚出版、尚散发着幽幽墨香的第一册《中华大藏经》送回广胜寺，供奉在《赵城金藏》原存放处———上寺弥陀殿内，成为与该寺的飞虹塔、元代壁画相媲美的“三绝”之一。
《碛砂藏》是另一个体系的刻本，它与《赵城金藏》几乎同一时代诞生，七百年后又几乎同一年份被发现。被发现后，又互为补充影证，为同一目的服务。更奇的是，它们最早的问世又与同一位奇女子有关。
关于这位奇女子，有几种稍有不同的说法，笔者比对各种资料，了解女子生于长治，叫崔法珍。崔氏少时闻听过一位造访其家乡的河南僧人为表信念、断臂立志的故事，即被深深感动，恳求皈依。不论父母怎样劝说，女子心如石坚。父母只好同意女儿加入佛门。后来，崔女和众人一起投入“雕造大藏经版”运动，广泛化缘、募筹巨款。一时运城、临汾一带百姓施钱、施骡、施树，甚至不惜变卖家产。此处要补一句：隋唐宋辽金时代，中国百姓有信仰者居多，其比例之大和信仰的诚挚毫不亚于当今欧美等国基督教信众，甚至更加坚忍不拔，因而整体民风纯厚，多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城乡村镇。大敦煌是怎样诞生的？就是信众以己身，以仅有的一点点财力，以永恒的盼望，在茫茫戈壁中雕刻出来的。于是可知，这种全民雕造大藏经的运动不是唐突的，也不是拔离于社会之外的。
整整30年过去，崔氏升为住持，大藏经终于雕刻完成，这就是《赵城金藏》。金世宗特降诏行赏，敕封崔氏为“紫衣弘教大师”。后来，崔氏宏法南下，进入宋地，听说苏州城陈湖碛砂延圣院刊刻《大藏经》，心生欢喜。崔氏的事迹早传到了这里，大家对有雕印藏经经验的她很欢迎，大家合力造经。在信众大会上，她宣传印经功德，把自己全部积蓄捐出，这时她的一个举动令全体信众震撼——突然从袖中抽刀断臂——少时那位河南僧人断臂铭志的精神肯定一直藏在她心里，这时迸发出来。崔氏的壮举一下撼动了姑苏城，大家捐资甚众，好多善信为了响应这位法珍女尼的号召，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可惜崔氏没等到《碛砂藏》印出的那一天就圆寂而去。
法珍逝世后，她的弟子们继承老师遗志，为了继续筹集庞大的经费，又有一年轻女僧，效法老师壮举，舍身断臂，再次掀起捐献大藏经的浪潮。后来，延圣院发生大火，加之南宋末期，国家垂危，所以大藏经的雕造一断就是30年。蒙元平定江山后，大藏经继续开刻，又过了近30年，才正式竣工。从崔氏最初断臂到最后完成，经过了大约90年，《碛砂藏》这个我国《大藏经》的重要版本，就是在充满牺牲的崇高氛围中，在三代人的血泪中诞生的。这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乏为理想而献身的殉道者。
不就是一部书吗，为何所需如此浩大，如此艰苦卓绝？看了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重印《乾隆大藏经》时的一段描述大概就能明白一些：“这部广收佛典1675部，共7420册的天下宏著，若一册一册地摞起来有40层大厦那么高，一张张打开有200里长，可谓书林之绝品，天下之奇观……要搬运这些本身就是珍贵文物的雕版，需动用200辆次的大卡车。要将堆积如山乱如麻的8万块经版，按724函顺序摆放整齐，这真是世界出版史空前绝后的经历。”当年7月中旬，运送雕版的车队在军队的护送下，从国家文物保护库的地下室一直开到大兴某世代搞印刷的村子，该村的数百名居士全部用手工来重印了这部经书，重印工程全部完工用了四五年。
西来种子东邻开放
在汉文大藏经的影响下，古代和近代就有过藏文、蒙文、满文版的《大藏经》的刊印。日本和朝鲜半岛也开始刊印他们的《大藏经》。而且还因此成了相当流行的版本，如朝鲜的《高丽藏》，日本的《大正藏》和《蛀续藏》。
赵宋皇帝下令雕印《开宝藏》成书后，高丽王朝太宗年间即向宋廷求《开宝藏》。得到《开宝藏》后，高丽王朝即以此为蓝本于显宗二年（公元1011年）开始雕刻大藏经，此即《高丽大藏经》初雕本。高丽藏因刻印精致，校勘精细而闻名于学界佛界。在它身上能看到宋版大藏经《开宝藏》的面貌。成为日后中国人造藏修经的重要参照。《高丽大藏经》还因其木刻雕版底本至今犹存而著名，为数约八万多块的大藏经版现藏于韩国陕川海印寺内，与《乾隆大藏经》的雕版并成为全世界仅存的两套藏经板。后来高丽学人又结合《契丹藏》（辽国皇帝命人利用宋《开宝藏》并结合北方流传的一些手抄佛经编纂成的藏经）造印了《高丽续藏经》和《再刻高丽藏》。
日本藏经很著名，虽然底本大多来自中华，但古籍保存的善全丰富，校勘的细致精确，排印的实用方便等，都使日本藏经有一种很强的适用色彩，为佛界学界喜爱，竟然成了现代社会最通行的大藏经。
日本最古的大藏经《黄檗版大藏经》（又称《铁眼版一切经》），是一位福建赴日僧人的弟子铁眼道光发心募捐集资雕印的，成书于17世纪下半叶（大概1673年）。以明万历年间的《嘉兴藏》为底本，共完成6771卷。印量大，对后世开展佛教研究影响很大。
《乾隆大藏经》以后近两百年，中国无新藏经出，一直到了1909年，上海著名犹太商人哈同出资捐制了以日本经藏为底本的中国第一部铅印大藏经《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简称《频伽藏》）。这时日本藏经在中国学界知名度已经很高，大家重印藏经多以日本版的藏经为底本。哈同花园的女主人的罗迦陵，自小在中国长大，有法国血统，笃信佛教，与哈同结婚后，在哈同花园内辟建了频伽精舍。她聘请佛界多人，在精舍中编制翻印了由日本弘教书院请来的小字藏经《缩刷藏》，并命名为《频伽藏》（《缩刷藏》由日本弘教书院编印，又名《弘教藏》，是铅印本汉文《大藏经》。以东京增上寺所藏的《再刻高丽藏》为底本）。
在所有的大藏经中，比较符合国际学术规范，或者说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学者习惯使用的大藏经是日本学者编的《大正藏》和《蛀续藏》。实际上这两部日本的藏经，吸引中国学界一百年了，于今终于为河北佛协在这两年间引进。他们先后出版了《乾隆大藏经》、《大正藏》和《蛀续藏》，为中国佛学界、中国学术界和宗教界做出了很大贡献。
《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是日本大正十一年至昭和九年（1922…1934年）由著名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博士和渡边海旭主持编辑的一种铅印本大藏经。全藏共100册，其中中国历代大藏经传统收录内容55册，日本佛教著述29册、敦煌写经及其他新发现的古佚佛典1册，图像12册；《昭和法宝总目录》3册。
《大正藏》最具价值的是通过了严密博涉之校订，基本校本是宋、元、明三种。即宋刻《资福藏》，元刻《普宁藏》，明刻《嘉兴藏》。此外《大正藏》含润了日本保存中国典籍的长处，不仅收录了历代大藏经所录经籍的内容，还广事收罗，将唐宋以来在我国内地失传的重要著述典籍也收录其中，更收录了上世纪初在敦煌及其他地方新发现的写经。
《蛀续藏》，原名《大日本续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