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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钱谷师爷，便要指挥书办出来与“看米色”的旗丁讲斤头，倘或讲不下来，而督运的委员，怕误了限期，催令启程，那些帮丁就不问兑足不兑足，只管自己开船。这时的州县可就苦了，必须设法自运漕米，一路赶上去补足，称为“随帮交兑”。
幸而取得妥协，漕米兑竣，应该出给名为“通关”的收据，这时尖丁出面了，先议“私费”，就是他个人的“好处”，私费议妥，再议“通帮公费”，是全帮的好处。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费、通帮公费，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来支付。
这以后，就该帮丁受勒索了，首先是“过淮”投文过堂，照例有各种陋规，一帮船总要花到五六百两到一千两银子。这一关一过，沿路过闸过坝，处处要送红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几两银子。最后到了通州，花样更好，要投四个衙门的文，有人专门代办，每船十三两银子，十两铺排四个衙门，三两是代办者的酬劳。等漕米上岸入仓，伸手要钱的人数不清，总要花到三五十两。所以帮丁勒索州县，无非悖入悖出。
帮丁的苦楚犹不止此，一路还要受人的欺侮。在运河里，遇到运铜运铅
的船，以及木排，千万要当心，那是在运河是蛮不讲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们可以逃散，帮丁则非倾家荡产来赔不可，因为如此，帮丁便格外团结，以求自保，“青帮”之起因如此，所以，他们的“海底”名为“通漕”，并不是世俗所称的“通草”。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积习已深，惯于更张的南漕海运，终于咸丰元年旧事重提。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地。
这个人是两江总督陆建瀛，湖北人，极能干，而且善于结交，所以公卿延誉，负一时物望。他颇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绩。陶澍改盐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旧，陆建瀛在淮南继陶未竟之功。漕运也是如此，他得到户部尚书孙瑞珍的支持，准备恢复海运。
适逢其会的是，运河出了问题，在徐州附近的丰县以北决口，“全河北趋，由沛县之华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阳等湖，挟清水外泛，运河闸、坝、纤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面拨巨款抢救，一方面也加强了改用海运的决心。
海运之议，奉旨由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杨文定、浙江巡抚常大淳，会同筹划。结果决定咸丰二年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的溜米，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但其间又有反复，未成定议。
就在这段期间中，椿寿由湖南布政使调浙江。当朝命初下时，黄宗汉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称“臬司”，等椿寿到任时，他已经调差了。
第二天，洪军由广西而湖南，湖北吃紧，清文宗把善于“捕盗”的常大淳，调为湖北巡抚。浙江巡抚由藩司椿寿署理。
椿寿的运气太坏。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县，自五月以后，雨量稀少，旱荒已成，于是对他发生两大不利，第一是钱粮征收不起，第二是河浅不利于舟行，影响漕运。
江苏的海运，非常顺利，四府一州的漕粮，糙米三十二万多石，白米二万七千余石，于三月间出海北上，安然运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间还未启运，这是前所未有现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渐江正闹旱灾的五月间，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抚有个小小的调整，云南巡抚张亮基调湖南，遗缺由甘肃布政使黄宗汉接充。
他不愿意去云南，经过一番活动，很快地改调浙江。不过一年的功夫，重回杭州时，已非昔比。
署理巡抚椿寿交卸以后，仍旧干他的藩司。据说黄宗汉在第一天接见椿寿时，就作了个暗示，椿寿的“纱帽”在他手里，如果想保全，赶快送四万两银子的“红包”过去。黄宗汉敢于作此勒索，就因为椿寿在漕运上，已经迟延，如果上司肯替他说话。可以在天灾上找理由，有处分，亦属轻微。否则，耽延了“天瘦正供”，将获严谴。
椿寿没有理会他，于是黄宗汉想了个极狠毒的手法来“整”人。他认为本年漕粮，启运太迟，到达通州交仓，粮船不能依照限期“回空”，这样便要影响下一年的漕运。就在这个言之成理的说法上来整椿寿。
心里已有成算，表面丝毫不露，把椿寿请到抚院来谈公事，问起清运的情形。
一提到这上面，椿寿自己先就紧张，“回大人的话，”他说，“今年浙江的漕运，无比如何要担处分了！”
“谁担处分啊？”黄宗汉故意这样问。
“自然是司里。”藩、臬两司向巡抚回话，照例自称“司里”。
“这也不担处分的事。”黄宗汉用这句话先做一个伏笔，却又立即撇开不谈，“贵司倒先说说看，究竟因何迟误？”
“自然是因为天旱水浅，河道干淤。已经奏报过的。”
“天旱是五月以后的事。请问，照定例，本省漕船，每年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过淮’，什么时候‘回空’？”
一连三问，把椿寿堵得哑口无言。照定例，江西和浙江的漕船，限在二月底以前尽数开行。年深日久，定例有变，但至迟亦不会过四月。现在秋风已起，漕船开行的还不过一半，这该怎么说呢？
他迟迟不答，黄宗汉也不开口，是逼着他非说不可。椿寿无奈，只好这样答道：“大人也在浙江待过，漕帮的积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漕丁有种种花样，譬如说陈漕带私货罗……”
椿寿的话未完，抚台便一个钉子碰了过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各省漕丁都是一样的。”
“今年略微不同，因为奉旨筹议南漕海运，漕帮不免观望，这也是延误的原因之一。”
“观望什么？”黄宗汉大声问道，“议办海运是来年新漕之事，跟今年何干？”
振振有词一问，椿寿语塞，既然来年有此改变之议，漕丁自不免有所瞻顾，以致鼓不起劲来，但身为藩司，署理抚院，这些地方正该督催，否则便是失职，所以椿寿无同可解。
“现在怎么办呢？”黄宗汉又忧形于色地说，“事情总要办通才行啊！”
“是，是！”椿寿赶紧答道，“司里尽力去催，总在这个把月里，一定可以全数启运。”
“个把月？”黄宗汉皱着眉说，“说老实话，这上面我还不大弄得清楚。
反正本年漕运，自前任常中丞调任以后，都由老兄一手经理。以后该如何办理，等我商量了再说。“
他这段话有两层用意，第一是说目前还不甚了解漕运的情况，等了解了又当别论，留下翻覆的余地，第二是“一手经理”四个字，指明了全部责任。
椿寿原是“上三旗”的公子哥儿，这几年在外面历练了一番。纨袴的积习，固已大减，而人心的险，却无深知，哪里去理会得黄宗汉的深意？还只当抚台语气缓和，事无大碍，所以连声应诺，辞出抚院，赶紧召集手下，商议如何设法把未走的船，能够早日开行，只要一出浙江省境，责任就轻得多了。
于是椿寿即刻召集督粮道和其他经办漕运的官员，一面宣达了抚台的意思，一面力竭声嘶地要大家“各秉天良”，务必在最短期间内，设法让漕船全数开出。
别处都还好办，麻烦的是湖属八帮，浙江湖川府是东南膏腴之区，额定漕粮三十八万八千余石，关系重大，偏偏这八帮的漕船，一艘都动弹不得。
椿寿看看情势严重，不得不亲自到湖州去督催。
湖州运漕，有朵运河的支流，往东沿太湖南岸，入江苏省境平望的大运河。这种交流不到一百里长，但所经的双林，南浔两镇，为膏腴中的膏腴。
南浔的殷富，号称“四狮八象”，海内闻名。听得藩台驾到，照例以捐班道台的身分，尽地主之谊，他们饮食起居的讲究，虽不比盐商、河工的穷奢极侈，但已远非一般宫贵之家可比。
身处名匠经营的园林，坐对水陆并陈的盛馔，开宴照例开戏，南浔富家都有自己的戏班，砌末、行头，无不精美，这时集合精英，奏演名曲，而椿寿索然寡欢，却又不得不勉强敷衍，因而这样豪华享受的场台，在他反觉得受罪，耳中听着《长生殴》的《夜雨闻铃》，心里想的却是怎得下他三天三夜的大雨，运河水满，让搁浅的漕船，得以趁一帆西风，往东而去？
想着漕船，椿寿无论如何坐不住了。托词“身子不爽”，向主人再三道歉告辞，回到行辕。
行辕里已经有许多人在等着。这些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漕帮中的“领运千总”，名义上算是押运的武官，照原来的传统，多由武举人中选拔，一类是临时委派的押运官，大多为候补州县，走路子钻上这个差使，多少弄几文“调剂调剂”，再一类就是各帮中真正的头脑：“尖丁”。
“尖丁”的身分是小兵，这还是明朝“卫所”演变下来的制度。小兵与二品大员的藩台，身分相差不知几许？照平日来说，连见椿寿的面都难，但此刻也顾不得这些官派了！要设法能让漕船开动，非找尖丁来谈，才商议得出切实的办法，所以椿寿吩咐，一体传见。
行辕借在一家富户的两进屋子，时已入夜，轩敞的大厅上，点起明晃晃的火油灯，照出椿寿的满面愁容！他居中坐在红木炕床上，两旁梨花木的“太师椅”上，坐的是候补州县身分的押运官，千总和尖丁便只有站的份儿了。
在鸦雀无声的沉重的气氛中，椿寿扯开嘶哑的嗓子说道：“今年的漕粮，到底还运得出去，运不出去？”
这一同大家面面相觑，都要看一看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