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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服，而百姓们也不会去找唐人的麻烦。大唐此时并不着急占据一地就全面控制一地，只要扼守关键节点，保证补给线，唐军就能不断向内陆进军。
武汉在几乎没有守卫的情况下，被唐军攻破。革命党已经打算放弃湖北和湖南，退往易守难攻的西南地区。他们将部队调往四川，准备凭借天险地形的优势，跟大唐周旋。可是革命党人打算得是挺好，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从武汉离开的两万军队，到重庆的时候居然只剩下了不到五千人，四分之三的军队都开小差，成建制地离开了革命军。
前清新军的军官们也不傻，当初他们登上革命军这艘船，是想看看有没有一条更好的出路，毕竟当时的情况有很强的不确定性，谁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但是如今局势已经相对明朗了，清廷已经彻底没有了，就算是各地满人的官员，这个时候也不敢提延续大清或者让满人继续当皇帝这种事情了。
大唐虽然没有说明确地兼并清国，但是在京师已经扯起了“大唐华夏临时管理委员会”的招牌。像是直隶、广东、江苏和浙江这些唐人影响力巨大的省份，原本的官府都已经开始改组，来自大唐的公务员已经上任，筹组新的政府。
同时，大唐没有跟任何势力妥协，无论是旧官僚、义和团还是革命党，大唐不容忍任何一方势力分裂华夏，更确切地说是分裂大唐的权力。很多有识之士其实已经感叹，这一天之前他们都已经预感到了，到现在真的来临也不会特别奇怪。
而之前投靠革命党的前清军官们，这会儿知道了大唐有意控制华夏全境，哪里还肯跟革命党一条路走到黑。丢了官职和仕途尚是小事，如果被安上一个阴谋叛乱或者战争罪之类的罪行，严重了就是枪毙，稍轻也是流放到不知道大唐的哪块海外领去拓荒了。
革命党人对军队的掌控力极为有限，只有极少数的部队才有革命党人军官带领，大部分甚至连安插一个监军都做不到。一出了武汉，这些新军们就没有人能够制得了了，开拔之后就去了别的方向，随后派人去向唐军投诚，等唐人过来接管。
说起来，唐军在清军之中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新式清军从建立之日起，从规章到训练是唐人帮助下建立的，在清廷崩溃之前，仍旧有大唐的军事顾问和教官在与清军进行着交流，所以新军对于唐军是十分熟悉的，军官们也多少能够扯上七拐八拐的一点交情。
最关键的还是，这些前清新军军官们知道，投了唐军最起码唐人不会坑他们。因为唐军压根看不上他们这点战斗力，不会把他们当成炮灰。最多把你按在一个地方，需要的时候调动调动。等过了这一阵之后，八成就要分拆重编，甚至有些部队会被直接解散。当然解散到时候也有钱拿，有地方安置。唐人做事缜密程度，是这些前清军官们都信任的。
在革命党的局势已经彻底向崩坏发展的时候，一直在义和团事件后饱受非议的大唐情报部门这时候终于也做出了一点成绩。
在成都起义之后宣布加入革命党的原清军西南将军杨遇春，被情报部门发展说服，于成都发动兵变，逮捕革命党人，捣毁了革命党人建立的四川省政府，将大唐的旗帜插在了成都城。杨遇春是在之前成都起义时被革命党人强行架出来的，那个时候是一群革命党士兵出其不意封了他的将军府，逼他就范。但是革命党人又不敢直接撤换掉杨遇春，收掉他的军权。因为凭革命党人那点资历和声望，根本没办法控制住整个西南新军。所以他们对杨遇春是一边拉拢，一边又监视。
杨遇春对革命党本来就无意，在唐人抛出橄榄枝后，立即就策划了这起兵变。毕竟是老谋深算的将领，他倒戈一击打在了革命党人的要害上，迅速掀翻了革命党的四川省政府。不仅如此，他还立即出兵，威胁重庆，这下子原本孙大总统指望地依靠四川天险阻挡大唐进入的计划彻底破产。
最后时刻，孙大总统走投无路，秘密向大唐表示自己愿意投诚，为大唐服务。可是，大唐方面格外执拗，说对阴谋反乱分子，不存在投诚这个选项，只有投降接受审判这一条路。
革命党人也已经人心涣散，就连很多老党员这个时候也瞧瞧地离开了，军队也完全掌控不住，颓丧的气氛弥漫整个群体。明白是不可为之后，孙先生挂冠而去，甚至没有跟自己的所谓行政院长、立法院长们说一声，就卷了伪联邦政府大量的资金，带着亲信瞧瞧离开重庆，至于去了什么地方，那就没人知道了。
不告诉其他革命党下属，是孙先生担心这些人投靠唐人会出卖自己，所以还不如自己跑了干脆利索和安全。
在1800年元旦，唐军顺利开进重庆，随后云南、广西等省革命党人也基本涣散，大唐控制了这些地区的形势。在清帝国崩溃之后，大唐基本上掌控了整个华夏土地，国土之内除了西北和藏区仍存在地方自治类型的势力，其他地区基本廓清。
在这个时候，大唐共和国总统白南亲自踏上前往华夏的飞机，之后伴随而来的，还有成千上万名公务员、军官、国企管理人员、私人投资者。白南无意迁都，但是需要更快更好地使得华夏从旧封建和近代化社会向大唐现代化社会迈进，从大洋彼岸遥控是不可能的。实质上，白南将国政院的大部分职能都已经迁移到华夏故地了。。
805 中心（）
白南这次实质性迁都，在洛杉矶不是没有引起争议。对大部分工商人士来说还好，国家开发华夏故地这一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不亚于北美本土，又有三万万人口的庞大地区，怎样看都蕴含着比北美本土更加黄金的商机。对商人来说，赚钱就好。而更何况，大多数实业家和企业家都是移民，能够回乡经营也算是夙愿了。
但对于很多已经习惯洛杉矶的繁华的公务员群体来说，被派去仍算是落后的华夏故地工作，显然不算是一桩美事。
白南不喜欢强求，下发的调遣书是可以申请撤回的，不过调遣书的分配职务不是平移，而基本上都是升职，拒绝调遣之后很可能多年得不到升迁。对于一些有进取心的人来说，虽然去华夏本土任职会面临诸多困难，但同样也是巨大的机会。
有人甚是不解，大唐现在的根基是在北美西海岸，国家命脉的工商业都齐聚在此，按理讲治理华夏故地仍可以用以前的设置特区的形式，可是白南却选择了将治理中心迁移到京师的方式。
白南这么做的理由很充分，对于大唐北美本土各州而言，架构和模式都已经固定了。大唐虽然是单一制国家，但是有些方面又类似于联邦制国家，各州有着充分的自主权，国政院颁布国家发展计划，各州按照实际情况和国家部署，能够自由自主地进行在地发展。即便是一些新成立的州，也同样可以按照这种模式治政，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近些年来，随着白南逐渐地推行国政院的简政放权，人们慢慢发现国政院的工作越来越提纲挈领，重点项目工程可以建立专项办公室，地方事权扩大而更有效率。再加上国家有严格的司法和监督体系，不担心地方会搞出荒唐出格的事情。这样一来，国家中央出现了很大规模的职员结构性过剩问题，一些政论分析人士曾经屡次做出批评，但是国家并未整改。直到现在所有人才看懂了，总统果然是走一步看三步，早就想到了今天的局面。
国政院几乎整个平移到京师，大批原本算是冗员的公务员被分配到了华夏各地，不仅不存在冗员，而且实际还有大量的公务员缺口。
舆论上一直在讨论在兼并华夏故地之后，大唐如何保证大洋两岸的团结和齐心，不会因为利益问题而出现分歧甚至走向分离。另一个讨论重点是，如何更好地让华夏群众接受大唐，而没有被外来统治的异化感。
白南的最终答案有些出人意料也有些让人意料之中。白南抵达京师的第三天，大唐正式宣布原大清帝国主权辖地，正式并入大唐共和国。大唐改革原行政体制，取消本土划分，裁撤中华联合特区、墨西哥特区、夏威夷海外领、澳洲海外领和新西兰海外领，取消本土州制，在华夏、北美以及大洋洲地区成立各省。比如西海岸三州正式改为珈州省、冈州省和卑诗省；墨西哥特区拆分成了七个省；新西兰南北二岛变为两个省，澳洲拆成了五个省。
在华夏，上海和香港改为直辖市，塘沽在规划中被并入天津，并着手建设天津新城，成为由直隶改名成的河北省的省会。京师确定北京的正式名称，单独划为行政专区，未来的发展上也将突出政治和文化职能，特别是保护古都风貌，因地适宜搞工业，而不是盲目大上重工业。
这样一来，大唐实际上变成了双首都。名义上洛都仍是大唐首都，但实质的国家职能已经迁移到了北京。洛都以首都之名，仍旧集中着整个北美的最优资源，而北京则真正变成了政令出之所在。
这势必对洛杉矶而言是一种削弱，但是谁都知道洛杉矶作为大唐首都不存在无限发展的可能，而作为移民上升阶段，大唐一直很排斥洛杉矶不断地集中移民，因为大唐希望更多地将移民分布在广阔的土地上，而不是集中在少数城市。
大唐总统坐镇北京，国家中心迁移，对于前清官员和华夏的政治势力来说，也是一个极为强烈的信号。这可以解读为大唐无意遥控华夏的发展，而将华夏作为国家的中心。这告诉前朝官员和政治力量们，大唐不是闹着玩的，大唐的决心是充分而坚决的，不要抱有丝毫侥幸。当然对很多仍带有****理念的人而言，中心的保留也使得他们松了口气，而对一些见风使舵的人而言，正统观念也成功可以转嫁到大唐身上来了。
对普通百姓而言，似乎只是简单的改朝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