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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那么，最好现在表现出勇气，停止冲突……
“但是，有一些人对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一决定却试图作出不同的解释。他们问道：”这难道不是撤退吗？‘他们
还问道：“这难道不是中国同志的一种让步吗？’当然，这些问题是那些爱吹毛求疵的人提出来的。”
当谈到苏联与南斯拉夫恢复友好关系时，赫鲁晓夫说：“有人硬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请问，这是一
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南斯拉夫早就没有地主和资本家，没有私人资本、私人企业或私人财产和私人银行。……因此，
……就不能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策正是从这点出发，并把南斯拉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它建立
相互关系的……”赫鲁晓夫谈到了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的声明，并且指出：“兄弟党的会议警告说，如果不对宗派主
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一贯的斗争，那么，它们就有可能成为个别党发展过程中某个特定阶段中的主要危险。从那时期共产
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证明这些结论是多么地富有远见。
“有些人……只是片面强调修正主义的危险，只是断章取义地提到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但一个人必须对事物抱有具
体的见解。在古巴危机中，当那些伪装成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教条主义者进行挑衅活动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就
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古巴危机尤其表明：正是那些采取了和正在采取教条主义立场的人们出现了主要危险。……”
中国对外国批评的回击（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９６３年１月）
《人民日报》于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５日答复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并于１２月３１日回击了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１２月２５日的《人民日报》在为毛泽东的“帝国主义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的口号辩护时，坚决主张共产党人应当“在
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谴责赫鲁晓夫的“投降主义”和“冒险主义”时，《人民日报》指出：“如
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那就必然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术上，在具体的斗争中轻率、鲁莽，那就必然会犯
冒险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而在战术上又轻率、鲁莽，那就既会在战略上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又会
在战术上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我们既没有要求把核武器运进古巴，也没有阻挠把所谓的‘进攻性’核武器撤出古巴，
所以对我们来说，根本说不上什么‘冒险主义’，更说不上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
文章继续谴责了在中印战争问题上更同情“印度反动派”而不同情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批评我们的人”，当谴责利
涉用党的代表大会作为攻击其他共产党的讲台时，文章指出，这种“恶劣的表现”起源于１９６１年的苏共党代表大会
上①——（①这里是指１９６１年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译者注。）
这是文章中唯一直接涉及苏联的地方。最后，文章重复了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的另一篇题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长篇文章中，重复
了上述许多争论。这篇文章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战争问题的观点就是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所表达的观点，并且
谴责了陶里亚蒂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关于古巴危机，文章指出：“我们从来不认为，玩弄核武器作为解决
国际争端的手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也从来不认为，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避免热核战争就是‘慕尼黑’。但是，
我们过去坚决反对（现在坚决反对，将来也坚决反对）用牺牲别国主权的办法，去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文章断言，
“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显然是指赫鲁晓夫——作者注）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多么远，从他们最近同南斯拉夫修
正主义集团打得火热的种种事实上更加暴露出来。”《人民日报》坚决主张，莫斯科声明中对南斯拉夫政策的谴责仍然
对各个共产党具有约束力。
到１９６３年１月７日《真理报》所发表的一篇长达一万字的文章为止，苏联领导人最充分地暴露出了自己的态度。
《真理报》以把帝国主义描述为“纸老虎”这样的语言，“只能在人民中间引起自满情绪和削弱他们的警惕性”为借口，
为与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２日的讲话相一致的苏联外交政策辩护，并再次谴责了把帝国主义描述为“纸老虎”
的观点。
当文章坚持认为苏联党仍然赞同莫斯科声明时评论到，“一些人只是片面地强调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且时时诋
毁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文章继续谴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和“那些支持他们的人”，由于他们自己发
动了“一场对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无礼攻击”，从而背离了莫斯科声明的形式和精神，而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恢复友好
关系正是为了促进这种团结。文章继续指出：“最近，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国内外政策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消
除了大量对建设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所抱的错误和有破坏性的观点。那些断言‘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的人……
是故意地在撒谎。……苏联共产党公开声明，苏联共产党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若干意识形态问题上，仍然存在
着分歧。但是，毫无疑问与南斯拉夫这个正在建议社会主义的国家恢复友好关系，能够更快地有助于克服在若干意识形
态问题上的分歧。……”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７日《人民日报》的答复文章引用了赫鲁晓夫早些时候对南斯拉夫的攻击，
并谴责说：“我们不能理解，有些同志在过去对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为什么现在却来了一个一百
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会谈（１９６３年１～５月）
在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５日至２１日举行的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为苏联的观点进行辩护时，
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他呼吁“停止共产党之间的攻击”，并以立即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将导致分裂的危险为借口而反对
立即召开这一会议。中国代表伍修权欢迎停止互相攻击这个建议，但支持早日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
但伍修权的讲话被“呸”声所数次淹没，而南斯拉夫代表的发言则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１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国共产党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正在动摇兄弟党的团结的公开的持久的激
烈争论”的关心，并建议召开一个两党代表会议，为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作准备。在答复苏联的信件之前，中国共产党
加强了对他的对手的攻击。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７日《人民日报》①批评了苏联党第二十次（①原文误著为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６日——译者注。）
代表大会，宣称它“有它的积极方面，也有它的消极方面”。
文章认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歧的公开化，起源于１９５９年９月的戴维营会谈和塔斯社对印度边界争
执的声明，“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挑衅的时候，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指责发动武装
挑衅的反动派，反而指责自己的兄弟国家，这在历史上倒真的是第一次。”“某些同志”攻击中国党的“社会主义建设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诬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领导方面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一
些同志”对中国“施加经济和政治的压力”，“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了”“几百个”“兄弟国家之间的协定和合同”。
《人民日报》继续指出，苏联不顾中国和解的尝试，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并且干涉阿尔巴尼亚的内政。
一种“无原则的妥协”，在古巴问题上起了作用，“一个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在政治上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反华政
策，而且以军事物资供应尼赫鲁政府”。对中国党的攻击在东德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高峰，这次代
表大会造成了“严重的分裂的危险”。文章结束时说，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必要先决条件，应把停止对中国党和阿尔
巴尼亚党的攻击与把南斯拉夫人定罪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连在一起。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８日至３月３日，《人民日报》连载发表了一篇十万字的题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
》的文章，文章嘲笑苏联领导人害怕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中国的文章和干扰北京的无线电广播。文章指责陶里亚蒂的“修
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特别是指责他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赞成议会方法。
１９６３年３月９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答复苏联党的信件时，重复了１９６２年４月７日信中提出的建议，
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保留对公开攻击答复的权力时，将停止攻击。３月３０日，苏联党答复，建议会议可以在当年晚
些时候在莫斯科召开。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在语调上是调和的，它谴责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但是指出，苏联党２
月份就提出与他们开始讨论，而且现在仍然准备这样做。关于南斯拉夫，信中声明，“我们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同它的关系上，我们争取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大家庭接近，这是符合各兄弟党的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帝力量的路线的。
我们还考虑到最近在南斯拉夫的经济上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定的良好趋向。与此同时，苏共也看到同南斯拉夫共
产主义者联盟在一系列意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