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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文章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对亚非拉人民的斗争采取“消极、藐视和否定态度”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指责
他们通过复活“黄祸论”来煽动种族仇恨。
第五篇文章是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文章指出：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
争的区别了；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放弃革命，必须放弃进行正义的人民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在帝国主义核讹
诈和战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屈服。……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
争。同时也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
替。……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社会主义国
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社会主义国家
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应当玩弄核武
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文章的后一部分坚持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危机中正是这样做的。
第六篇文章指责赫鲁晓夫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和平共处的概念变为“阶级投降”政策。第七篇文章指责苏联领导
人为“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１９６３年夏秋，苏联报刊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是，总的来说，避免了中国攻击赫鲁晓夫所包含的那种
个人辱骂。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６日，苏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坚持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现在声称支持它以
前攻击过的和平共处政策，但它没有排除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国际“革命战争”的可能性。文章指出，“用世界战争的方
法努力实现其他国家的革命，这是一条共产党人在原则上所不能接受的道路，因为这是以反列宁主义的、从外部‘加速
’革命的思想为基础的。此外，这是一条用打核战争的方法而不顾世界战争的现实后果的道路……。”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２３日，《共产党人》声称，中国宣传机构正在进行“神化毛泽东”和进行“一场自托洛茨基主
义时代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运动”。
中国宣传机构正在鼓励和支持其他国家的“反党和宗派团体”，企图从这些团体（大部分是由各国共产党开除的人
组成的）中拼凑一个国际集团。
苏联建议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并建议结束论战（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１９６４年２月）
１９６３年秋天，苏联报刊发表了许许多多外国共产党倡议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一个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声明。１０月
２５日，赫鲁晓夫呼吁结束公开论战，并建议如果中苏两党之间还有分歧，那“就让时间来检验谁的观点更正确。”然
而，１１月１５日，新华社声称，自这个呼吁以来，苏联报刊已经发表了８０多篇反华文章，新华社并把这个呼吁说成
是“只不过是掩盖苏联领导人疯狂的反华活动的一个花招。”１１月２９日，苏联党在致中国党的一封信中建议中止论
战，准备国际会议。
信中强调了公开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损害之后说：“除了那些有分歧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我们的观
点完全一致，或者至少很接近的地方。”信中要求“平心静气地，没有偏见地弄清目前的争论，摒弃一切非固有的东西”
之后，建议谈判应该在两国贸易增加和苏联对中国工业技术援助增加的情况下开始。
信中建议，公开论战应该被通过彼此协商会谈和交换信件所代替，这会对国际共产党会议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最后，
信中说：“所有党的义务是，促使创造能使这种会议获得成效的局面，以便使这一会议不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而是导致所有兄弟党……的真正团结和一致。”
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的信件不屑一顾，直到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９日才予以答复。与此同时，中国党继续发表文
章攻击苏联共产党，并要求在那些支持苏联的当地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建立亲华政党。２月４日《人民日报》公开拥护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并坚持认为：“象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倾向于一分为二。”
米哈依尔。苏斯洛夫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１９６４年２月）
中共上述文章发表之后，苏联领导放弃了调和的态度。在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发表的一封信（这封信发给了其他
各国共产党，但没有发给中国共产党）
中，苏联领导说苏共中央将在其即将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讨论中国党的活动，此后将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们再一
次提出了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的问题。２月１４日，米哈依尔。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向苏共中央委员
会提交了一篇关于论战的长篇报告，它包括了苏联当时对中国领导的最全面的指控。然而，这篇报告应罗马尼亚党的请
求，当时没有发表。
苏斯洛夫指责中国领导人“采取了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和小组的方针”。中国领导人
“想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好象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中一样发号施令，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硬规定一些条件；他
们可以按照这些条件随心所欲地把一些党和人民或者列入社会主义，或者‘革除’出社会主义。”例如，他引证了中国
领导对待南斯拉夫的态度。在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６年，中国领导对南斯拉夫给予了赞扬，而现在他们却把南斯拉夫遣
责为“法西斯专政。”
当谈到阿尔巴尼亚党时，苏斯洛夫评论道：“中国——阿尔巴尼亚同盟——是在反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基础
上产生的，是在对消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采取敌对态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在中国一样，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保
卫个人迷信，是同他们多年来自己培植个人迷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活动中采取恶劣方法有联系的。”
苏斯洛夫还指责中国领导人企图破坏苏联所做的防止世界战争威胁的努力。例如，在１９６２年，他们利用古巴危
机的有利条件，去扩大印度边界的冲突。他继续指责道：“中共领导明显的冒险主义立场在它对核武器问题的态度上暴
露出来。”中国领导人曾企图坚持要苏联给他们原子弹，而当苏联没有给他们原子武器的样品时，他们表示了深深的耻
辱。他接着说：“我们认为帮助中国生产核武器是不适宜的。”这样做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帝国主义各国，特别是
西德和日本就会进行原子武装。它们作为在经济上和科学上更加发达的国家，无疑能够比中国制造更多的原子弹，更快
地建立起核潜力。“
当《报告》转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时，苏斯洛夫坚持认为，中国领导人背弃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
革命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的学说。”强调“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一味采取武装起义的方针，而毫不考虑群众的
情绪和他们对革命的准备，不考虑国内外形势。”这种态度“拒绝细致的和耐心的群众工作，对社会主义的客观和主观
条件成熟的指望被革命的词藻所代替，或者更坏，被脱离人民的一小撮人的冒险行动所代替……。”苏斯洛夫评论道：
“如果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把一切希望都无例外地仅仅寄托在武装斗争上，毫不考虑人民群众是否总是愿意
支持这种斗争，那么，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惨痛的失败。”
《报告》在宣称“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活动今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主要危险”之后，苏斯洛夫继续指出。
“在北京的帮助和支持下，在比利时、巴西、澳大利亚、锡兰、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最近都建立了反党的分裂主义的
叛徒小集团。这些小集团的人数，有的地方是几个人，有的地方是几十人。……中共中央领导正在把事态引到更远的地
方——它公然采取了这样一种方针：评凑一个有特殊纲领、有集团纪律、以北京为中心、由同他们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
集团，来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中共领导力图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扩大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共
的一个领导人，象当年的斯大林一样，俨然上帝一样凌驾于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上，并且随心所欲地决定它们
的政策中和活动中的一切问题……”《报告》在结束时指出：“现在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打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
继续展开派别活动。……我们党主张再召开兄弟党的会议来讨论当代的根本问题，主张在这样的会议上最广泛地交换意
见，以便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中共领导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造成的。因此，所有兄弟党集
体来确定为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队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所必需的途经和手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苏中两党之间信件的交换（１９６４年２月—３月）
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的信件引起了中苏两党冗长的和语言刻薄的信件互换。中共中央在注明２月２０
日的信中，指责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不仅采用“恶劣的两面派的做法，”而且还“摆出‘老子党’”的样子和策划“假团
结，真分裂”。
苏联共产党（２月２２日）指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答复苏联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信件，并且说，“既然
你们顽固地不答复我们的多次信件和呼吁，甚至把这些信件和呼吁说成是我们的软弱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