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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它将遭到“坚决的反击”。
１９６９年３月３日，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开始了群众抗议示威游行，实际上，苏联大使馆被数以万计高呼“吊
死柯西金”“油炸勃列日涅夫”口号的中国军人和公民包围了四天。
在以后的几天里，整个中国都举行了类似的示威游行。据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国有二亿六千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
在苏联方面，虽然３月３日至４日，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举行了示威游行，但是直到３月７日，莫斯
科才举行了示威游行，当５万多人列队走过中国大使馆时，人群中一些人朝中国使馆大楼扔石头、冰块、墨水屏和颜料
炸弹，砸烂了许多窗户，这是多年来这个城市所见到的最大的一次有组织的抗议活动。
１９６９年３月７日，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在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讲述这个事件的详情
之后，宣称中国人开枪和刺杀伤员，有些死亡者的面部“如此残缺不全，以致于无法辩认”。３月８日，在中国驻莫斯
科大使馆外发生了比前一天规模更大的有１０万余人参加的示威活动。
虽然这一次没有发生骚乱，但是３月８日至９日，俄罗斯其他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抗议集会。
在北京，３月１１日，在苏联大使馆外开始了对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扔石头的抗议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活动持续
了三天。《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于３月１４日宣布，如果苏联领导想打仗，“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文章补充说：“苏修泡制的‘有限主权论’有助于苏军进驻其他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作者注）。这使我们认
识到，苏修最近这次的武装挑衅决不是偶然的。”
苏联大使馆拒绝接受中国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３日的照会，该照会宣称：３月４日至３月１２日之间，苏联装甲车辆
已经有六次“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而且在这段时间里，苏联直升飞机有两次在珍宝岛上空飞行。
苏联官方声明声称，３月１４日，一群中国士兵企图“入侵”这个岛，但被驱散。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发生了进一步的战斗，显然，这次战斗比３月２日的规模更大。３月１６日洛巴诺夫将军告
诉新闻界：中国一个团的步兵——或者说一共二千人——在中国岸上的大炮和迫击炮的火力掩护下，向这个岛不断发动
进攻，在邻近边防哨所和后备队边防军的援助下，经过七个小时的战斗，赶走了中国步兵。据北京广播电台提供的说法
是，大批苏军在坦克车的支援下，不断地向在该岛上值勤的中国边防战士进攻，并且经过１１个小时的战斗，苏军被赶
了回去。在战斗中，苏联的重型大炮和坦克炮轰了这个岛和中国江岸。虽然双方都没有详细说明伤亡情况，但显然伤亡
严重。苏联新闻界报道提到了死亡的１２名军官和军士的名字，其中包括一个上校，——根据《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
者的说法——苏联方面有整整一个团的边防军和后备队，或者说近三千人参加了这次战斗。
随后，关于这个地区报道的只是一些小事件。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８日至４月８日，苏联报刊有好几次报道说，中国
人把迫击炮和机枪对准这个岛，并且在自己的江岸一边挖了防御工事；４月１３日，北京广播电台宣称，俄国人在乌苏
里边界犯下了“新的侵略罪行”，但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中国的一个照会指责苏联政府“不断地”派兵入侵中国领士，并且要求苏联政府立即停止
“武装挑衅”。同一天的苏联照会坚持认为，“达曼斯基岛是苏联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声称：“如果有人再
次企图破坏苏联领土的不可侵犯性，那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其各族人民将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土，并对这类侵
犯边界的行径给以毁灭性的还击”。
在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战斗之后的一些日子里，中国报刊和苏联报刊发起了对对方国家领导人的恶毒和好斗性的
攻击。３月２０日，北京《人民日报》把“赫鲁晓夫、柯西金、勃列日涅夫之流”说成是“一小撮坏蛋”，宣称苏联人
民憎恨“这些新沙皇”；而在３月２３日，苏联军报《红星报》谴责毛泽东是“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沾满了
人类的鲜血”，并且把他比作希特勒。然而，尽管最近的战斗依然严重，但是双方都不再继续进行抗议示威游行这一事
实表明，双方政府都不急于把问题推向极端。
苏联提出边界谈判的建议（１９６９年３月～４月）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２日，柯西金要求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次日，中国政府以便函的形式答复说：“鉴于中苏目前
的关系，以电话会谈是不适宜的。如果苏联政府有话要说，请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来。”１９６９年３月
２９日，苏联政府在一个措词温和、篇幅冗长的照会中详细重申了自己对达曼斯基岛的主权要求，并且建议尽快继续１
９６４年中断的边界谈判。
这个照会谈了苏联对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和１５日事件的看法之后坚持认为，根据１９５１年缔结的阿穆尔河和乌
苏里江船运的协定，中国政府已经表示接受现时的边界；根据要求，苏联主管当局允许为了砍伐干草和木材而使用那些
江上的一些岛屿——这是一种暗示：他们不再争论苏联对那些岛屿（包括达曼斯基岛）的主权要求。
照会继续回顾了五十年代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评论说：“如果不是由于中国方面所采取的立场，那么我们两国
间的贸易、经济和科技合作将会毫无疑问地成功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对今天来说也是适用的。……每当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安全出现危险时，苏联忠实于其友好、联盟和互助条约许下的诺言，总是站出来支持人民的中国。”（西方观察
家们把这些声明看作是在中国政策的变化事件中，苏联准备对中国继续进行经济援助和外交支持的一个建议。——作者
注）
在对边界谈判中断表示惋惜和回顾了１９６０年中国周恩来总理所说的苏中边界未确定部分“在地图上是无足轻重
的差异，是很容易和平解决的”之后，苏联照会敦促中国政府“遏制可能会引起复杂化的任何边界行动，并且在和平的
气氛中通过谈判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分歧”。照会建议尽快恢复１９６４年于北京开始的边界协商会，最后还说：
“苏联政府坚信，苏中两国人民的重要利益最终将有可能消除和克服苏中关系中的困难。苏联政府已经声明过，并且认
为有必要重申：苏联政府坚决拒绝任何人在苏联领土问题上的任何侵犯，以及用语言工具来讲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坏话的
任何企图都将会遭到严厉的反击。
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林彪元帅指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对苏联照会的答复。４月１１日，苏联的第二个照会建议
：于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５日或于中国方面认为适当的其他任何时期在莫斯科继续开始边界谈判。
第九章 争论与双边关系的发展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６年）
中苏边界问题的会谈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０日开始，但在以后的数月（参见第七章）里进展甚微。与此相应，中
国报刊上的反苏论战暂时不见了；但是，到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下半月又重新开始了争论；反过来，苏联报刊也重新开始
了其反华运动。１９７０年１月６日，《真理报》谴责说：“中国在进行备战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报刊对苏联的日益恶
毒的攻击。”最近几周，出现在苏联报刊上的文章反复谴责挑起战争歇斯底里的中国领导人。
在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以后的这个时期里，许多事情受到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国政府内部日益占优势的温和派的影
响。
苏联依然被看作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两国关系的特点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对抗和论争。然而，中国
激进派对莫斯科的军事敌视政策在文化革命期间就放松了，这一政策被周恩来的力求避免不必要激怒苏联的比较实际的
对外政策所代替。此外，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与美国发展了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参见第十章），作为对看得到
的苏联威胁的一种战略抗衡。
勃列日涅夫在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与中国的反应（１９７０年４月～７月）
除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外，来自各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都出席了１９７０年４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庆
祝会，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都未被邀请。４月２１日至２２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
埃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一次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再次说到，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预是保卫国际社会主
义运动所必需的，而且使苏联的行动与中国在亚洲支持“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自我扩张政策形成了对比。
在涉及苏联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段落中，勃列日涅夫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反社会主义阴谋……是剥削阶级的残渣
余孽精心策划并用恶意宣传作掩护的企图。这种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同右倾机会主义相勾结，并在世界帝国主义的支持
下企图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使捷克斯洛伐克同兄弟国家隔绝起来，从而给欧洲社会主义阵地以严重
的打击，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性，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以及信守社
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盟国的坚决行动，粉碎了敌人旨在破坏社会主义共同利益并最终破坏欧洲大陆和平的危险计划…
…”勃列日涅夫继续指出：“遗憾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