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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政府要给予更多的支持。
随着通过外交途径在北京举行谈判的延长，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中美两国政府发布了一个联合公报。公报声明
：“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中
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
公报指出，“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
将不超过……原有的供应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通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美国承认中
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
公报发表后，中美双方作了不同的解释。美国方面把公报看作是中国不会通过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的保证。中国方面
则把公报看作美国在限定的时间内结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保证。
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１日和１０月１０日，中国政府再次批评美国表示支持台湾的做法。同年１０月，在中美展开论
战的同时，中苏两国之间开始进行磋商，这是自１９７９年以来双方进行的第一次磋商。１９８２年秋，中国官方发表
声明指出，中国在苏美两国之间采取一种中立的立场。中国把美苏两国的政策同等地看作是“霸权主义”，但近几年来，
“霸权主义”这个术语却主要是为苏联保留的。
第十一章 后毛泽东时期的中苏关系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２年）
中国经过一段整顿和巩固的时期以后，１９７６年９月，毛主席逝世。在中国政府内部，邓小平的支持者逐渐形成
了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集团。中国的国内政策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政府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主要任务要求政治上
安定和实行党的纪律。为了获得先进技术和经济管理方法，自７０年代末以来，中国强有力地推行了“对外开放政策”。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国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见第十章）。与此同时，同日本、西欧的关系也取得了重大的
进展。
随之而来的变化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对“修正主义”苏联在口头上的谴责也有所减少。苏联希望更进一步地
同中国恢复友好关系，但是，由于中国人仍然担心苏联的“霸权主义”意图，从而使中苏两国恢复关系受阻。７０年代
末期，支配着中国外交政策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表明，苏联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在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就支持或
不支持印度支那的越南、柬埔寨的问题，就１９７９年１２月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问题，再次挑起了论战。
当１９８０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时，比较平稳发展的中美关系受到了破坏（见第十章）。
但是，到了８０年代初期，中美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这样，使中国对苏联发展双边关系的愿望产生了更为积极
的反应。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内部情况的发展（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９７７年７月）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主席逝世。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激进派”和“稳健派”之间进行的争夺最高领导
权的斗争。起初，在高级领导层中，没有一种派别能起支配作用。
但是，到了同年１０月７日，中共中央常委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继任毛主席的职务。与此
同时，激进派的四位领导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洪文（中国报刊称之为“四人帮”）因阴谋篡党夺权而被捕。尽
管部队在一些地区（如福建省）被命令进行休整，但“稳健派”的彻底胜利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对。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国掀起了声讨“四人帮”的运动。
开始，“四人帮”被指控为“丧心病狂地打倒中央和地方党政军一大批领导干部，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采取的“错误”政策受到了批判。继之，他们又被指控为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
实现。后来，宣传机构又指出，尽管他们表面上实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但实质上他们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
宣传机构强调了他们以前曾经与林彪元帅有过联系。１９７７年５月，在一篇文章中，作者断言张春桥在１９５４年已
成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追随者”。为了隐藏其反革命本性，１９５８年张曾经采取极端的“左”倾机会主义政策。
在对外交往中，“四人帮”被说成是“对外国人摇尾乞怜、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的人。这场运动扩大了范围，
攻击了“四人帮”在各省的代理人。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共开始进行内部清洗，１９７７年３月和１０月又再次进行
清洗。
结果，许多省党组织的领导人被更换。
在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１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四人帮”被开除出党。他们被定的
罪名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江青被判处死刑，后来被减刑为终身监禁，王洪文被
判处无期徒刑，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徒刑）。这次全会确定了华国锋为党的主席，恢复了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被撤销的
职务。这样，巩固了稳健派的地位。
苏联的主动和争论的重新开始（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９７７年４月）
苏联宣传机构始终把中国对苏联的敌视政策归因于毛主席和中国党内“激进派”的影响，并认为“稳健派”领导人
不支持这一政策。因此，毛主席的逝世以及中共党的领导人的更换，唤起了苏联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希望。
苏联评论家指出：１９７５年，中国发起的反对“投降主义”的运动攻击了中苏恢复友好关系的提倡者。１９７５
年１２月，中国释放了苏联直升飞机机组人员（见第１２章），这种做法暗示着中国为采取更调和的政策而迈出的第一
步。但调和的进程因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的逝世、由于激进派的压力致使邓小平蒙受耻辱而受阻。据信，在中国军队
的领导层支持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呼声尤为强烈。１９７６年２月，塔斯社的一位评论员写道：“赞同现实主义的国内
和国外政策的意见……正在领导人中不断传播。这些倾向与所谓温和主义或实用主义路线的立场相联系。这种立场与政
府机构或军队组织的代表有关……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过程，暴露了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即一
些领导人自己毫不妥协地采取反”左“行动的阶层和另一些炫耀对毛主席忠诚的阶层。但是，有些人的政治经历显示出
他们是作为”稳健派“属于老的一代或第二代领导人的范畴的。例如华国锋于政治局在名义上就是这一阶层的代表。此
外，１９７６年２月３日，苏联电视播放的中国纪录片曾猛烈地攻击毛主席和他的夫人江青，但没有攻击周恩来。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逝世后，苏联作了若干促进发展中苏良好关系的缓和姿态。苏联的宣传媒介暂时停止了所有
的反华宣传。此外，苏联共产党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了一则简短的唁电。完全可以相信，这是中苏两国几年来首次的直接
联系。
但唁电被拒绝接受，未能在中国报刊上刊登，因为当时两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与尚存的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同）。
然而，中国的报刊却简短地报道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特。马祖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伊。瓦。尔希波夫，外
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曾于９月１３日到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吊唁并在吊唁簿上签名的消息。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Ｉ。亚历山柯夫的文章，文章的内容没有涉及到毛主席。文章声
称：“我们的国家正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为解决边界问题而同中国举行谈判。苏联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对
中国的经济、领土和其他方面有什么要求……
双方本着共同的愿望和睦邻的精神，从共同的利益和各自的利害关系考虑，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没有解决
不了的问题。“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的国庆贺电也表达了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江青和“激进派”的领导人被捕，苏联国内对此表示欢迎。尽管苏联报刊避开对中国国内所有
发展情况发表评论，但苏联记者维克多。刘易斯（被认为是苏联官方观点的反映者）１０月１２日在伦敦《晚间新闻》
发表评论说：“敌视苏联的大多数领导人已被撤职。”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下半月，勃列日涅夫在自毛逝世后第一次公开
发表的声明中，谈到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他呼吁两国言归于好。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８日，在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举行的宴会上，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理所当然地特别关
注亚洲问题，这包括最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得到解决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睦邻、真正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和
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为未来和实现建设性的对话作好准备，我们应该逐步地、坚持不懈地建立关系。
任何一个用这种方法处理这种问题的国家都能期待着我们的理解。“过去曾比苏联人更引人注目的批评中国的蒙古
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说：”巩固和平与安全的前景正在亚洲面前开辟。“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勃列日涅夫在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内政治发展的舞台。现在很
难预测中国的政治路线。但很清楚，过去１５年中北京实行的对外政策已极大地被世界各国所怀疑。
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我们坚持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互不诉诸武力的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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