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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在他的报告中再次肯定了这一理论。
这一理论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制定政策的依据，成了中国稳健派领导集团的对外政策具有的主要特色的东西。这种
外交政策：（１）确认了中国最重要的斗争矛头是反对苏联，因为苏联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这一观点也是稳健派
的观点。（２）为中国寻求与反对苏联的世界势力结成同盟进行辩护，这也包括为中国同美国、西欧不断增长的密切关
系作辩护。（３）让中国在第三世界的“不结盟”国家中树立一个明显的独立偶像。
这一理论最完整的阐述出现在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长篇文章里。文章想方设法证实毛主席创立的这一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
大林教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文章叙述道：“世界各种政治发展，经历了一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面临着一种新
的历史形势……。”文章作了如下论证：“而到了后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苏联复辟
了资本主义并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虽然还存在着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过去的那样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存在了，并且历史条件也没有使重新
形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提供必要基础。“
文章继续叙述道：６０年代，苏联发展了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一个象美国那样威胁世界的帝国主义超级大
国。”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消耗了力量，由于它面对着日益增长的西欧与日本的经济力量，使“美帝国主义”
处于“衰落”状态。因此，“帝国主义阵营的许多国家，已经不再听从美国的指挥，甚至公开同美国分庭抗礼。”与此
同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艰巨的斗争相继宣告独立……中国过去长期受帝国
主义压迫……属于第三世界。”文章声称，“在全世界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
共同斗争中，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主力军”。应该对这种斗争给予“支持和援助，……由于苏联领导集团的背叛、修
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分裂，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已逐渐遭到破坏。”
文章说由于上述情况的变化，使世界形势形成了如下局势：“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它
们已成为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者，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它们之间的争夺必然导致新的世界战争。
苏美两霸对于世界的争夺，它们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威胁和全世界人民对于它们的反抗，已经成为当前世界政治的中心问
题。
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柱石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受剥削压迫最深、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一起，共同形成第三
世界，它们站在反对苏美两霸斗争的最前列，成为世界反帝反霸斗争的主力军。在上述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它们既对被压迫民族进行压迫剥削，又受超级大国的控制欺负，同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都有矛盾，具有两面性，是第三
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然而，文章又强调，”苏联还是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凶恶、更冒险、更狡
诈的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
这是因为：“第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比美国后起的帝国主义大国，因而更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美帝国
主义无疑也在继续谋求称霸世界，但它的摊子已经铺得太大，当前不能不力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在总的战略上
不能不处于守势。第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由于经济力量相对不足，不能不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和战争威胁来进行扩张…
…。第三，苏联的官僚垄断集团，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变为比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更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经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变为法西斯专政的政权，这就使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容易把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把整
个国家机器军国主义化……。第四，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而成的，它可以利用列宁的威望，
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 ”
苏联呼吁召开最高级会议（１９７８年２月）
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４日（中国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前两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信中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倡议苏中两国应该发表联合声明，其内容包括：“在和平共处、坚决地坚持平等的原则，互相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放弃诉诸武力的基础上，建立两国的正常关系。”信上还建议双方代表的会谈应
尽早在北京或莫斯科举行。“在足够高的水平上，确定双方都可以共同接受的文本。”信件作出结论说：“就我们来说，
我们准备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建议。”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在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在他的报告中，就苏联这封信的内容直接地作了回答。
华说：“中苏两国曾经是友好的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是苏联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挑起的。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到今天的地步，也是他们推
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造成的。原则争论必须进行下去。同时，我们历来认为，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集团口头上说愿意改善中苏国家关系，但实际上顽固坚持敌视我国的政策，
甚至狂妄地要我们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完全是白日作梦。如果苏联领导集团真的愿意改善中苏国家关系，就应拿
出实际行动来。“
同年３月９日，在中国官方给苏联的正式答复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在答复中，中国把苏联提出的原则声明看作
是“内容空洞的、毫无价值的”，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中国在答复中宣布，改善中苏关系，必须先采取解决边界争
端问题这一步骤。然而，同年５月至６月在北京举行的边界谈判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整个国际紧张局势的发展（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９７９年９月）
１９７８年夏秋和１９７９年最初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使中苏关系再次造成了紧张的局势。１９７８年８月华国锋
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的访问，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在同一个月，中国同日本缔结了友好和平条约。条约里
有“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含蓄地直接反对苏联，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美两国一致同意建立外交关系。
１９７９年１月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访问（见第十章）。在苏联所采取的敌视观点看来，中国、日本和美国结成太
平洋联盟的可能性很大。中苏两国还卷入到印度支那再次发生的冲突中去。７０年代，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已经开始恶化，
后来，随着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中国在１９７９年２月在中越边界地区教训了越南。在中越发生武
装冲突前，为了结成统一联盟反对中国，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苏联同越南缔结了友好合作条约。
这些事件发生的结果，使这一时期中苏之间的相互攻击达到了自１９６９年以来最疯狂、最剧烈的程度。苏联宣传
机构开始谴责中国实行“霸权主义”的政策。“霸权主义”一词是中国在以前经常用来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的。
即使如此，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２日，苏联还是任命伊利亚。谢尔巴科夫为苏联驻中国大使，接替瓦西里。托尔史蒂
科夫的大使职务（瓦西里。托尔史蒂科夫自１９７０年起任此职），伊利亚。谢尔巴科夫在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８日向中
国政府递交了国书。
中国内部政策的放宽（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１年）
自１９７８年起，在“文化大革命”中和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以前制定的政策在中国内部发生了剧烈
的变化。这些政策上的变化与不断地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人物邓小平有着密切的关系。邓在华国锋辞职后，成了无可争
辩的中国老资格政治家。华于１９８０年辞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赵紫阳接替此职。赵被认为是邓的政策的支持者。据
称，华的辞职是中央委员会为了防止权力过份集中于某个人身上（华当时还是中共党的主席）。毫无疑问，这与１９８
０年底和１９８１年初中共领导层内部发生的严重危机有关。这种危机通过１９８１年６月华辞去党的主席职务而由胡
耀邦接替此职得到了解决。胡是与邓有着密切关系的人。
华的辞职的内部原因，是在他任职期间对毛泽东思想和政策的评价造成的。华提倡的“两个凡是”的政策特别地受
到了批评。“两个凡是”指的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
遵循。”
据说这种政策导致了华犯了若干种“左”的错误。在毛主席逝世后不久，稳健派领导人认为再次发表毛主席对有关
政策的论述方面的著作是非常必要的。诸如《论十大关系》、《三项指示》，这显然是为他们制定的新政策寻找理论依
据。后来，稳健派领导人口头上仍然继续说怀念毛主席，但却停止了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毛的理论和政策逐渐地受到
了严重的批评。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
指导思想。但也断言毛主席在晚年“逐渐骄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