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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两国能够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９月１日，中国官方杂志《世界知识》发表文
章指出：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国在１９８０年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点小错误，见第十一章），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促进了世界和平，遏制了“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美帝国主义”。
１９８３年９月８日，米哈伊尔。贾丕才到北京访问，与钱其琛举行会谈。９月１５日会见了吴学谦（因黄华病重，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９日，吴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据报道，贾丕才前一次来访是应苏联大使的邀请而进行的，属私人
来访。新华通讯社强调指出，贾丕才这次是作为钱其琛的客人而进行访问的。
据苏联的消息透露，贾丕才和钱已找到了苏中对外政策的许多集中点。但据中国的消息透露，中国方面已告诉贾丕
才，除非排除三大障碍，否则改善中苏关系就没有基础，即使中国对三大障碍中的某些方面的立场有所动摇。据日本的
报纸报道，双方同意进行交换留学生，进行旅游、文化和体育的联系。同意研究中国为实现现代化恢复同苏联技术合作
的可能性。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６日，贾丕才离开北京回莫斯科时说，会谈是“事务性的”。他说，“我们已经打开联系
的渠道。
这次我们还讨论了国际问题。“
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２日，联合国安理会对一个提案进行了表决。提案对南朝鲜民航班机的死难者表示哀悼。南朝鲜
民航班机是在９月１日进入苏联领空后，被苏联喷气式战斗机击落的。对提案投票表决时，中国和另外三个国家投了反
对票（苏联也投了反对票）。
中苏第三轮会谈和进一步的争论（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６日，中苏第三轮会谈在北京举行。会谈是在伊利切夫和钱其琛之间进行的。由于中国坚持要克
服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三大障碍”还扩大到苏联在中国的远东边境地区部署苏联
ＳＳ—２０导弹等内容。１０月５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谈判没有固定的时间安排。在
回答记者的提问时，齐说，苏联在我国边境地区部署ＳＳ—２０导弹问题属于“三大障碍”的一个内容。中国希望苏联
在中国边境地区减少它的武装部队，包括“削减常规武器和核武器。”
在评论苏美两国在早些时候在日内瓦就削减在欧洲部署的中程核导弹时，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发
表文章指出：“苏联在亚洲部分地区已经部署了大量ＳＳ—２０导弹，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苏联
如果真如它自己所说的，希望减少核战争的危险，它部署在亚洲地区的导弹也应当大大削减。我国要求苏联消除妨碍发
展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之一，就是减少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这当然也包括导弹在内。……”（据估计，
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了１０８枚ＳＳ—２０核导弹。苏联官员说，在这些导弹中，有一部分是从东欧战区撤走的，现在
部署在远东地区）。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３０日，在伊利切夫结束对北京的访问时，中苏发表了一个公报。公报指出，会谈是有益的。第
四轮谈判拟于１９８４年３月在莫斯科举行。据有关消息透露，双方已达成了增加贸易、增加低级技术交流、加强文化
和体育联系的协议。苏联代表团提出，越南问题将在另一次会谈中单独讨论。中国代表团对此没有异议。
中国领导人在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发给苏联人民的贺电中，呼吁实现“中苏友好关系”。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７日，
《真理报》用头版头条的片幅发表了贺电的全文。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７日，吴学谦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重要政策报告中指出，因为莫斯科拒绝讨论“三大障碍”
问题，所以，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会谈出现僵局的结果，使中苏双方的宣传媒介对对方的政策
进行了大肆的攻击。１９８３年下半年，即１月２３日至２６日，胡耀邦和吴学谦访问东京，当中日关系得到改善时，
苏联对中国的批评变得特别尖锐起来了。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下旬，盖达尔。阿利耶夫（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访问了越南。１１月３日，新华社攻击苏
联使用了在越南的军事基地。新华社指出，苏联“已经向亚洲和太平洋以南地区部署了２０００枚以上的巡航导弹。”
苏联这种做法威胁着这一地区“各国的安全”，威胁着“国际航道的安全”。
吴学谦在访问日本时发表声明说，两个超级大国应对核军备竞赛负有责任。苏联报纸《消息报》发表一篇文章（署
名为Ａ。彼得罗夫，苏联发表高级声明的笔名）对吴在日本发表的声明进行了批评。文章质问道：“吴的声明忽视了不
断增加的军事危险的根源，而这种军事危险的根源源于帝国主义最反动圈子的冒险上。中国企图在公正的幌子下，歪曲
苏联爱好和平的目标，这能允许吗？”同一天，《真理报》批评了吴“吃惊”地支持了日本对苏联占领北方四岛的领土
要求。东京认为，北方四岛是日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１９４５年以来，一直由苏联占领（见第九章），文章引
用了１９５０年周恩来总理的拥护苏联声明的语言，并用这些语言评论吴的声明，说吴的声明“干涉了其他国家的内政”，
是“霸权主义的公开声明。”
１９８４年初，苏联对中国的攻击又重新开始了。这些攻击主要是对中美改善关系的反应。
同年１月，赵紫阳访问了华盛顿。１月３日，《消息报》对新华社发表的关于苏在阿富汗政策的反苏造谣文章进行
了攻击。文章批评中国说，中国只找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而忽视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在赵紫阳访问日本期间，苏
联宣传媒介攻击中国。说在关于核军备的争论中，中国对美国抱支持的态度。
１９８３年底，中美关系已开始得到改善。１９８２年８月，中美就美国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签署的联合公报
（见第十章）并没有阻止在上述持续数月问题上的争论。１９８３年初，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也有助于冷淡两国之间的关
系，这些问题包括４月份美国同意对中国网球队员胡娜在美国政治避难的决定。这就导致了中国取消同美国的所有官方
的文化和体育交流。然而，美国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访问北京之后，通知中国政府美国将放松向中国出口高技
术的限制。中美关系得到了改善。美国的措施于１９８３年６月得到了实施，它为１９８３年９月卡斯珀。温伯格（美
国国防部长）对中国的成功访问和为１９８４年１月赵紫阳对华盛顿的访问铺平了道路。
安德罗波夫的逝世与中苏关系的后果（１９８４年２月）
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４日，胡耀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重新提出了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的呼吁。
他要求苏联谈判者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时指出：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且“这也是我们的愿望”。
继１９８４年２月９日安德罗波夫逝世之后，中国采取了主动。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代表中国参加了安德罗波夫的葬礼，这是二十年来中国最高级领导人访问莫斯科。在葬礼之
后为外国领导人举行的短暂招待会上，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后来被任命接替安德罗波夫的职务）同万里只进行了简短
的会谈。后来，万里与盖达尔。阿利耶夫举行了会谈。
在后来的发展中，据报道，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２日，邓小平指出：只要“三大障碍”依旧存在，中苏关系的“根本
改变”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坚持认为，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其他一些领域里改善和发展关系”。１９８４年３月９日，
《中国日报》宣布：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将于１９８４年晚些时候访问苏联。
中苏第四轮谈判（１９８４年３月）
１９８４年３月初，中方声明和苏方声明都反对这种推测：即中苏定于１９８４年３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四轮谈判
中，两国关系的改善将有突破性进展。３月２日，万里指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不会因一个人的逝世而改变”。
契尔年科在当天的讲话中拒绝了中国打破僵局的要求。他指出，苏联无法达成有损于第三国的协议。１９８４年３月初，
苏联通讯社塔斯社发表了蒙古政府反对中国要求苏联从蒙古领土撤军的一份声明。声明指出，苏联在蒙古驻扎军队，
“纯属蒙古内政”，这并不对中国的安全造成任何威胁。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２日至２７日，钱其琛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和列昂德。伊利切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于莫斯科举行了
第四轮谈判。在主要问题上，谈判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但是联合声明特别提到了两国在体育、贸易和文化方面进行的
有益的联系。西方外交家指出，在里根总统访华前夕，中国极想加强更多的接触点，以表明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保持平
衡（见下述）。３月２７日，塔斯社报道说，谈判是在坦率、平静的气氛中进行的，并将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继续举行
谈判。
在谈判期间，钱其琛于１９８４年３月２３日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据塔斯社报道，他们讨论了
国际问题和中苏之间积极对话的必要性；葛罗米柯表达了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的愿望。
里根总统访华（１９８４年４月）
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６日至５月１日，里根总统访问了中国，这是他第一次到达一个共产党国家，也是１９７９年中
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后美国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