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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言不得体的赞颂。”
赫鲁晓夫访问北京（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０月）
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返回莫斯科后，立即飞往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国领导人在公开的声明中避
开了对赫鲁晓夫访美的批评。在９月３０日的宴会上，周恩来祝贺他“作为和平使者访问美国所获得的成功”。赫鲁晓
夫在答谢辞中强调必须以解决国际争端为手段消除战争，警告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社会主义给人们带来了和平——这是最大的幸福。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越壮大，它就越有可能有效地捍卫世界和
平事业。现在，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因此，有了排除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可能性。”
“现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始表现出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既成形势的倾向。”
“我刚从美国回来，在我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必
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因此，我们这一方面也应该尽力排除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的战争，而用谈判来解决争端。
……
维护和平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
“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继续说：“拥有种种手段，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阴谋，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通过干
涉我们这些国家的内政来把我们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拉开，并使我们回到资本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
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
也绝对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甚至像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崇高而进步的制度，如果人民不要它，也不能用武力
强迫他们接受。因此，一贯执行和平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精力来进行和平建设，……至于哪一个国家什么时候走上
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要由人民自己来决定，这件事对我们是最最神圣的。……”在北京期间，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
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但是没有发表任何公报，这暗示着他们没有能够达成协议。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４日，赫鲁晓夫离开北京之际，在机场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他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即“能够永
远地排除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并且指出：苏联“将利用一切可能来消除‘冷战’。”
达拉克事件（１９５９年１０月）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当印度警察巡逻队的９名成员在与中国军队的一次冲突中被杀和１０名成员被
俘时，中印边界第二个严重事件发生了。
印度政府声称，这一事件发生于达拉克（位于克什米尔北部地区）境内４０英里处；中国政府坚持认为印度人员侵
入了中国领土。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７日赫鲁晓夫指出，苏联政府将“全力帮助”找到一个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办法，这一争端应该
在友好的气氛中得以解决；关于达拉克事件，他指出，该地区“荒无人烟，而且毫无特殊价值”。苏联新闻界对这个事
件采取了完全中立的态度，把中印两国各自的观点在报纸上置于同等地位，不加任何评论。
苏联继续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９年）
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在这一时期仍在继续，其签署的主要协定如下：（１）１９５６年４月７日签订的协
定规定，除了中苏在早些时候所规定的（苏联援建的）
１５６个工业企业以外，中国将在苏联的援助下建设５５个新的工业企业。将要建设的这些新企业包括冶金厂、机
械工程、化工厂、塑料和人造纤维厂、电器和无线电厂、发电厂、人造液体燃料厂、航空工业研究所等。这些设备的总
值大约为２５亿卢布（按当时的兑换率约合６亿３千６百万美元），中国政府将以向苏联提供各种各样的物资来支付上
述设备的金额。
（２）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９日，宣布了中苏两国共同开发构成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地区之间边界的阿穆尔河（即黑
龙江）—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协定。这个协定为在该流域修建一系列的水电站、工业开发和为阿穆尔河（该河流没有足够
的深度适合大船航行，而且河口一年之中有许多时间被冻结）修建一个新的出海口提供计划。
（３）１９５８年８月８日，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新建和扩建４７个冶金、化学、煤炭、机器制造、木材和建筑
材料企业以及发电站等项目。
（４）１９５９年２月７日签订了一项关于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７年８年时间，苏联向设想追加的７８个大型建
设项目（比前一个协定多了３１个项目，并以这一次的项目代替以前的项目）
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协定。在协定期间，苏联援助的总价值计５０亿卢布（约合１２亿５千万美元），中国将以
货物交付来抵偿上述价值。
（５）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２日，签订了一项关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协定书，在协定书中，苏中协定准备就冶金、
机器制造、煤炭和化工工业，以及科学研究的其他方面互相交换专家和技术资料。
在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０日所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份调查中，莱蒙德说：“苏联援助所建造的１４１个‘项目’
（例如：１９５３年宣布的那些项目）——工厂、企业、水坝、实验室、科学发展项目等等——逐渐发展成为１９５４
年的１５６个项目，进而到１９５６年发展成为２１１个项目，最高到１９５９年发展成为大约２５０个项目。在许多
情况下，中国人仅仅是根据苏联人的方案来建设这些工厂的。苏联人提供了所有的机器，指导了这些机器的安装、试机，
只是当生产开始时苏联人才离开的。
周恩来曾经说过，在１９４９的至１９５９年期间，苏联提供了１０８００名技术专家，另加来自中欧的１５００
名技术专家。苏联人则声称，在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７年期间，在苏联共为中国培训了１３６００名中国专家、留学生
和工人。苏联向中国贷款的总数目从未透露过，但是，美国专家估计为２２亿美元，其中，４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
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
第三章 公开论战的开始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
１９６０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公诸于世。虽然在１９６２年底以前，
双方都在竭力控制以免相互直接攻击。当时，中国人一般总是公开攻与“修正主义者”，尤其是南斯拉夫人，常常用批
评意大利共产党（当时由亲苏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所领导）这种指桑骂槐的方法去攻击苏联领导人。
苏联共产党人一般是直接攻击“教条主义者”，尤其是阿尔巴尼亚人（１９６１年与阿尔巴尼亚党关系破裂后）。
在论战的初期阶段，争论的主要问题如下：（１）中国人否定了赫鲁晓夫下述“天真的幻想”的观点：在资本主义条件
下，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裁军是可能的。
一些西方政治家承认了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认为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不仅包括否定阶级斗争，而且包括“不惜一
切代价的和平”。
（２）关于支持和平共处原则的争论。苏联共产党强调，核战争将证明对有关各方面造成的惨重损失是同等的。中
国共产党坚持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莫斯科会议上表达的观点，即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导致共产主义的更大胜利。
（３）在援助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运动中，考虑到对国际形势的影响，苏联表现得比中国较为谨慎。例如：
１９５８年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所建立的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人立即承认了这个临时政府。而苏联并非如此，它直
到１９６０年才给予了承认，这显然是为了避免与法国关系的复杂化。
（４）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问题上，苏联理论家坚持主张，不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
盟，以此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该理论的一个实例就是１９４５年斯大林曾经劝告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合作。
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１９６０年８月２６日强调，不为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高压行动“，构成
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宗派主义形式“。谴责那种”输出革命“和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那些内部条件不成熟的国家的观
点。８月３０日，北京《人民日报》在答复中声称：”如果把殖民地资产阶级领导的运动看成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单
纯地拍手称赞，或者大力支持，而对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帝斗争却是默不作声，或者厌恶鄙视，那就在事实上采取了资产
阶级观点。“
（５）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关于在一定条件下，共产主义政党有可能通过非暴力革命的议会道路来夺取政权的观
点持怀疑的态度。
（６）苏联共产党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例如，在与印度关系的问题上），严重地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
（７）中国人不支持苏联否定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苏联的资料表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使自己在
中国成为了同样的个人崇拜的中心。
（８）中国人谴责苏联共产党力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例如：１９５６年苏联共产党事先不与
其它共产主义政党商量而谴责斯大林；提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理论。苏联共产党则指
责中国人用“分裂主义”活动分裂共产主义运动来进行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