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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给政府，势必造成一个过分强大、干预过多和代价昂贵的政府，过多的政府行动将导致税收增高、通货膨胀，是反生产的；刺激发明家、资本投资者和精明的工商企业领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冒险精神的创业动力因此会无可挽回地衰减。另一方面，过多依赖或依附于政府会腐蚀精神，特别当人民从政府那里获得太多的好处时，就意味着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减少，就会忘掉那些值得珍视的个人自由和财产权，直至最终丧失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自由派推动的福利国家和规章国家会破坏自立、自强、自助的道德伦理和丧失个人的责任意识，摧毁个人主动性、创造精神和可以导致经济机会真正均等的经济成长的发动机。
对于自由主义制度下的贫困问题，保守派指出，允许穷人从富人那里取得好处最终将伤害两个集团。戈德华特认为：“要让福利成为私人关心的事情。让个人、家庭、教会、私人医院、宗教组织、社区慈善单位和为了这个目的成立起来的其他机构来促进这件事……每一个并非由联邦政府福利拨款而来的美分都有可能供私人使用，而且可以节省因这笔钱经过联邦官僚机构之手时所需的管理费用”。另一方面，保守派也鼓励公民更多地予以忍受。
保守派认为，权力趋于腐败，政府行为必须受到限制，禁止政府超越它的界限去破坏社会应起的作用。为了把政治权力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必须保持最大限度的警惕和谨慎。传统保守派支持整个政治和社会体系内分权，倾向于主张扩大州和地方政府的作用，降低全国政府的作用，把地方自治作为“保护个人自由的手段”，以避免权力在国家一级过分集中。
保守派反对堕胎，支持反对对枪支加强管理的全国步枪协会。他们在容忍上一般较自由派要差，激烈批评同性恋、嬉皮士、吸毒、色情和卖淫，担心他们所指出的这些东西是一种道德的衰落，并且主张政府干预这些现象。显然，这与他们弱化政府作用、重视个人自由的价值倾向是相背离的。就是说，保守派尊奉的是古典或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对新鲜事物则持怀疑和保守态度，表现了更多的消极被动性。
这里要提及的是美国一种自称新保守派的兴起，新保守派愿意为压倒一切的社会目的而干预市场，但宁愿通过“操纵”市场或甚至用创造新的市场来这样做，而不是通过增加官僚机构或中央政府的控制。他们支持死刑惩罚犯罪。比起关心无家可归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犯罪问题，通常采取较为强硬的路线，更多地关心犯罪的牺牲品而不是被告的权利；认为法庭在保护罪犯权益方面走得太远，而对受害者的安全几乎漠不关心。
新保守派较自由派更多地支持增加军费开支。被称为新保守派导师的施特劳斯确信，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争，敌我问题是正当与不正当的问题；民主价值观必须通过斗争来争取，道德上的相对主义使人堕落并将渐渐使其被法西斯主义所控制。在对外政策方面，新保守派轻视把联合国、“国际法”甚至北约作为解决美国对外政策问题的可行手段；在是通过创造一个作为人类卓越的美国方式来推动其他国家效仿美国，还是通过使用武力积极塑造未来世界秩序达到其目的的问题上，新保守派更倾向于采取后一方式；在不得不使用武力来处理某一事件时，新保守派反对退回到孤立主义立场上。美国十几年前入侵格林纳达、巴拿马，最近攻打阿富汗、伊拉克都体现了新保守主义的主张，共和党的前总统里根、现总统布什更具有新保守主义的倾向。由此可以看出，新保守派表现了一种扩张政府作用，积极主动实现其目标的激进倾向，显现出自由派的某些特征。
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上述差异性，如果从哲学层面上分析，在于自由派相信进步的可能性，相信事情能够解决，未来会变得更好。因此，自由派是一种希望社会能有所改进、对社会事务主张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干预政策的派别。他们一般接受作为自由不可避免的副产品的反常行为和意见。“当代自由派倾向于把不同观点的自由交流与社会实验的企图看做是社会改善和进步的潜在先兆，认为非正统信仰和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与它们潜在的好处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是为社会进步付出的很小代价”（麦克洛斯基语）。而保守主义基于对人性缺陷和局限，以及对人类文化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认识，将人类的失败、过失、犯罪看做是人性使然，因而表现了对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恐惧和对传统、习俗、稳定、法律和秩序的尊重。他们主张节约和自身自治，害怕变化，重视传统和老派作风，更愿意容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消极现象的存在。麦克洛斯基和布里尔论述到：“可以追溯到对每一种意识形态体现的希望、恐惧和价值观，保守派反复表明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感到恐惧。除了很少的例外，保守派是一个传统、稳定、尽职尽责和对权威——首先是凌驾于一切互相竞争的价值之上的‘法律和秩序’表示尊敬的党。”保守派坚持认为大多数人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体制、严格的法律和道德规范，以使人的欲望受到控制。
保守派价值观可归纳为：政治上信奉自由、传统、秩序，以及对人和政府的不信任感；经济上信奉竞争、自立自助和自由放任，它反映的是对原则的坚守，体现了一种历史厚重感，具有更多的实用性。对保守派而言，传统是实践证明有效的经验，对传统的维护可能会延缓进步，但至关重要的社会秩序却可以维续；而新生事物则具有不确定性，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危及到一些神圣的东西，发展下去会摧毁他们所珍视的自由。保守派主张勇于冒险和努力工作的人应得到更多的经济报偿，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有利于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和社会的进步。保守派的基本价值观和主张代表了美国社会主流价值倾向，表现在大多数联邦法律、规章（如累退税制）和政治决策机构（如立法机构或法庭）都有利于富人。保守派价值观也反映了“美国梦”所追求的价值内涵——自我为中心、实利主义、个人主义，这些是美国人心目中的牛仔英雄形象——放任不羁和自力更生，而反面人物则常常是官僚——政府管理人员、收税人员或任何一位把各种限制强加于社会的人。比较而言，在美国，温和派公众居多，保守派公众则较自由派占多数。这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社会现象，因为保守派在政治上的保守态度，导致其很难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主张，反而给人以维持现状、僵化刻板和维护少数富人利益的感觉——虽然它可能是一种表象，这一般在其他国家里不易得到民众的认可。
保守派根本上认为他们坚持的保守态度是为了保守自由，但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到，美国的保守派源于对传统和道德的执着所表现的对新生事物的害怕和抗拒，并主张政府阻止这些新生事物的存在，这实际上违背了“选择的自由”的原则，走到了自由的反面。世界是永远发展变化的，社会进步是在不断试错中完成的，如果我们对陌生的、不曾出现的事物持抵触态度，那么社会进步就不再有可能。而且，我们对新生事物的态度，应考察其是否危害到公共利益，否则，我们就不应对其压制，我们之所以信奉自由，就在于它能够促进人类的进步，在于人类经常无法判断一种事物的是非，而只能让时间来检验。
从上述可以看到，保守派和自由派在维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同时，均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侵害了个人自由，如此看来，没有百分之百的不对个人自由构成损害的制度。但也可以看到，自由派和保守派实际上是一种互动和互补的关系。因此，保持这两种价值之间的平衡对维系自由制度就显得非常必要，而美国的现实政治正反映了这一特征。一段时间，自由派价值观处于上风，最明显的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对平等的诉求被社会优先考虑；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如在七十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发生滞涨以后，保守派价值观处于上风，自由（摆脱政府控制的自由）被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一段时期里，这个国家为没有落实向穷人、失业者和其他处在不利状态的群体许下的有关美国生活民主的诺言而感到震惊，于是便可能加倍努力来改正这种失败。然而，在下一个时期，许多人可能抱怨说这个国家在追逐这些目标方面走得过远，于是又可能转为较为保守、自由放任和偏资本主义的路线上来”（麦克洛斯基与札勒语）。从长期来看，这一政治平衡状态避免和缓解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这种转变并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客观环境变化的要求。另外，即使一种价值观念在一段时期内处于主导地位，另一种价值观念及其所代表的利益也会得到兼顾。他们“缺乏广泛的、坚定的意识形态。制定政策的特点与其说是依靠以一套斗争的意识形态反对另一套意识形态从而形成固定的联盟，不如说更多地通过权宜的‘联合’，主要是一种中庸和调和的政治，而非两种、三种或更多种有关政府的竞争性哲学之间长期而紧张的斗争”。所以他们称自己的政治传统体现了“实用主义”。这种政治特征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原则：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流派有其自由存在的空间，但如果作为一种政党主张和政策在美国是要被人唾弃的。如前面提到的极右的共和党先驱巴里·戈德华特和极左的乔治·麦戈文分别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总统竞选中都遭到了惨败。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自由派和保守派只是在政治和社会平等的分寸和尺度把握上存在分歧，即是优先促进个人主义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