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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在古拉格群岛时代，俄罗斯人认定苏联必然有一天会启动民主化进程——“民主化进程”被视为历史的必然性，但实际上具有极大的或然性，所以每一个在古拉格群岛中苦熬的俄罗斯人不可能事先算定是在哪一天、由谁启动民主化进程，更无法知道在有生之年自己是否一定能看到这一天。这一已经成为过去完成时的“俄罗斯焦虑”，如今成了某些国家的现在进行时。
唱“高调”还是唱“低调”：这是个问题
？ 魏邦良吴小如先生是北大讲授古典文学的教授，有段时间，他曾经在好几篇文章中痛斥自己的某个儿子，其中用到了诸如“令人发指”、“倘能保持一线天良”等足以振聋发聩的字眼。有读者撰文盛赞吴小如的文章。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吴小如先生却不仅“外扬”了“家丑”，而且在不同场合一而再再而三地“外扬”了“家丑”，这种壮士断臂般的勇气确实可贵，这种嫉“子”（当然是吴小如眼中的不孝之子）如仇的精神也确实可嘉。本着“奇文共赏”的原则，现将吴小如一篇题为《老年人的悲哀》的文章中关键段落摘抄如下：……说到我本人，虽说情况特殊，命运并不例外。我有子女四人，三个都不在北京。只有一个儿子在北京工作，由于儿媳是独生女，因此儿子婚后便“嫁”了出去。始则每周回来看望一次，继则不定期前来，遇到有事，还能召之即来……今年三月四日，老妻突然脚肿不能沾地，痛得流泪，我急以电话召儿子，盼他助我一臂之力，答以“现在我发烧，过几天再说”。次日幸好有一热心大夫肯惠临寒舍，为老伴处方治疗。我一人无法兼顾内外，只好打长途电话把在上海工作的小儿子急召来京，他用了一周时间帮我渡过难关，匆匆返沪。令人发指的是，在北京的儿子为了想发财打电话到上海找他弟弟帮忙，从而知道其弟为母病已来北京，于是把电话打到家中，只字不问父母，只同其弟谈生意。我忍无可忍，在电话中申斥他几句，从此挂断电话，杳如黄鹤。一晃一年半，俨然同父母“断交”了……〔1〕吴小如先生的一顿训斥，把儿子“训”得一年半没露面。硬的不行，吴小如只好来软的，在文章的最后，吴小如换了一种口气说：我只想对尚有父母在堂的中青年朋友（包括已同我“断交”的那个活了四十多岁的儿子）说两句心里话：一是不要只为了发财与谋利而把与生俱来的先天良知挤出了你们的躯壳，倘能保存一线天良，勿忘父母在那艰难岁月里哺育你们成长的苦心，等你们到了我这把年纪时或者能稍减自己的惶恐与惭愧；二是把你们“孝顺”你们的独生儿女的全部爱心拿出百分之一二来对待父母，那么我们这些七八十或六七十的老人就百分之百地心满意足了。〔2〕怜贫惜老之心，人皆有之。读了吴小如这篇文章，笔者对他的晚景凄凉也是十分同情。不过，吴小如文章里有几处颇堪玩味，这里不妨提示一下。“我有子女四人，三个都不在北京。只有一个儿子在北京工作，由于儿媳是独生女，因此儿子婚后便‘嫁’了出去。”在吴小如看来，女儿可以出嫁，儿子怎么能“嫁”出去！其实，在现代社会，儿子即使不“嫁”出去，也是要自立门户的，如此简单的道理，吴小如不是不懂，他只是心里有点不平衡——自立门户倒也罢了，倒插门，岂不让亲家拣了便宜？吴小如在这里有点吃亲家的“醋”：为什么你们的女儿不嫁到我家来，反倒让我儿子去你家倒插门？
“把你们‘孝顺’你们的独生儿女的全部爱心拿出百分之一二来对待父母，那么我们这些七八十或六七十的老人就百分之百地心满意足了。”在吴小如看来，孝顺父母，天经地义；“孝顺”儿子，成何体统？然而，在儿子看来，孝顺自己的老子理所应当，疼爱自己的儿子也是人情之常。这样浅显的道理吴小如也不可能不懂，只是儿子把“孝顺”分配得不够均匀，于是，吴小如又开始吃醋，这回，吃的是孙子的醋：为什么疼你儿子没完没了，对你老子敷衍了事？“倘能保存一线天良，勿忘父母在那艰难岁月里哺育你们成长的苦心”这句话，最堪玩味。乡下妇人对付犟儿子的法宝之一是，眼泪鼻涕双管其下，哭诉道：“老娘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成人，你现在翅膀硬了，不听老娘的话了，莫非你良心让狗给吃了不成。”和村妇的哭诉相比，吴小如这句话当然文绉绉得多，但基本意思大致相同。
其实，儿子要不要记住“父母在那艰难岁月里哺育你们成长的苦心”？不记住这份“苦心”，就是没有“保存一线天良”？这个问题，大可商榷。胡适博士在长子胡祖望出生时，曾写了一首题为《我的儿子》的诗。他的这首诗，宣扬的恰恰是“非孝”，现在读这首诗，仿佛北大校长胡适故意和北大教授吴小如“抬杠”。在这首诗中，胡适写道：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3〕此诗一出，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有赞同叫好的，也有反对漫骂的。于是，胡适又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儿子》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又申述了诗中关于“父母于子无恩”的看法：“我想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的给了他一条生命……我们既无意，如何能居功？……这个人将来一生的苦乐祸福，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的功罪，我们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一再强调，做父母的，对于子女绝不可居功，绝不可示恩，千万不可把自己看做一种“放高利债”的债主，而是要彻底解放孩子。同时，胡适也不赞同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4〕。
胡适的看法，吴小如不会苟同。不过，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儿子即使有孝心，恐怕也很难有时间有能力尽孝，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是也。关于这一点，老北大教授周作人说得极为透彻。周作人在年过半百之后，曾在一篇文章中详细而周密地谈论过“孝”：“以余观之，现代的儿子对于我们殊可不必尽孝，何也，盖生活艰难，儿子们第一要维持其生活于出学校之后，上有对于国家的义务，下有对于子女的责任，如要衣食饱暖，成为一个贤父良夫好公民，已大须努力，或已力有不及，若更欲采衣弄雏，鼎烹进食，势非贻误公务亏空公款不可，一朝捉将官里去，岂非饮鸩止渴，为之老太爷老太太者亦有何快乐耶。”〔5〕吴小如的话，合情；周作人的话，在理。在我看来，两人惟一的区别是——吴小如站在“老子”的立场，大发感慨，字字动之以情；而周作人则站在“儿子”的立场，细述苦衷，句句晓之以理。如果吴小如愿意像周作人这样站在晚辈的立场看问题，他是不是还有“激情”一而再再二三写那些“训子”的文章呢？中国有句古话曰“养儿防老”，我想，吴小如肯定会赞同这种说法。不过，中国同样有句古话曰“养儿还债”。《笑林》里一则笑话说的就是这回事——有人见友急忙奔走，问何事匆忙，答云，二十年前欠下一笔债，即日须偿。再问何债，曰，实是小女明日出嫁。此是笑话，却非戏语。其实，不管吴小如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养儿还债”的情况比“养儿防老”要普遍得多。
不过，话说回来，作为长辈，如果像胡适那样“要彻底解放孩子”，像周作人那样要儿子“对于我们殊可不必尽孝”，而中国现阶段又缺少一些像美国那样让人放心的养老院，那么，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也确实是一桩让人头疼的事。看来，不依赖晚辈也不成，不过，让晚辈成为传统的“孝子”，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所以，像吴小如那样想要儿子“召之即来”，不来，就“忍无可忍，在电话中申斥他几句”恐怕不行了，退而求次，只要晚辈能像看望老友那样“常回家看看”父母，父母理应心满意足。还是借周作人的话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我想五伦中以朋友之义为最高，母子男女的关系所以由本能而进于伦理者，岂不以此故乎。有富人父子不和，子甚倔强，父乃语之曰，他事即不论，尔我共处二十余年，亦是老朋友了，何必再闹意气。此事虽然滑稽，此语却很有意思。我便希望儿子们对于父母以最老的老朋友相处耳，不必再长跪请老太太加餐或受训诫，但相见怡怡，不至于疾言厉色，便已大佳。这本不是石破天惊的什么新发明，世上有些国土也就是这样做着，不过，中国不承认，因为他是喜唱高调的。凡唱高调的亦并不能行低调，那是一定的道理。〔6〕吴小如就是“喜唱高调”而“不能行低调”——一顿申斥，让儿子一年半没露面。
写到这里，这篇文章本可结束。但碰巧，笔者前不久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放的一期节目《父子协定》，谈的就是父子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看来，这个问题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也是十分迫切的。
这份《亲子双向自立协议》，是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老年问题的专家郝麦收在自己的三口之家里进行的一项现代亲子关系实验。六年前，父亲郝麦收与刚满二十岁的郝丁签下了一份《亲子双向自立协议》，协议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儿子郝丁承担的责任，第一条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