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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无法满足人类固有的某些精神需求，正是自由主义和自由民主社会的最大危机。这正是福山否认存在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内部更深刻的不满的根源或者最终会使它陷于崩溃的重大缺陷”。
从近代以来，与自由主义相对峙的一直有一条“集体主义”或“激情主义”的脉络，后来终于发展成共产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对峙，直到福山说的“历史的终结”那个时刻。其实从另一角度看，与其说二者是对峙的，不如说它们是互补的，以奇异的冲突的方式共同满足了人类的某一类需求。古典自由主义的土壤是经验主义，它一开始就是重经验轻理想，重技术轻激情的，它以现实的态度逐渐为人类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这种制度本身也就是它的理念。而由大陆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混合而生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则满足着人类对激情、对革命的需求，它一直在追求，在反叛社会和自己，目标却始终在变化，甚至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不时走入破坏性，那个“理性王国”则越来越高不可及。前者在现实中占了上风，把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后者看做是对人类的威胁，致力于在世界上消灭后者，但假定它真的成功或者接近成功了，却又马上陷入困境：历史终结了。用什么来代替集体主义、激情主义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自由理念本身，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本身有这样的功能，比如1975年的哈维尔，完全可以在追求社会自由中得到圆满的精神满足。这时自由主义和革命的使命结合在一起，即使是“天鹅绒革命”那样的革命。布什和布莱尔也可以从他们自认为赋有的使命中满足。但是当自由实现了呢？已经实现的自由理念本身，能够继续满足人的精神追求吗？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之一是反对激进，反对革命。当社会制度设计得好好的，人的生活中不再或很少有不公、贫穷与压迫，却也不再有动荡的革命、盛大的游行、惑人的意识形态，人类那永不枯竭的创造性需求又向何处追求呢？他是否甘于让自己的生活随着历史一起终结，即使是以最理想的样式终结呢？
人类不甘心。于是产生了两种现象：疯狂地、极富创造性地追求快乐；或者损害生活、追求痛苦。“猎人”无疑包含着被滥用了的创造性，像迪斯尼、可口可乐、大片这样的美国“快乐文化”制品，是否也包含着被滥用了的创造性呢？为美国人制造了一大群恐龙以供娱乐的大导演斯皮尔伯格说：“美国人是一架寻求快乐的永动机。如果你立意去满足他们对快乐的渴求，你会被累死。”过分的快乐使人厌倦，于是损害生活、寻求痛苦成了更有吸引力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到了邪教，看到了吃人者和甘愿被吃者，看到了塔利班队伍中的美国年轻人，看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西方青年的“毛崇拜”。作为对这种社会现实的批判，我们看到了新左派。似乎人们着意要把已经建立好的东西破坏掉，使它变得痛苦和不完整，在这当中他们才感到自己拥有真实，而那看似完美的东西不过是真实生活的替代品。这里涉及了自由主义者最大的心病：人类的理想主义、不成熟并时常造成破坏和专制的激情，看起来是与人类相始终，他们为什么要对现实的、理性的、运转良好的制度产生破坏心理呢？那些从荒僻的小山谷里发出声音来反对自由世界的人，他们到底为什么抗拒自由民主理念带来普世的幸福呢？
1975年的哈维尔，和2002年在纽约市立大学发表最后一次在美国演说的哈维尔，精神状态不同。1975年和以后很长时间，哈维尔相信当适当的时刻到来，一个诗人可以解除两个整师的武装。他的自由主义中掺杂着这种激情的因子，使他在批判胡萨克时精神饱满。他的这种信念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下”，真实地通过“天鹅绒革命”实现了。而在2002年的纽约，哈维尔强调：“诗人的警告之声应当更仔细地被听到和被认真对待，甚至比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的声音要更严肃地对待，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指望这个世界在诗人的手中突然转变为一首诗。”他发现：“在狠狠地摔到地上方面，在从令人兴奋的革命世界进入例行公事的官僚世界方面，我并没有被赋予外交上的豁免权。”他变得怯场、犹豫，因为“我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更可怕的是——包括我本人的良心在内都越来越不再问我什么是我的理想和目标、我希望达到什么、我希望如何改变世界，反而开始问我什么是我实际上达到的，我的意图中实现了哪些，有什么样的结果，我希望留下什么，我希望身后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等等”。理想主义变成了经验主义，官僚架构、日常事务中无法安放人的激情，而这让哈维尔产生了同他当初在极权主义之下相似的焦虑。也许，他焦虑的是：不管是这种稳定（也许可以说是真正的稳定），还是那种表面的稳定，可能都不能带来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也许就是在对稳定的破坏之中？就像“熵”那样，不停地从有序走向无序，从有效走向无效，从来也不会有熵减，只有不断的增加，直到人类耗尽自己的活力，达到“热寂”状态？哈维尔自己说：“在这个星球上能真正毁坏生活的惟一力量是那种不知道妥协的力量：第二热力学定律的普遍效应”。但如果人类的生活真的完全服从这条自然界的热力学定律，那么它岂非就降落到了蔬菜的水平？死亡岂非成了最重要的原则（只不过不是被杀而是自杀）？
这就是哈维尔的背谬或困境，但绝不仅仅是他的背谬。加缪在《西绪弗斯神话》中描述了一个人类的英雄，他承受着自己的命运，不断地把滚下山顶的巨石重新推上山顶，在这种背谬当中追求人生的意义。但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有天巨石推上山顶，忽然不再自行滚落了；西绪弗斯不再承受无休止的背谬了，但他也没有新事可干；最终会发生什么呢？我想有两种情况：或者西绪弗斯由于无聊而自杀；或者他自己把巨石又推了下去。此时我们是否还能对他加以赞美呢？是否还能看做他自由地选择了呢？因此，比起加缪创造的西绪弗斯的新神话来，不如说原本的希腊神话更真实：建设和破坏的循环，是一种宿命的惩罚而非自由的选择。如果这就是惟一的真实，我们又怎么办？也许还是只能像希腊神话中的西绪弗斯一样，接受这惟一的真实并且生活。毕竟，从能量转化来说，人也被热力学第二定律握在手中；而在另外一些方面，人又从属于更高的东西。
鱼与熊掌A
？ 周 实
我深深地明白自己
我深深地明白自己，只是一条狗，用人们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宠物罢了。我的使命是讨人欢心，我也一直尽责尽力。我想我是做得好的，主人也说做得好。我可不像有的狗，既要当宠物，又要耍性子，甚至叫嚣什么个性，呼吁应该享有狗权。既然当了狗，还有什么权？连这点都不明白，还当什么狗？自古以来，我们狗就是听人使唤的。我们与人发生关系，不但先于牛，而且先于猪，是兽类的先进者。我们为人守家，助猎，捕捉老鼠供人烹食，其时猫尚未驯化也。现代人说什么猪狗，狗抓耗子多管闲事，是他们已数典忘祖，其实应说狗猪才对。捕鼠自是狗的本分，我们不管闲事的。古时，狗分为三类，一为狩猎狗，二为看门狗，三为食用狗。延伸至后来，经济发达了，物质丰富了，才有宠物狗。宠物狗在狗类中应该说是最幸福的。我很明白这种幸福，我极珍惜这种幸福，这是时代进步所至。所以，不论何种情况，不论人们如何谩骂，骂我狗腿子，骂我狗日的，骂我是走狗，骂我是疯狗，骂我什么丧家狗，骂我连狗都不如，只是狗的狗爪子，只是狗的一根毛……我都没有一点意见。人们平常不是说：骂是痛，打是爱吗？所以，即使主人打我，我也不会离开的，这是他在痛爱我呀！人若有了爱，人是幸福的，狗也是一样，为爱可以献出肉体，供人烹食，在所不惜。我这不是说大话。大话，空话，狗不说。我们没有这种习惯。回溯先前，上古时代，人类必待猎获野兽，才能一逞朵颐之快。然受天时环境限制，野兽不能获得之时，于是垂涎而及于狗。当时，人的家畜之中，别无他物，仅狗一种，豢养既熟，宰割甚便，不必从事外求也，我们亦无怨言也。降至周代，吃狗成习，其风更溥，全国上下，不分贵贱，都喜食之。《礼记·月令》有记载：“孟秋之月，天子……食麻与犬”也。《史记·刺客列传》中，《聂政》一篇有言曰：“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由此可见，当时社会有以“屠狗”为业者。狗肉之需何其多，吃狗之风何其盛，可以不言而喻也。我们有过怨言吗？汉代吃狗，一如周时。《汉书·樊哙传》：“以屠狗为事。”司马相如大文豪也因“狗监”而求进，足证其官犹存也。至于今人骂狗官，就是另一回事了，不可同日而语的。还有枚乘作《七发》，尤赞狗味之美好：“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所言应是不虚吧。我们狗们为了人，真是命都不要的，还有什么不能做呢？人对我们也极好，不然，我岂能受宠，成为一条宠物狗，享受人间之幸福？我很明白这种幸福。这种幸福来之不易！
我的政治面貌是——
又要填表了，无论什么表，只要涉及个人，都有政治面貌一栏。
我的政治面貌是——捏着笔，犹疑着，终于写下三个字：“无党派”。
“嗬，什么时候成人士啦？”旁边，同事笑起来。
转过头去看着他，不明白他说什么。
“不要装傻啦！”当头一棒喝。“无党派也算一派！不然，怎么称人士？”
就这样，一下子，我又从那高贵的“人士”变回普通的“群众”了。
“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