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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退一步说，即使杨益言当时真的“审讯”过徐远举，又能说明杨益言曾被关进过中美合作所吗？显然不能。这两件事毫无关联。徐远举本人既未在中美合作所任过职，更未在中美合作所受过训，他于1946年7月被调到重庆就任行营（即后来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时，中美合作所已经撤销了。
杨益言是由谁营救出狱的
在《中华儿女》发表的杨益言大作后边，附有一个他的小传，显然这是他提供的自我介绍。这个自我介绍中也同样有不合史实之处。比如，其中说他“1949年4月，和仲秋元、唐弘仁等同志先后被营救出狱”，这句话又使用了他惯用的含糊其词混淆视听的手法，好像他真的是同仲秋元、唐弘仁这些同志一起被中共地下组织营救出狱的。
实际情况是怎样呢？1949年初，因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4月国、共在北平进行和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关押的一部分政治犯获得了释放。其中，许多是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由民盟出面，以民盟盟员名义（有的政治犯既是共产党员又是民盟盟员）保释出狱的。先是由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向被派到四川主持西南军政大计的张群提出释放民盟盟员的要求，张群同意后，3月21日，由民盟中央委员范朴斋等向张群提出了释放1947年“六一”大逮捕被捕的成、渝等地民盟盟员三十七人名单。3月底（赶在4月1日国、共和谈在北平开始之前），分批释放了二十一人，他们是：田一平、李康、舒军、唐弘仁、龙圣夫、张真民、颜士奇、张明泛、仲秋元、周世楷、屈楚、罗克汀、王颖冰、孙文石、刘慕宇、张大昌、余阳明、唐珍润、蓝国农、何舒杰、熊鸿嘉。除去这二十一人之外，在国、共和谈前后，还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大力营救，以多种方式，让牛筱吾、皮晓云、李玉钿、管植成、胡春浦、张坤碧、曾紫霞等政治犯陆续获得了释放。
一目了然，在民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包括“仲秋元、唐弘仁等同志”的名单中，并无杨益言，因为他当时既非民盟盟员，也非共产党员，连共产党外围组织成员都不是。他的被捕，只是因为他四处邮寄同学通讯录引起特务邮检组的注意，以为又是在寄发地下出版物，将他作为嫌疑犯逮捕。他自己在重庆解放初期发表的《我从集中营出来》一文中，特别有一节的小标题是“我也成了政治犯”，就等于承认他本来并不是真正的政治犯。他的出狱，是由他的家人出钱，通过他在重庆市警察局任局员的堂兄花钱通门子放出来的。他说他是“和仲秋元、唐弘仁等同志先后被营救出狱”，他从众多被营救出狱的难友中单单挑选出“仲秋元、唐弘仁”二人来与他并提，真是用心良苦，因为仲、唐二人在那批被营救出狱的难友中资历最老，以后的职务也最高——仲秋元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唐弘仁曾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杨益言既想让不知情的读者以为他是和仲秋元、唐弘仁一样由中共地下组织和民盟营救出狱的，又怕引起知情人的反驳，因此用了“先后”二字来作为掩护，也是煞费苦心。不过，不论他是“先”还是“后”，他能明白说出他是由谁提出名单、由谁出面与当局谈判，又是通过谁、用什么方式营救出来的吗？
至于他在文章中自称他在上海“受党的委托，我成了上海地下学联油印快报的总编辑”，也是叫人难以相信的说法。按他这个说法，他在上海“第二条战线”上的地位应该是相当高的了——堂堂大上海地下学联油印快报的总编辑，当然应该比重庆市的《挺进报》负责人陈然地位更高，令人奇怪的是，他所说的“党”（能够领导上海市地下学联的党组织，起码应是上海市委一级吧）怎么会“委托”他这样一个当时不但不是共产党员（他直到1952年才由刘德彬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连中共外围组织成员都不是的人担任地下学联油印快报的“总编辑”？重庆解放初，我们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有四位同事是原复旦、同济和浙江大学的学生，他们有的原是地下党员，有的原是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成员。在1947年10月29日浙江大学发生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山被害事件，1948年1月29日上海发生“一·二九”学潮后，特务打算继续抓人。中共地下组织就把他们通过地下交通线先后于6月、8月、9月转移到了大别山根据地。他们当时在“第二条战线”中的地位应该不如“上海市地下学联油印快报总编辑”高。奇怪的是，当时地下党组织怎么会把更需要转移的杨“总编辑”忘了？
历史不容戏说，不容编造。作为退休干部（不是离休干部）的杨益言，在向孙子辈聊天讲故事时，不妨有些夸张、虚构，但在以“亲历亲闻者”身份为广大读者“专写”文章时，就还是老实一点才好。
对一个“最刺激人”问题的探索
？ 叶石健
《新民晚报》“文娱聚焦”版最近先后发表三篇文章，介绍金文明、余秋雨两位的一场笔墨官司，其中提到“有一个最刺激人的问题，即宋代林和靖有没有妻子小孩”。问题虽小，但确实聚讼千年，至今争论不休。笔者对这个问题也下过一番功夫，积累了一些资料，敢斗胆地说，是到了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笔者的简单结论是：林和靖（968～1028）（名逋，字君复，卒后赐谥和靖先生）“不娶、无子、立嗣、有后”。
“不娶，无子”见于两则史料，一则是《宋史·隐逸上林逋本传》：“逋不娶，无子。教兄子宥，登进士甲科。宥子大年，颇介洁自喜。英宗时为侍御史。”另一则是梅尧臣《林和靖先生诗集序》：“先生少时多病，不娶无子。诸孙大年能掇拾所为诗，请余为序。”梅序作于北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宋史》始修于元顺帝至正三年，成于至正五年（1343～1345），材料显然取自前者。因此关键是梅序是否可信。梅序作于林逋去世二十五年之后，林大年此时特意请梅作序，决非偶然，因为梅氏与林家三代均有交往，对林家情况熟悉，加之梅氏本人是北宋著名诗人，因此可以说，梅氏是为林集作序的最佳人选。
首先，林逋生前，梅尧臣便特意去拜访过他，梅序中说：“余因适会稽还，访於雪中。”序中详细地描写了这次访问的细节，两人谈道论文，十分投契，林氏让梅氏欣赏了自己的诗作。两人还有诗唱和＊，这次访问给梅氏留下强烈印象，以致多年之后，他还写下《对雪忆往岁钱塘西湖访林逋》三首七绝〔1〕。
其次，梅尧臣和林大年交往也很密切，梅氏诗集中留有《送林大年殿丞登第倅和州》《送林大年寺丞宰蒙城先归馀杭逋之侄孙》〔2〕两首，诗中说：“和靖先生负美才，族孙今似汉庭枚。”“殁来十五载，独见诸孙贤。”都是从林逋写到大年，对大年有较高的评价。从中还可了解到林大年的部分仕履。
由此可见，梅氏所写，均为实录，即使小有出入，林大年在采用时也会予以纠正。所说林逋“不娶，无子”是确凿的，无可怀疑。梅氏还细心地指出林逋“不娶，无子”的原因：“少时多病”，合情合理，可以堵住多少悠悠之口。也许有人会问，只是“少时”多病，长大了，病治好了，不是还可以结婚吗？笔者发现，他身体衰弱多病的情况，在他诗中屡有反映。现从《全宋诗》第二册中摘录一些，以见一斑：
“久贫惭嗜酒，多病负穷经。”〔3〕
“不辞齿发多衰病，所喜林泉有隐居。”〔4〕
“画共药材悬屋壁，琴兼茶具入船扉。”〔5〕
“志壮任存题柱事，病多争向倚门亲。”〔6〕
“衰羸自顾空多感，不是临池苦学人。”〔7〕
从他“多病”“多衰病”的反复感叹中，可见他远不止是“少时”，且“终身”受“多病”的困扰。
有人对林逋是否终身不娶总有些怀疑，不妨读读宋祁《伤和靖先生君复二首》中一联：“姬姜生不娶，封禅死无书。”虽是借用典故，但说明林逋终身未娶，却是雄辩的。
《宋史》和梅《序》都非僻书，但为什么总有人对林逋“不娶，无子”难以接受，甚至认为无法接受呢？因为南宋出了个林洪“自称为和靖七世孙”以后，他们便陷入两难的困境：要末承认林逋“不娶，无子”，那林洪就是假的；要末承认林洪是真的，那林逋就一定是有妻有子。
这是一个两难悖论的怪圈，历史上无力突破这个怪圈的大有人在。属于前一类的，有宋元之际的韦居安和陈世崇。
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中载：“泉南林洪，字龙发，号可山，肄业杭泮，粗有诗名。理宗朝上书言事，自称为和靖七世孙，冒杭贯取乡荐。……时有无名子作诗嘲之曰：‘和靖当年不娶妻，只留一鹤一童儿。可山认作孤山种，正是瓜皮搭李皮。’盖俗云以强认亲族者为瓜皮搭李树云。”
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三也说：“林可山称和靖七世孙，不知和靖不娶，已见梅圣俞序中矣。姜石帚嘲之曰：‘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孙儿。盖非鹤种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