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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较多地谈魏晋六朝文学大概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那时他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专门开过“六朝散文”的课。1932年2月至4月间，他应沈兼士之约，在辅仁大学作了八次学术讲演，这就是后来整理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里，周作人旗帜鲜明地亮出他的文学史观。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学并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发展的，他认为中国文学从来就存在着言志与载道两大流派，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由这两种对立的流派相互交替构成的。在他自绘的一幅图表上，清楚地标明位于线上的晚周、魏晋、六朝、五代、元、明末、民国都是言志派，而位于线下的两汉、唐、两宋、明、清则是载道派。那么言志文学和载道文学的兴衰起落与政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周作人对此有十分精辟的论断。他指出，文学的兴衰总是和政治状况的好坏相背反的，即，凡是政治统治比较稳固、思想控制比较严的时期，文学就往往缺乏生气，没有什么好的作品。与此相反，每当政治统治比较薄弱、思想环境比较宽松的时期（即周作人所谓的王纲解纽的时代），却会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品。他说春秋战国就是言志文学第一次兴起的时期，而第二次就是大放异彩的魏晋六朝了。对这一次言志文学的兴起周作人是这样评述的：“魏时三国鼎立，晋代也只有很少年岁的统一局面，因而这时候的文学又重新得到解放，所出的书籍都比较有趣一些。”这一时期的好作品有哪些呢？他列举了《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及后来清人编的《六朝文絜》。特别是《颜氏家训》，他更是赞赏备致。他说：“《颜氏家训》本不是文学书，其中的文章却写得很好，尤其是颜之推的思想，其明达不但为两汉人所不及，即使他生在现代，也绝不算落伍的人物，对各方面他都具有很真切的了解，没有一点固执之处。”
四十年代是周作人一生的非常时期，他身上原有的那层为许多人倾倒的光彩消失了。但是，他毕竟是个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先进思想的文化人，在总署衙门里他是周督办，回到八道湾他仍然是个埋首读书、著述的苦雨斋主人。1944年7月（距周作人丢官下台刚刚一年），周作人又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大文章《我的杂学》。在这篇专门介绍他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渊源的文章里，他回顾了自己从童年开始的读书生涯，说他是经过自己的揣摩才确定了一条读书准则的，那就是，凡是所谓正宗正统的，有道学家气和八股气的文章，他都不喜欢。他说近日曾拿出《古文观止》来看，“明显的感觉唐以后文之不行”，只有读了前六卷的周秦文以及汉文，才觉得“总是华实兼具，态度也安详沉着，没有那种奔竞躁进气”。在谈到他所喜爱的作品时，又一如既往地提到了陶渊明的诗、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以及《六朝文絜》里那些“质雅可诵”的散文。周作人郑重地告诉人们，他之所以提出唐以前这些著作，只是表明个人的一种偏好，那就是“大抵于文字之外看重所表现的气象与性情，自从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以后，便没有这种文字”。
1944年11月他又写了一篇很有趣的小品文《萤火》，对文中所讲的那段读书体会恐怕不少人会有同感。他说，他读书往往是看久了会产生厌倦，一是感到单调，千年前后的人所说的话没有多大的不同，第二个感觉就是气闷，因为有时候会感到后人似乎比前人还要糊涂一点。于是他得到一个结论是：“从前看过的书，后来还想拿出来看，大概只有《诗经》（其中也以《国风》为主）、《陶渊明集》和《颜氏家训》而已。”
1945年1月（此时距周作人12月6日因汉奸罪被捕还有十个月多），周作人写了一篇对了解他晚期文学思想颇为重要的文章《文学史的教训》。周作人在这篇文章里，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分析了中国与古希腊文学的异同与得失。他说，中国散文本来起始得很早，也产生过像《庄子》、《史记》、《左传》及《汉书》等等可与古希腊文学比美的好作品，但是由于中国的作者一向态度老成，又常受到统治思想的约束，文人们纷纷向宫廷一边靠去，因此，尽管后来的文章也很发达，但使人看了觉得喜欢的实在不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僵化的正统思想将文学的新生命扼杀了，周作人认为这是很值得警惕的教训。那么，以后中国文学就没有一点好的么？那也不是。周作人指出：“汉魏六朝的文字我所喜的也有若干，大都不是正宗的一派，文章不太是做作，虽然也可以绮丽优美，思想不太是一尊，要能了解释老，虽然不必归心哪一宗，如陶渊明、颜之推等都是好的。”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作人对魏晋六朝文学及其代表人物这样推崇和钟情，其原因何在呢？我觉得这原因大概要从思想和审美趣味两方面去找，而主导原因则在思想。我国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讲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对探讨周作人思想方面的原因颇有启发。他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感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他认为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的（见《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先生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魏晋时代政治是混乱和黑暗的，因此社会上充满痛苦，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文人；二是魏晋以来儒教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被打破，人们（主要是士大夫和艺人）的精神世界获得了大自由、大解放，从而促进了一个伟大文艺时代的到来。作为现代中国自由派文学最大代表的周作人，正是从这个既充满黑暗痛苦，又充满自由气息的时代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他的思想、个性以及风度的形成统统与魏晋六朝文学的熏陶和滋养分不开。他常爱说他自己像明末人，我看，从他的某些思想气质来考察，说他也有点像魏晋人，不也是可以的么？
除了思想上的趋同之外，艺术趣味的相通，也是周作人亲近魏晋六朝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界有种现象每每让人叹为神奇，当我们爬山越岭时，有时会惊喜地发现在岩石的缝隙里居然钻出一棵青翠的小树或是一丛烂漫的山花来，它们虽然长得曲曲弯弯，貌似纤弱，却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并以其少见的冷艳之美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我觉得用这种自然现象来比喻魏晋六朝文学倒是十分贴切的。众所周知，魏晋时代政治环境极其恐怖，文人动辄得咎，命如薄纸，不少有才华、敢直言的文人都惨遭杀害，孔融、嵇康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文人不得不采取回避政治的态度，玄读老庄，纵情山水，日夜以饮酒、服药（五石散）来麻醉自己，其实他们的内心是很痛苦的，于是赋诗作文便用一种隐蔽的手法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和悲愤，作品从而有了一种感人至深的凄冷之美，阮籍的《咏怀诗》是这样，陶渊明的许多诗文更是这样。陶渊明在五十七岁时写过一首诗《述酒》，词意非常隐晦，题目是谈酒，却无一字涉及酒，讲的尽是些鸟鸣秋草、旧朝烟云，全然不着现实，但骨子里却是直指当道，对刘裕篡晋谋杀零陵王（即为刘裕所废的末代皇帝晋恭帝）的行径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述酒》就是谈当时政治的，“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由此看来，既不敢面对现实，又不能忘怀于现实，隐密曲折地表达他们的忧伤和愤懑，便成了魏晋文学的一个十分动人的艺术特色。周作人从五四落潮，特别是1927年白色恐怖弥漫全国以后，他的散文也开始进入低迷状态，许多作品为一种平和静穆、委婉低回、苦闷淡出的气氛所笼罩，十分明显，周作人散文的这一基本特色正是与魏晋文学一脉相承的。不过令人惋惜的是，魏晋文学的一个重要遗产——文人风骨，周作人却学得并不太好。例如，他一生仰慕陶渊明，并且也曾当过一阵子的“隐逸”文人，却又不能贯彻始终，在一个最该隐退的时期，却偏偏要“老而为吏”，最终落了个可悲的下场。正如鲁迅早就指出的：“他（指陶渊明）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更多地关注一下颜之推，因为这位南北朝的大人物从思想到文章给予周作人的影响实在不容忽视。这位颜公的经历颇不简单。他生活在战争不断、易代频繁的南北朝后期，最早在梁朝为官，梁亡后，先后到了北齐和北周，最后死于隋。他的《颜氏家训》就完稿于入隋之后。
周作人对颜之推和《颜氏家训》可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收在《夜读抄》里的一篇读书记《颜氏家训》集中反映了他的观点，激赏之情跃然纸上。周作人开篇第一句就是：“南北朝人的有些著作我颇喜欢……其中特别又是《颜氏家训》最为我所珍重，因为这在文章以外还有作者的思想与态度都很可佩服。”颜之推的文章的确写得漂亮，《颜氏家训》一反常规，全书几乎全用散体写出，其间偶以骈句点缀，文字显得十分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