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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是说，他们觉得自己的国家与上述这些国家站在一起，对于自己的国家要更好一些。
但是如果这些国家对自己的国家展开侵略的话，那么即便是这些人士倾向于开展侵略的国家，恐怕也未必会真的跑过去做带路党。毕竟政治上的倾向，与卖国可是没有关系的。
就好象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将领一样，尽管过去也曾经亲近于日本，但是等到抗战爆发之后，却反而成为了抗日战场上的中流砥柱——————当然，既然有正能量的正面例子，就必然会有作为反面代表存在的反面例子了。
比如说章宗祥就是如此。
章宗祥，浙江吴兴人，字仲和。因其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签订众多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和民族尊严的卖国条约而被视为汉奸，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广大学生要求严惩的三大卖国贼之一。
章宗祥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对日本情有独钟，他认为 “平心而论，日本所得西方之科学，以之转授于中国，实绰有余裕”（《东京之三年》），主张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就足够了。根本没必要远渡重洋到什么美国、欧洲去取经。
暂且不提这种论调究竟是否正确，但至少没有卖国的问题。当时段祺瑞为了拉日本作为自己的后台，特任亲日的章宗祥为驻日公使。以便与日本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此时日本政府寺内正毅内阁刚刚成立，该内阁一改前届内阁用武力强迫中国的侵略方式，有意用向中国政府贷款的办法来控制中国政府，实行经济侵略。章宗祥使日后，也以‘弥补中日之间的裂痕’为己任，竭力与日本建立所谓的‘友好关系’。
自然，如果只是这样到还没有什么。甚至就连章宗祥在后期与日本人相继签订的大量条约也没什么太大问题。没错，当时的章宗祥的确是与日本人签订了大量的借款条约，其中由章宗祥签字的借款有‘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元。‘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2000万元，‘参战借款’2000万元。而‘济顺高徐铁路借’是以出卖山东路权为代价的。
但是这些其实都是上面的意思，就像曾经说过的一样，外交官是最无辜的。因为很多事情你谈的好了。那压根就不算是你的功劳。而通常会被算在前线军队的身上或者是政府首脑的身上，至于你自己吗～
至少在绝大部分的人眼里所谓的外交官，其实就仅仅只是过去负责谈判的而已，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就像这里说的那样，谈好了，基本上算不上是你的功劳。
可是如果你没谈好的话，那么你可就麻烦了，至少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帽子将会因为这个关系而不断的扣在你的脑袋上。
如果一个弄不好的话。甚至有可能会留下千古的骂名。
而且说实在的，外交官这东西也是很受气的。如果你是强国的外交官当然很不错了。可如果是弱国的外交官，那么…
说不定哪天就会窝囊死了！
就比如说李鸿章，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从某种角度上讲，李鸿章的确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当然，如果他能顺手把满清给推翻了，那就再好不过了。
但是，他没有，所以他窝囊死了。
比如说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李鸿章亲赴日本进行谈判，结果途中居然曾经遭到过刺杀。而在与伊藤博文进行谈判的时候，伊藤博文的回复更是只有一行非常简单的字——————“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
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虽然非常无奈，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李鸿章也只有低头承受这个窝囊气这么一个选择。
而等到李鸿章即将病死的时候，甚至是咽气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在拿着文件来到李鸿章的病榻前；要求李鸿章在中俄交约上签字。
无论历史上的李鸿章评价多么高，但是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李鸿章绝对是窝囊死的。
不过据说在马关条约谈判时，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如果说这句话真的是李鸿章说的话，那么到可以说李鸿章的眼光非常长远。因为当时如果真的与日本进行无尽期的抵抗，那么日本必然会被拖垮。
事实上甚至都不需要如此，当时的日本财政其实已经快到临界点了，只需要当时的清政府在稍微的坚持那么一下下，那么最后日本人便只能落得一个失败的下场。
但是很可惜，李鸿章并没有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胆量，再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这么做的权利。因为当时整个中国只有一个人有做出这样决定的权利，那就是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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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刚刚说的一样，这个年月，外交官永远是最窝囊的，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章宗祥如果仅仅只是签订几个条约的话，到称不上是卖国。毕竟这类条约总给有人签才行。不是章宗祥就是其他人，不管怎么说，最后始终是会有一个人跳出来把条约给签了的…
但是随后就不同了。1918年底，中国政府派陆征祥为特使经日美赴巴黎参加和会。陆征祥是亲美派的外交官，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因此他途经日本期间，有意地避免与日本官方接触。但章宗祥却极力拉拢陆征祥，希望陆以‘中日友好’为重。
在巴黎和会上不与日本为难，并向日本政界中人夸口说：“陆易欺。与己有极密切之关系，此次欧洲和议，欲中国不开口。只须己之一言可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事实上，陆征祥却称病谢绝了在日的一切活动。章宗祥颇为恼怒，却也无可奈何。
1919年6月10日，章宗祥与曹汝霖、陆宗舆一起被免职。隐居一段时间后。章宗祥于次年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裁。1925年改任北京通商银行总裁。1928年后退出金融界，长期居住青岛。抗战时期的1942年3月，章宗祥与曹汝霖一起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请出来当所谓的“咨询委员”，还兼任日本人控制下的电力公司的董事长。
不过和章宗祥相比，曹汝霖明显就要强的多了。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之所以会采用这么一个办法，据说是因为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
并且随后曹汝霖还曾经创办了一家医院，免费为人看病。自然，这么干肯定不可能会盈利的，所以最初的时候曹汝霖主要是用创办银行余下的20万多弄了一个银行，后来银行倒闭了，就又开了一家，如此往复…
抗战军兴，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愿在日伪政权任职，不在自己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上卖国罪孽。
后来尽管被日本人挂上了一个职务，但是曹汝霖却从来都没有到任过。更从来都没有从事过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
北平沦陷前后，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北洋时期的高官显宦，如段祺瑞、吴佩孚、袁世凯之子袁克定、靳云鹏等，但这些人也都拒绝了。可想而知，这些人与章宗祥这类人的区别究竟有多大了。
尽管这些人也并不是什么好人，但是至少某些事情他们还是清楚的。
泰国人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同样有着各式各样的派别或者是倾向于某一个国家，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选择卖国的…
尤其是在召开会议的时候，拉玛六世还曾经进行过一番筛选，把可能已经被英国人和法国人给收买了的大臣从中剔除出去，如此自然就更加的减少了会被卖国者混入其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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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别名天使之城，位于昭披耶河东岸，南临暹罗湾，是泰国首都和最大城市，中南半岛最大城市，东南亚第二大城市，为泰国政治、经济、贸易、交通、文化、科技、教育、宗教与各方面中心。
同时曼谷也是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当然，这是在后世的时候。在后世曼谷是贵金属和宝石的交易中心。经济占泰国总量的44，曼谷港承担着泰国90的外贸。同时曼谷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城市，不过吗…
根据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的说法，那就是泰国是给男性去旅游的，由此也可以看的出来泰国的旅游业究竟是以什么为主。
当然，这到是一点也不奇怪，毕竟这方面泰国本来就极为发达…
会被传称这样，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不过那毕竟是后世，至少在这个时代，泰国还不是后世那么旅游胜地。尤其是芭提雅那样的地方，更是快要成为泰国夜生活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了。
而与此同时，在位于曼谷的某个饭店里面。胡文青与不久前碰到的那个大臣，也在轻声的交谈着。
之所以会来这里，而不是到大使馆去，主要是担心在大使馆的周围会出现与英国人或是法国人有关的人。如果两人结伴而行的场景被人给看到的话，很难说会不会引来什么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很有可能会引来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警惕。
万幸的是，曼谷还是一座很大的城市的。所以两个人如果仅仅只是找一个地方坐下来私底下聊一聊的话，英国人和法国人是不可能会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