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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米书屋品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裹着糖衣的毒药？还是激励人向上的佳作？一个中国作家今天怎样重塑保尔的形象？
被俄罗斯——苏联文学乳汁喂大的我们这一代读者头脑中，不可磨灭地印有着保尔·柯察金的形象。不管你是否赞同他所有的行为，总体上你无法拒绝他震撼你心灵的东西：为人类自由解放无私奉献的精神，对专制奴役和坎坷命运的不屈抗争，以及炽热而让人扼腕的悲剧性爱情。他那关于“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的名言，当年几乎无人不会背诵……
保尔形象的塑造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部被称为史诗般的英雄主义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经问世，就产生了巨大影响，先后用六十一种文字印了六百多次共三千余万册。并很快超越了苏联国界，走向东方世界万千青年的心灵。保尔·柯察金成了几代人的人生楷模。他关于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的思考，成了年轻人的座右铭。
在中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一九四二年就有了梅益先生的中译本。八九十年代不同的新译本又由多家出版社竞相出版，而且印数不少。其中仅漓江版的全译本（恢复了一直被删去的部分）竟在两年中印刷了三十六万五千册。在目前图书印数一般不出万册的现状下，这堪称是个天文数字。
但斗转星移，随着保尔为之奋斗终身的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地球上消解，《钢铁》和保尔·柯察金这位赤色革命者，已被俄罗斯文学界强调“文学非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家们所否定。认为保尔已不为当今时代所需要，他的精神已没有意义。《钢铁》也从文学教科书中被抽掉。他们竭力想让保尔的形象在俄罗斯年轻一代中越来越陌生。
这思潮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中国。去年《俄罗斯文艺》季刊第二期上余一中先生的文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好书吗？》，就认为这是一部歪曲历史真实、吹捧反人民的斯大林极左路线、没有艺术性可言的小说。余先生几近愤怒地指出：保尔·柯察金这一形象远不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形象，也大大逊色于高尔基在《母亲》中塑造的巴维尔·弗拉索夫。说巴维尔始终是母亲的儿子，是有理想有激情也有缺点的人。而《钢铁》中的保尔·柯察金则被炼成了“钢铁”。这部小说书名里的“钢铁”一词有两层象征意义：一是供主人使用的无思想、无感情、冷冰冰的材料；二是斯大林和斯大林路线（斯大林这一姓的词根就是“钢”的意思）。《钢铁》所表明的就是怎样把一个普通人变成斯大林路线的拥护者和“材料”的过程。
余文指出，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斯大林模式当作社会主义的典范来学习。我们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文化联系被斩断了。我们的头脑被调整到只能与《钢铁》之类的读物发生共振的频率。而这类读物在与我们头脑发生共振时所发出的声音是“向左，向左，向左！”《钢铁》这类书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大背景中，这样影响了我国的两三代人，催促他们附和“左”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去“反右”、“反右倾”、“大跃进”，去搞“文化大革命”。《钢铁》促使读者丧失独立思考，丧失正常恋爱、交友、与人相处和做有益工作的能力。余先生的结论是：《钢铁》是一本“包着革命外衣，宣传反马克思主义、反历史的极左思想的读物”，是与我们改革开放时代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使人心灵失常、精神麻痹”的“裹着糖衣的毒药”！
余文饱含激情，某些论点不无道理，有的还很精辟。但读后震惊之余总觉得有失偏颇。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决不会是斯大林模式的拥戴者，因此十分理解余先生抨击它的激愤。但如将这抨击牵连到《钢铁》和保尔·柯察金头上，恐怕就不准确也不正确了。
年少时读《钢铁》，我并不完全赞同保尔的作派，比如，他对冬妮亚和丽达的爱情。认为他简单粗暴又粗心。他既破坏了自己的纯真爱情也伤害了读者被唤起的美好情感。有些批评家也就据此谴责保尔对冬妮亚的爱情是从属于革命的，因而是自私的、反人性的，进而说明，如此“革命”的保尔形象是宣传性的、概念化的，所以也是不真实的。我的“不赞同”仅仅是不赞同保尔的做法，但并不因此认为这形象是反人性和不真实的。恰恰相反，他那如今看来很“左”的行为，正好符合这个赤诚、狂热的革命者的个性。不论你赞同还是反对，自觉地视革命利益（或事业）高于一切难道不也是一种真实的人性！法兰西艺术大师马蒂斯曾坦诚地对妻子说：“尽管我非常爱你，但我最爱的还是绘画。”这被当作了有出息的艺术家的信条。我曾采写过一位获得国际金奖的青年杂技演员，她也曾对她新婚的丈夫说：“飞碟第一，你第二。”能使革命（或事业）两不误的，当然是人生的幸运儿和优胜者。但不能因此就说牺牲个人幸福而献身革命（或事业）的人是“反人性”的吧？一位作家忠实于描写对象的原貌，我想是不会错的。
保尔有种种缺点（惟其如此，才显得真实可信），但他嫉恶如仇，反抗强权压迫，勇于向命运挑战，坚定不移地朝既定目标奋进，忘我献身于革命理想，战胜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自强不息的“牛虻精神”，却深深震撼着我而至今难以忘怀。奥斯特洛夫斯基出身底层，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由他口述的这部小说有些地方写得比较粗糙，但保尔的形象并不是概念化的。作家深切的生活体验赋予了保尔饱满的血肉，而决不只是一个符号。其艺术魅力正产生于此。保尔的品质符合古今英雄的共同特征（当然也有其独特个性），既有其特定时代的典型意义，也有超越时空超越阶级的普遍意义。保尔形象继承了以真善美为灵魂的俄罗斯文学传统，闪烁着普遍人性的光芒，蕴含着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
《钢铁》情节展开的，确是斯大林个人迷信盛行并造成空前恶果的时期。保尔恰恰在这个时候，为夺取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而出生入死地战斗。于是被顺理成章地套上了为斯大林路线大唱赞歌的罪名。我们要为奥氏辩解的是，《钢铁》并非全景式地正面描写当时历史的小说，它只是以保尔这个基层革命者的个人视角记述了自己在这场斗争中的经历、体验和感悟。保尔·柯察金不是安德烈·纪德或罗曼·罗兰，我们不能苛求他在当时就看清风云变幻的现实而像今天的历史学家那样作出明确的是非判断。在汹涌的革命洪流中，怀着崇高革命理想又十分单纯的普通战士保尔，他判断事物、规范自己的只能是当时群体所公认的准则。他趋众，偏颇，缺乏独立思考很少反思（正因为义无反顾），视“反对派”杜巴瓦为敌等等，确实有些“那个”。但他追求真理完全出于内心的真诚和无私。这是最最主要的。用“革命外衣”包装的斯大林路线的罪责，是不应该让保尔去承担的。不管时间老人日后将怎样审定这段历史——苏联这艘巨大航船一九九一年的沉没是不应该地遇到了大弯路？还是它七十四年的航程本身就是历史的大弯路？不论怎样，对保尔来说，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倒是能久远地站住脚跟的。退一万步说，即使保尔偏离了人民的立场，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未尝不可成立。曾挨过多少中国左派政治家和理论权威的咒骂的小说和电影《飘》，政治上不是站在南方农奴主立场上的吗？但并不妨害它成为至今走红、并为中国人所乐意接受的美国经典之作！
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在作家去世第四年成立开馆时，收到一封特别的来信。写信人说他原本是个小偷。一九三七年他偷了一只手提箱，里面有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无意中翻读了第一页，竟不由自主地一口气读完了它，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发誓从此光明磊落地做人。现在他已成了地铁的一名工作人员——这是说明小说魅力的一个当年苏联的例证。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呢？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大学剧社将《钢铁》用《保尔·柯察金》的剧名搬上了中国话剧舞台，由学生自导自演（英达任总导）。“第六代”电影导演路学长受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启发，花多年心血自编自导了影片《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去年公映时改名《长大成人》）。我和我的年轻同事都认为这是一部拍得很好的片子。它的思想内核是：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之际，年轻一代渴求“朱赫来”这样的英雄并以他为精神目标。我与路学长畅谈时曾问：你拍这样的题材是赶另一种时髦还是出于商业考虑？他诚恳地回答：是出于久远的情结。我深为这位当代青年艺术家有这样的心灵追求而高兴。
使我尤为高兴的是，今年二月，消息传来：乌克兰基辅市杜甫申科电影制片厂开拍中乌合作的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导演是中国的，演员全是乌克兰的；用俄语对白，然后译成汉语，在中国上映。影片献给“执著地相信光明一定会到来，并亲手创造了未来的一代年轻人”。编剧是谁？梁晓声！
我兴奋得立即给梁晓声电话。可惜他当时正忙，又觉得电话里难以畅谈。幸好机会来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我们相聚于富春江畔。重逢的第一个夜晚，梁就践约解答了重塑保尔形象的种种提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中国深圳万科影视公司与乌克兰合拍的。一九九八年四五月间，梁晓声从电话中接到要他担任编剧的约请。当时他颇震惊：为什么现在要拍此片，为什么叫他来改编？对方说从梁的早期作品中得知，他生于靠近苏联的哈尔滨，而且受俄苏文学的影响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