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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家，隐约地指出政治对战争的作用。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指出：“然此国家当可扩充而完备之军队即为当扩充之一端。苟无此，则外无以拒敌，内无以保民。”希罗多德剖析了波希战争的背景后，认为希腊城邦支持米利都和伊奥尼亚反抗波斯并非波斯发动对希腊各城邦战争的原因，而为波斯企图在希腊建立霸业的延续，“意图是尽可能多地征服希腊的城邦。”（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59版第585 页）
古印度《摩奴法典》述及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指出“国王可以利用军队，试图取得他所渴望的东西；以警惕保持他既得的东西；保持它时，以合法的方法增大它，增大它时，慷慨布施。”“武力和政治手段相结合才能维护国家的重大利益。”“识者为国家利益着想始终更加重视和平谈判与战争。”
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学者谈到战争实质时认为：战争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与政治紧密相联，政治会导致战争，战争为政治服务。而且还看到资产阶级对战争的重大政治作用，但战争与政治关系内涵的认识仍是模糊的，主要表现在：未能准确地表述战争与政治两者的关系；没有看到政治战略对军事战略的制约作用。这些我们可从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等找到佐证。
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政治家与军事家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拿破仑深刻理解法国革命所带来的积极后果，意识到利用法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建立群众武装的可能性，同时看到法国和反法联盟的战争是一场政治制度的较量。若米尼对战争实质认识不及拿破伦，他主要是从战争艺术的角度论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认识到政治因素对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但没有在战争的政治背景下进行分析。比洛提出军事战略从属于政治战略，政治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仅认识到政治和武力一样，只是进行战争的一种手段。上述朴素的认识，不是停留在军事和使用武力问题上，而是重视政治对战争的作用，明确地把战争和政治相联系。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或者将战争与政治视为平等关系，或者本末倒置，将政治作为战争整体的一个部分，更没有分析国家政治的阶级性质。
西方对战争本质的探讨要数克劳塞维茨。他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战争是政治的一部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不因战争的进行而停止，战争是一种手段特殊的政治交往，政治必须适应这种特殊手段。克氏的观点既闪耀光辉，又展现迷惘。他对战争实质认识的不彻底性主要在于：只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未揭示政治的本质；仅谈国家与国家、国家集团同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未提及国内战争。
２．马克思主义战争实质说
科学地揭示战争实质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为。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一定阶级、民族、国家、集团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它是阶级、民族、国家和集团等斗争的最高形式。这种政治具有具体内容，其继续为逻辑上的继续，而不是时间上的继续。战争的政治内容，是理解战争实质的根据。政治本身决定于包藏在经济制度里深刻原因，而经济制度又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阐述了战争实质，科学地揭示了战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内在联系，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驳斥了把国家说成是保卫所有公民利益的超阶级力量，论证了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他们明确指出战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各国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对战争的态度，工人阶级和民主势力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
列宁着重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战争是阶级政治继续的观点。其一，战争是交战国战前政策的继续，交战国在战时实行的政治和政策，与其战前的政治与政策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发展和继续。其二，战争是交战国内外政策的表现。
毛泽东作出了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的论断，阐明了两者的一致性、差别性及辩证关系。他认为：政治是共性、普遍性，战争是个性、特殊性，这是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是关于夺取或维护国家政权的行为，其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时时刻刻存在于阶级社会中，而战争是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流血的暴力手段；政治是目的，战争是达到政治目的一种特殊手段；政治是内容，战争是用于实现政治内容的一种形式。战争的实质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动性。前者表现在社会上的一切战争，绝对是政治的继续，后者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阶级、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进行的战争，是不同政治的继续，而且为了同一目的，以不同形式进行的战争，也表现出政治上的差别。战争的实质与其表现形式是不可分割的。但战争实质与其表现形式不是完全等同的。战争的实质是单调的，其表现形式则是复杂多样的。因此，认识战争必须从其各种表现形式中抓住实质，而不能被各种复杂的现象所迷惑。
战争的本质是通过战争的政治目的及其政治属性所表现出来的，它不受战争手段以及战争技术的制约。武器威力的大小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不能也不可能改变战争的政治本质，任何武器（包括核武器）应用于战争，只能按其应有的性能为达成预定的政治目的而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用战争的现实结局否定战争的政治动因，战争的社会本质属性，本意是政治决定战争，战争反作用于政治，而非一定把战争作为解决政治分歧的选择手段。核武器出现并不能改变战争为政治目的眼务的本质属性，不能改变人和武器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从核武器的发展趋势看，战争（包括核战争）其政治性质固然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仍然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核武器能达到政治目的，这一点在美国于长崎、广岛扔下原子弹后已证实。随着科技的发展，核武器并非不可防御，核战争并非没有胜利者。技术上的原因，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出现战争狂人的可能性，均能引发核战争。战争危险孕育于当代政治母体，但并不存着一定会产生战争的政治母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具有恒定的普遍的意义，政治是孕育战争的母体却不具有普遍的永恒和规定。政治活动主体选择战争能否实现政治目的，那是主体选择正确与否或运用手段正确与否的问题，同战争的手段性和工具性并不相悖，从现代战争看，战争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虽难以如愿达到政治目的，但通过战争实现政治目的事物也不鲜见，如多国部队打伊拉克。仅说帝霸是战争根源已不能完全解释当今的社会现实，凡有利益冲突就可能发生战争。二战以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了数起战争。战争因果是复杂的，至少可以说：多种制度并存，诸元势力抗衡，还谈不上彻底消灭战争；各种非对抗性矛盾处理不当，有可能转化为对抗；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世界霸权主义等有可能对某些国家的决策人造成严重影响，以致实行与社会主义本质不相容的侵略政策，特别是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上的一些错误理论，有可能成为实现侵略政策的依据。不同国家、民族利益冲突可以高于制度的一致性，但经济利益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战争是暂时现象。
对于战争本质可作这样解释：第一，古今中外战争可分（从进行战争的不同社会力量上看）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政抬集团与政治集团；第二，战争不能等同于一般斗争的形式，它是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敌对势力互相斗争最高形式；第三，这种最高形式斗争，主要发生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发展到极端尖锐，处于外部对抗，但不可忽视在其它社会发展阶段也存在程度不等，作用有别的最高形式斗争；第四，只要有利益冲突存在，这种利益冲突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对抗，只要这种冲突不能用和平手段加以解决，就存在战争。
（二）战争与政治的相互关系
１．战争与政治的区别和联系
（１）特殊与一般
战争是特殊，政治是一般。在人类社会中，不同阶级、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是普遍存在的，而战争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政治斗争多种多样：政治罢工、游行示威、议会斗争、外交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等。而战争是“以剑代笔”和流血的特殊斗争形式。
特殊与一般是相互联结的。一方面，任何特殊都离不开一般，特殊之中就包含着一般。因此，任何战争都离不开政治，“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6 页）另一方面，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因此，战争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的政治之中，不能用政治代替。
战争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政治，必然受制于政治，同时又有本身的个性和特殊规律。因此，认识和驾驭战争时，既要受到政治的一般指导，又不能用一般的政治方法来代替。基于战争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