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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他首先运用德国古典哲学，将战争与哲学有机结合，对战争经验和事实进行观念化制作。他自觉地将牛顿理论的机械论哲学和数学知识运用于战争问题的研究，使得其战争哲学颇具时代科学的色彩，用力学原理描述战争现象，解释未知的因果关系，有“战争中的力学定律”之说。他的突出贡献是较深刻全面地揭示战争实质，为认识战争独辟蹊径，在克氏以前，无人能如此基本正确而又深谙战争与政治关系，“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至理名言几乎人所共知，同时，又强调战争和战争理论的特殊性，要按战争本身规律进行思考，战争的目的与手段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他在揭示精神因素的制胜作用时，把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比作刀刃与刀柄，并认为主要精神因素是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和作为军队来源之民众的精神力量，这比前人进了一大步。他活用辩证法来分析和观察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胜与败、进攻与防御、歼灭战与消耗战等战争矛盾范畴，对此发表了：攻中有防、防中有攻；视情而定攻防；每战要了解彼此政治情况、军队成员和装备之差别点、对方国家的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敌我的资源情况和可能遇到的困难等高见。克氏自觉借助辩证法反思战争现象，并能对军事科学成果作哲学的提升，通过对军事科学的直接扬弃而达到间接性的战争认识，因而战争哲学抽象化程度较高，且有较强概括性和超越性。但是，我们从《战争论》中仍可看到唯心主义的痕迹，他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一切利益的代表，使政治抽象化、空洞化；他对战争手段的研究偏颇，对战争的某些对立范畴论述匮乏，有的甚至没提及（如他的眼睛主要盯在“打垮敌人”这一军事手段上，而其它手段及相互作用注意不够）；他在哲学结论不能说明实际问题时，就以经验、具体事物为根据而放弃哲学；他未能科学揭示战争根源、消灭战争的途径、将帅作用；他视战争如赌博，所有计算都掺杂各种可能性、盖然性、幸运和倒霉；他坚信战争运动是极端物质暴力相互作用的单值因果，忽视活力对抗的多值或然因果中介（如信息、智谋等）；他虽自觉地运用辩证法和不自觉或部分自觉地在许多问题上采取唯物主义态度，但唯心主义思辩两面性的真理颗粒显得有些烦琐、费解和暧昧。不管怎样，法国革命战争沃土成长起来的拿破仑战争高僧不愧为高级战争哲学形态先行者，马克思赞誉克氏“具有近乎机智的健全推断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第２４８页）恩格斯称克氏在军事方面是“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１卷第２５８页），认为《战争论》“哲理推究方法很奇特，但书本身是挺好的。”（《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５卷第４９５页）列宁称克氏为“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列宁军事文集》第３３４页）。
约米尼考察的战争艺术，强调按战争原理和规律作战方能取胜，认为战争不单取决于战场会战，要注意全面研究敌人，但他仅从战争史角度寻求规律，考察范畴关系重区别和对立，轻联系和统一，战争艺术规律绝对永恒化。
拿破仑的军事实践、口述回忆及对他人军事著作的评论，尤其是他对历史上一些杰出统帅活动的研究分析，均蕴含丰富战争哲理。
Ｌ·Ｇ·列耶尔打破禁固战争思维天窗，结束高超冥想，指出战争是一种具有内在规律的社会现象，从整体范围判断战争利益，从多方面发展与相互联系中去认识战争，但他把军事科学与战争哲学划等号。
帝国主义时代高新技术的出现，尖端武器的运用，世界性、局部性战争爆发，打破以往思考军事问题的狭隘范围。“保守”和“制胜”的军事思想，“总体战”和“闪击战”的战法，这些“不结果的花”，给战争哲学带来了片面性和随意性，但也注入了战争哲学潮流应有的创新意识。赛勒斯在《哲学的方向与和平》一书中，探讨了核时代战争手段与战争目的的矛盾关系。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一书中，反对军事上的主观主义，承认物质和精神相互作用、战争形式的互相转化和发展，主观愿望一定要有客观实现的可能性才行，主观又能动反作用于客观，但是，他在战争问题上是一杂拌哲学。
中国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对高级形态的战争哲学也产生过影响。蒋百里说；“政者，战之原。”（《蒋百里文选》第１７７页）这可说是蒋氏语言、克氏观点，蒋百里还强调国防建设必须与国民经济配合一致，军事是国防各种力量结晶体顶点，经济是国防各种力量结晶体基础，但他避开战争总根源。孙中山说；“革命是救人的事，战争则为杀人的事……然革命需用军队之故，乃以之为手段，以杀人为救人。”（《孙中山选集》第５５２页）
战争哲学的高级形态，在总体上就其阶级属性来说已进入腐朽没落的时期。如果就其哲学思想而论，主观、偏颇和反动的确在一定范围内阻碍对战争哲学的深入探讨，但是，许多事实证明，高级形态的战争哲学也有其求实创新的思想和科学认识的精神，还不断出现一些令人瞩目、很有价值的东西，这对战争哲学的最高形态发展不能说无裨益。
高级形态的战争哲学，以《战争论》为代表，具有军事科学之科学的性质。它是战争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本质就是一种亦已分化的认识，为战争认识论哲学。它不仅拓宽和加深了战争哲学的研究范围和层次，而且探索了战争主体认识战争的能力、方法和道路及如何驾驭战争。三、东西兵智──战争哲学的最高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及在军事理论中的运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军事领域斗争的日趋尖锐复杂，为最高战争哲学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知识基础。东方战争辩证法与西方战争唯物主义高度合一推动了最高战争哲学形态的形成。
为了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研究军事问题，总结战争经验。他们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部现成的战争哲学著作，但是为无产阶级战争哲学创立奠定了根基，揭示了若干适用一切战争的普遍规律和适用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特殊规律，提出和阐明了一系列战争基本观点，首次将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牢固基础上。他们把战争同社会的经济制度、阶级社会中的革命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中得出：私有制使掠夺战争成了经常的职业；暴力是实现阶级社会中的革命的必要手段；战争与政治不可分开，战争产生于政治，战争是一种特殊政治，政治孕育着战争，决定着战争，且影响战争的整个进程；经济是战争的基础，战争既可阻碍、破坏经济的发展，又可保障、促进经济的发展；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拥护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研究了当时欧洲各国的军事制度、军队编成、战略战术思想、武器装备、指挥方法等，批判地研究了战争史和大量军事著作，而且密切地注视着世界各地的革命起义和战争，对有些还给予有力的指导，他们不仅从战争性质和目的上进行深刻评述，而且还从军事角度进行分析和总结。他们的《军队》、《欧洲军队》、《战争短评》等论著以及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许多有关军事问题的条目里，都含有丰富的战争哲学思想，如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战术是由军事技术水平决定的；新的生产力是作战方法上每次新的改进的前提等。正是在如此精邃的哲学思想和坚实的战争实践材料的基础上，架设了世界观同战争观相互转换的理论链条，唯物辩证法与战争哲学彼此沟通的思维图式。
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并解决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辩证唯物的战争观和方法论、武装斗争和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辩证法，具体揭示了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关系以及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关系。他们比较全面阐述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和战争是政治用暴力手段的继续，还提出建军的许多基本原则。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在战争哲学中别开生面、独树一帜，比以往军事辩证法更丰富、系统和完整。它集东西兵学哲理之大成，首次提出并系统阐明了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方法论问题，阐明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道路，使得人民战争思想更系统和完整。它深刻地揭示了战略战术中一系列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辩证关系，阐明了战争与社会的关系和阐述了军队建设的辩证法思想。它把主客体理论用于战争实践，认为人是战争实践主体，武器作为一种暴力意志的物化，相对于人来说是一种客体，超越了马列主义的主体能动性思想，突出战争的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一致。它系统阐明了战斗力的矛盾辩证法，其游击战争辩证思想为世人公认之权威学说。所有这一切凝结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光辉的军事著作中。在毛泽东军事著作中，不难领悟到东方哲学观为主体的孙子思想和西欧大陆的战争哲学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毛泽东从肯定的角度引用孙子的语句，不像引用孔孟之语只作谚语，而是理解、消化孙子思想本质，直接采用其思想体系立场，故称毛泽东战法为孙毛兵法也是顺理成章的。毛泽东以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继续”原理支撑他的“动员人民战略”，将克氏“用武器解决问题”体现在他的“游击持久战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