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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了。
王道纯的职务是登莱巡按，巡按的全称是巡按御史，属于御史范畴的官职，职责是监视地方官员的。戏剧作品里常有的‘八府巡按’‘御史钦差’就是这个官职。巡按的品级不高，有固定的巡查范围，登莱巡按，就是在登莱二州执行巡查任务的。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巡视组，但是也有一些区别。中央巡视组的组长一般是副总理的级别，级别小了怕镇不住。而巡按只有六、七品，相当于县级，是用皇帝的权威来撑腰的。中央巡视组是因事而设，下派时间短，完事就走人。巡按为常设，不管有没有事情，他都要在他的驻地巡视。
王道纯可是个大大的坏蛋，不得不说几句。因为这些话有替孔有德主持公道的味道，所以在叙说之前先给孔有德简单评价几句，以避免误会。
笔者认为历史上的孔有德最低限度应该有三条大罪：第一是投降后金，当时大明的人认为与后金的战争是抵御外族入侵，投降外族就是汉奸。第二，他为后金带去了火炮、炮兵和制作火炮的工匠。使后金从无到有，拥有了火炮，增加了后金的攻坚手段。使大明依赖坚城大炮抵抗后金的优势丧失殆尽，对后金打败大明占领中原提供了关键的帮助。第三，大明朝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等汉奸打下来的，并非满洲八旗，他们对大明朝的灭亡负有重大的责任。
所以孔有德固定是个反面人物，笔者无意为其翻案。但是，说句公道话，孔有德在山东叛乱直到投敌是有原因的。大明的不少官员负有很大责任。
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都是原毛文龙的部下。孙元化曾经长期在关宁军任职，在共同的对建奴的战争中建立了感情，因此同情东江镇的一干将领。所以后来孙元化任登莱巡抚时，就收留了走投无路的孔有德等人。
史书上说到孔有德叛乱的起因时，有这样一句话：“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但是，没有解释为什么“素不和”。
东江镇孤悬海外，一切供应全靠大陆。大陆的供应点就在登州（登州管辖东江镇），但是当时的登莱总兵杨国栋，掐断了东江军的军饷口粮，并且派兵船封锁东江镇，禁止他们自己出去购买粮食，使东江断粮断饷数月，甚至到了吃死人尸体的地步。东江镇的官兵自然要仇视山东的兵。
辽东战争很残酷，建奴大量屠杀汉人，促使大批的辽东人，其中也包括东江军的官兵和家属，渡海逃亡山东，几年之中这批人多达十万之众，他们登岸的地点就是登州。原因是从登州到辽东半岛的顶端，就是现在的大连，大海上有一连串的岛屿，古代航海是需要观察参照物的。所以这是一条便捷的航道。
登州的官军把这些人当作了发财的肥牛，登州的水军出动，在海上拦截，打劫财物。登岸后辽东的难民要向登州缴纳人头税方可入境。登州的官兵可是大大的发了一笔横财。辽东的难民对山东兵那是恨得牙痒痒，恨不得随时上去咬一口。
以上是主要的两件事，小事情还有很多。
这就是在登州的辽宁士兵与山东士兵“素不和”的缘由。
孔有德其人比较讲义气，叛乱起兵的原因就是那个“素不和”。另外就是受了别人的蛊惑，蛊惑之人也是利用了他的‘讲义气’的弱点。
这个蛊惑之人就是李九成之子李应元。这也是有缘由的：话说孙元化任登莱巡抚之后收留了大批原东江军旧部。辽东人大多数会骑马，这批人中不少原来就是骑兵。可惜山东缺马，特别是缺少战马。孙元化是很负责任的官员，也希望他们有更强的战斗力。于是孙元化东挪西凑的凑出一笔银子，派李九成北上买马。买马匹最好的交易地点莫过于张家口了，所以李九成就去了张家口。谁知这一去马匹没有买来银子确是花了个精光，估计是不光是吃喝嫖赌，很可能赌博被骗，不然那么大一笔银子也不能一下子花光的。李九成偷偷的跑回山东，不敢去见孙元化，就躲了起来，这情况他儿子李应元自然是知道的。
崇祯四年（1631）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今辽宁锦州东），祖大寿被围于城内，粮尽援绝。孙元化奉命派兵赴援，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因此没有得到足够的粮草、军饷。孔有德率军抵达吴桥（就是那个杂技之乡，在沧州南边）时，因遇大雨春雪阻隔，道路泥泞，不能行军，就停在了吴桥。部队给养不足，断了粮，士兵的军纪也不太好，不时的有抢夺百姓食物的事件发生。
其中有一个士兵抢了一只鸡，这只鸡的主人是山东望族王象春的家仆。名门望族的家仆也是威风八面的，自然是不好惹的。这名士兵就被“穿箭游营”，估计是把箭穿到士兵身上的某个部位上，然后游街。辽东的士兵都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油子，岂是好招惹的。于是孔有德的士兵击杀了该家仆。军中的李应元为了解救父亲的危局唯恐天下不乱，乘机鼓动士兵哗变，事情就闹大了。李应元又利用孔有德‘讲义气’极力煽动，事态迅速升级，由哗变，变成了孔有德领导的有组织的叛乱。
一只鸡引发了一场动乱。吴桥仅仅是开始，整个山东都将会被他搅得天翻地覆，这就是史称的“吴桥兵变”。
吴桥的位置在山东、直隶交界处。如果孔有德能够静下心来仔细思量一下，转身杀向河南腹地，那么明末的历史恐怕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以孔有德的军事能力、带兵的本事、个人魅力，绝对不是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可比的。孔有德能成什么气候就不好胡乱猜测，有一点是可以预计的：李自成、张献忠这些人怕是没有那么好的表演舞台了。因为李自成之流仅仅是流寇，孔有德是正规军出身，身经百战不说，他战斗的地方就是处于敌后的东江镇，他们战斗的对象是建奴。
敌后作战中筹粮筹饷的办法，扩充兵员的办法，训练士兵的办法，孔有德自然是很熟练的。他麾下的800骑兵大概能相当于后来的关宁铁骑，有这些老兵做骨干，扩军也很容易。他绝对会是明王朝的大麻烦。
但是报仇、出气心切的孔有德没有去中原，而是回了山东。
叛军把山东打得一片混乱，最后攻下了登州，俘获了孙元化。身在狱中的孙元化劝说孔有德，孔有德良心未灭，已经回心转意了。孙元化为此上书朝廷请求招安孔有德，也得到了朝廷的同意，本来事情就应该平息下来了。
但是节外生枝，朝廷接纳孔有德的旨意（书面命令，或者叫圣旨）被担任登莱巡按的王道纯扣下（孙元化当时还在监狱中）。由于古代通信消息的蔽塞，在山东除了王道纯之外，就再没有人知道朝廷的这道招安旨意。几个月下来没有结论，导致孔有德的部下人心慌乱。孙元化急了，好说歹说安抚住孔有德部，急匆匆的去北京向朝廷争取招安的旨意。然王道纯乘巡抚孙元化不在，调兵偷袭孔有德，这些人那是孔有德的对手，被孔有德打了个稀里哗啦，山东东部迅速被孔有德控制。以至于后来的局面不可收拾。
这时有人造谣说孙元化反了，致使孙元化还没走到北京就被逮捕，送入了监狱，直到被冤杀送了性命。一个封疆大吏糊里糊涂的说杀就杀了！这悲催的大明朝啊！
‘孙元化造反’的谣言，史书上没有说是谁造谣。从道理上分析，可能就是王道纯。因为他藏匿圣旨，偷袭孔有德等一系列的过失，或者是阴谋，导致孔有德叛乱不能平息，反而愈演愈烈。他的所作所为一旦暴露，罪行严重，他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搅浑水，把污水泼到别人身上。
后来叛乱被新到任的山东巡抚朱大典镇压下去（当时吴三桂就在朱大典的麾下任职），走投无路的孔有德只好利用登州水师的兵舰，从登州登船出海投奔辽东的后金。因为那时的东江镇已经没有了，他还能投奔谁？
从这里看，历史上的朱大典也的确不简单，一个书生，第一战就打败了孔有德。
总结以上的历史。孔有德的叛乱应该都是这些官员逼出来的，正应了那句‘官逼民反’的话。
感慨之余朱万化也想到，由于自己的到来，特别是自己在山东下了这么大的力量，这些原本将要发生的事件恐怕都不会发生了。那么孔有德等人还会叛乱么？还会投降后金么？孔有德还是比较有能力，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会不会有一番新的作为呢？
。。。。。。
酒宴过后，朱万化特意拜访了孙元化，目的就是预先通报即将在山东执行的改革措施。
朱万化说：“初翁，施政的改革不能总是嘴上说说而已。小侄此去济南就是与家父商议在山东的改革，和如何保障改革的实施。家父去年到任后不久就张榜公布了两项改革办法：一是减租减息，二是官绅一体纳粮。想必初翁也已经知道了。”
孙元化说道：“我知道，同时也知道士绅们的反应，怕是不容易呀。可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贤侄尽管说。”
“我朱家确实需要您帮忙，也很简单，并不麻烦。就是请您约束部下，不要动用官军武力反抗改革。”
朱大典是山东巡抚，孙元化是登莱巡抚。同在山东境内的两个巡抚有何区别呢？理论上他们的级别是相同的，但是职责区别很大。登莱巡抚偏重于军事，他的设置多半是因为东江镇的原因，职责就是应对辽东的各种军事行动。登莱二州的民政方面如果没有牵涉到辽东的军事，登莱巡抚是无权过问的。设在济南的山东巡抚，管理着山东省的三司，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他的施政范围是整个山东省，当然也就包括登莱二州。
孙元化是有军权的，朱万化的意思就是请孙元化稳住他麾下的官军，不要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