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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细节没什么意思，走过场而已，之后是择吉日，崇祯八年二月初三（二月初二是龙抬头，比龙稍微低一点），大批的官员，国防军的将领等等的到开封南门迎接朱万化进城。仪仗队也是少不了的，就连河南几个大寺院的高僧都请来了，中国是佛教国家嘛，神权还是需要的。
朱万化今天也是特别的精神，乘四轮马车，在仪仗队的护卫下进城，直到督军府下车，接受印绶官服，重新穿戴了，马车上悬挂督军旗帜，然后带领一众的官员前往天坛祭天；又转到督军府的一侧，为朱家祖庙奠基；回到督军府门前，摆放定位六鼎（代表河南、陕西、山东、浙江、台湾、辽宁六省）。
至此，礼成！朱万化入督军府，接受联省百官朝贺。繁复的仪式才算折腾完。
这个仪式繁复，但是必要。中国是礼仪之邦，名不正则言不顺。没有这个权威何以威服天下？
建祖庙是国王级别的礼仪，祭天、设鼎是就是天子礼仪了，朱万化在这里有意的混淆这些礼仪，也是抬高地位的意思。比如鼎，大家都知道“定鼎中原”、“一言九鼎”的成语，鼎就代表了权利和地位。天子的礼数是九鼎（代表九州的意思），朱万化用了六鼎，说是代表六省，似乎理由也很充分。
………第349章完………
第350章：孙传庭（）
崇祯八年二月初三，朱万化在开封就任联省督军。
也不要小瞧了这个名义上的位置，有了督军，就有了联省的领袖和灵魂，议会、执政衙门、大都督府、大法官等等的机构就有了独立存在的依据，成了实实在在的一个政治集团，不再虚无缥缈，脚跟落在了地下。军、政的各级官员有了效忠的对象，自然就成为凝聚这股势力的核心。
官员们可以分派别，军政之间可以有矛盾，可以不和，甚至对骂起来成为对手，也全然不会影响联省的整体存在，和它的正常运行，这就是领袖的作用。
从此开封名义上是六省联省的首府，实质成了中国的又一个政治中心，也有点小朝廷的意思。只是没有立国号，没有定九五尊位。
那么这个联省衙门与中央朝廷是个什么关系呢？哪怕是临时的，也要有一个关系。
朱万化的定位是参照南京小朝廷！
从国家的角度说，还是大明的天下，尊崇祯为皇帝。原则上六房的郎中、六省的巡抚、布政使这些官职朝廷可以委派（朝廷没有撤职的权利），联省也可以自己任命，在这之下的官员全部是联省自己任命。朝廷的政令，凡是不违背六省利益的，均照办。否则，驳回。
经济赋税上，所属的六省向联省衙门缴纳税赋，而不再向朝廷上交赋税钱粮。联省根据中央的需要，也要考虑中央对六省的再投资水平，代表六省统一向中央缴纳税收。为了联省衙门的正常运作，各省立即预交今年三分之一的赋税。正常的赋税是秋季缴纳，现在还没有到缴纳的时间，但是联省衙门不能没有银子啊！台湾、浙江、山东这三个富裕的省份还各自捐出100万两来支持联省衙门的运作。
军事上大都督府与朝廷的五军都督府平级，在六省之内的武装力量大都督府说了算，国防军是联省的军队，当然不能听命于朝廷。国防军和各省武警的粮饷，由联省的兵房负责，不会向兵部要钱粮。同样的联省也不支付官军的粮饷。
南京的六部一样的有尚书，与京师相同。但是联省就没有敢称作尚书，多少的还谦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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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的巡抚出缺，自然是任命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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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省的巡抚也同样是军政权利一把抓。但是他的军权仅限于本省的武警。国防军无论驻防在那里，也是听命于大都督府。
山东的巡抚也出缺了，这个任命有意思，任命的是：卢象升！
发出任命命令的是吏房，这个主意可是洪承畴和朱万化商议的。其用意就是拉卢象升一把，他最好能来，这就得了一个人才。如果他不来，那就另行任命。
洪承畴就任执政官之后，陕西巡抚也出了缺，就任名毛九华，他现在是辽宁的布政使。毛九华是最理想的人选，原因就是治理泾河的任务繁重，没有一个认真的态度干不好。毛九华30多岁，年轻力壮，他本人那就是个工作狂，热情的有点精力过剩。治理泾河正需要此人。
原辽宁的巡抚王元雅准备出任首席执政副官，就是第一副总理的意思，因此，辽宁巡抚也出了缺，朱万化提出的继任者人选有点出人意外——孙传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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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孙传庭是一年多之后，就是崇祯九年就任陕西巡抚，用自己组建的军队，首战就擒获了高迎祥，因此而名震天下。此时的孙传庭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并且目前正“请假归奉孀母，危坐读书。”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照顾寡居的老母为由请假回家，端端正正的坐在家读书。他的功绩、能力还没有表现出来，别人当然看不懂，就会觉得意外。
我们前面的章节已经介绍过了孙传庭生擒高迎祥的故事，这里就不再重复。
他是在魏忠贤当政时，对乌烟瘴气的官场失去了信心，才请假回家的，到现在已经在家“奉母读书”八九年了，官场上不知换了多少人，连皇帝都换了，因此，很多大明的官员都不认识他。朱万化推荐此人自然是大出意外。只有朱大典知道这个孙传庭不简单，是一个强人。
以朱万化的地位，他提名的人选，如果没有大错是不能驳回的，辽宁远在北边，远离中原，就更加没有人反对这个任命。朱万化却是知道辽宁的重要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辽宁、吉林、黑龙江、滨海（海参崴）、兴安等，这五个省只有这一位巡抚，地位相当于五省总督，是仅次于执政官的位置。
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这三位明末的猛人倒是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在剿灭乱民的战争中功成名就的，并且都有不俗的光辉战绩。但是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的光辉延续、维持下去，最后结局虽然各不相同，却是都很惨淡。
洪承畴被朝廷逼迫，采用最糟糕的抗金策略——速战速决，来了个全军覆没，最后被迫降清，成了贰臣。卢象升受太监高起濳陷害，不得不以寡敌众，发起自杀式的冲锋，拼死在对后金的战场上显得悲壮豪迈一些。
而孙传庭是没落下去的，没落的原因看似好笑，实则必然：大明官军军纪败坏，孙传庭新官上任三把火，自持有生擒高迎祥之功，整肃军纪过猛，激起兵变，陕西的主力部队总兵许忠、总兵刘应杰在剿匪战场上叛变，与被他们征缴的乱民首领“混十万”合兵一处。一夜之间，战场上的对手变成了一家人，都成了乱民军。
孙传庭是陕西巡抚，陕西的主力部队变成了乱民军，陕西的官军主力蒸发了，导致孙传庭成了光杆司令！从此之后孙传庭命运多踹，有起有伏，直到战死，再也没有大的起色了。
要评价这三位的高低似乎有些难，这纯属于私下议论，当不得“历史评价”那种分量。笔者也没有看过有哪位学者这样去比较，所以下面的分析，无非笑谈而已，当不得真。
笔者觉得孙传庭生擒高迎祥的战绩似乎说明孙传庭的战术能力要强一些。为什么呢？我们试着分析一下：
到崇祯八年、九年时，高迎祥就是各路乱民英雄的老大，并且他这个排名老大，绝对不是第一、第二等等的排名循序问题，而是鹤立鸡群，高迎祥的威风与其他乱民首领比那是强了好几个数量级的！
这可不是我胡说，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崇祯九年初，兵科给事中常自裕的奏章说：“流寇渠魁数十，最强无过闯王”他列出了三个“不可当”：（直接翻译，原文略）第一，他的部下多数是原正规军的军人，作战正规且勇猛亡命；其部队装备正规，有重甲骑兵；这样的军队“锐不可当”。第二，他的部队有严格的军事训练，战阵列队严整，讲究阵法；他制定有严格的军纪，有战场纪律；一般的官军都不是对手。这样的军队“悍勇不可当”。第三，作战讲究战法，或正面交锋，或设计埋伏，围点打援，用兵有正有奇，都是按照兵法，结合战场实际情况而定。这样的军队“狡诈多谋不可当”。
这三人中孙传庭是最后一个出场的，此前，洪、卢二人与乱民已经斗了多年。上面常自裕所说的就是孙传庭刚出场时高迎祥的状态。在这同一份奏疏中常自裕直白地指责洪承畴、卢象升二人因畏惧高迎祥之强悍而避战，他在奏疏中列举了洪承畴、卢象升二人的作战经过后指出：他们胜仗不断，连连报捷，胜仗不假，捷报也是真的，但是，那些胜仗无关痛痒，都是次要之敌，放着高迎祥不打，多少胜仗也无用。
常自裕的话很尖刻，他指出的那些情况是否事实，笔者不是史学家，不能评价它们的准确度。但是有一点是事实，那就是：卢象升、洪承畴二人卖力的直接围剿高迎祥，并数次战败高迎祥的时间的确是在常自裕的奏疏之后。卢象升击败高迎祥的重甲骑兵的史料就是出于这个时期的滁州之战。也是证明高迎祥确实有重甲骑兵的历史依据。
在这个基础上，首次出战的孙传庭彻底的歼灭了高迎祥一部，并生擒高迎祥。
从崇祯九年对高迎祥的作战来看，孙传庭面对高迎祥丝毫没有退缩，显得更从容有力，并且打得是歼灭战。所以笔者的感觉上觉得孙传庭强一些。
总的说：洪承畴的战略眼光强，孙传庭的战术指挥高，卢象升用兵勇猛。这三人各有所长。
以上都是外行的见解，说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