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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事，老弟我可以告诉你：取襄阳乃宪国公爷之令。你知道国公爷为何现在取襄阳吗？”
罗尚文摇头说：“愚兄不知。”不过他心里想，那还不是为了取天下！
马科接着说道：“这是因为国公爷欲引汉江之水入河南，以灌溉我河南省的万顷良田！这一份雄心壮志大明的历代皇帝有吗？此工程有个名字，就叫做‘南水北调’，把江南之水调到北方。这份伟业若得以实现，我中原大地就成了鱼米之乡，旱涝保收，这可是造福于千秋万代的子孙啊！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可有哪一位帝王有如此的壮举？”
听到南水北调这一番话，罗尚文真是感佩的五体投地了，自古以来，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是屈指可数的，其中先秦的都江堰乃李冰父子所修，它成就了数千年的蜀文化，使得蜀地成为天府之国。可是比较一下南水北调的功效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成都平原才多大面积，不过是一府之地，此工程将使得中原大地受益，河南的大平原十个府也不止，更不是偏远的崇山峻岭之间。就算尧舜再世也不及督军宪国公爷之一分。这个形象太伟大了。
想当初洪承畴的部下也有几个没有跟着投奔国防军的，这些人分两种情况：以罗尚文为代表的就是放不下忠君的情结，他们还是要效忠于皇帝的，这种人大多数是有功名之人。另一种以左光先为代表，他们认为乱世之中有兵就是草头王，国防军的军官不自在，不但有严肃的军纪，还要受到教官的制约，他们受不了，于是就领着部下走了。
像罗尚文这种人在大明的臣子中极有代表性的，他们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但是也不是愚蠢到不明事理的地步，道理也是懂的，大明王朝的腐朽没落他们也能看到，只是盼着帝王贤明。当朱万化提出虚君宪政，拥立衍圣公为帝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倾向于联省一方了。罗尚文就属于这种人，今天即便没有马科所说的南水北调的话题，他也会投向联省一方。现在有了粮荒的压力，又有督军大人南水北调的伟业，就更加坚定了他投向联省的决心。也正像马科所说，新朝尚未开国，这时投过去的也是开国的功臣。
无论哪一朝、哪一代，新朝开国，评功论赏都有一条线，那就是开国的日期，在此之前，那就是开国的功臣，哪怕差一天，也是天地之别，功绩待遇赏赐相差甚远。马科所说的开国功臣的含义罗尚文还是明白的。
于是，罗尚文说道：“马老弟，愚兄投联省之意已决，你要给我几日时间，让我联络说服襄阳府的官员、军官，定要让他们心悦诚服的投奔联省。此外，愚兄还有一个委托，请你代为禀报督军大人，罗某不才，愿意为南水北调尽一分力。”
看来罗尚文已经被南水北调吸引了，折服了。
有了罗尚文的投诚，襄阳的事情就好办了，罗尚文的官品还是不错，在襄阳也颇具影响力，到十一月初，国防军独立第四团就进驻襄阳城，进而和平占领整个襄阳府所属各县。
国防军进入襄阳城又引发了一个新的故事。
襄阳城是个好地方，因此，这里有大明的王府，王爷就是襄王朱翊铭（翊yi）。
原本的历史上朱翊铭在崇祯十四年死于张献忠之手，同时被杀的还有贵阳王朱常法（朱家的王爷太多了，张献忠一下子就逮住两个）。张献忠的这一段故事还是有点趣味，我们就简述一下：
当时任剿匪总督的是杨嗣昌，杨嗣昌为了稳定被招抚的张献忠，也是封官许愿的给了他很多的好处，但是张献忠恩将仇报，故意的陷害杨嗣昌，这种没来由的报复心理谁也说不清楚。他报复的办法就是杀王爷，让杨嗣昌担一个失陷藩王的罪过。
其过程也颇具传奇。张献忠只带了二十七个人，算上他自己一共二十八人，长途奔袭襄阳城，竟然破城抓到朱翊铭，然后在城头上开刀问斩！他明确的告诉朱翊铭，之所以杀他就是为了陷害杨嗣昌。
果然，杨嗣昌病倒了，接着就死了。
不少人都热衷于特种兵的超人本事，张献忠二十八人破重镇襄阳城，现代的特种兵也不过如此吧？
罗尚文归顺了联省，国防军即将进城之时，襄阳城内不少人就已经得到了消息，襄王朱翊铭慌了，按照惯例，按照习惯的思维，造反者进襄阳，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他这位朱家的王爷。因此，他带上妻儿和几名亲信连夜逃往武昌。
王爷都是富有的，家财万贯，就是皇帝崇祯也比不上他们的富有。襄王于慌乱中遁逃能带走多少财产？可以说不及万一，更何况还有带不走的不动产呢？
国防军入城后接收政权，重新任命官吏，户籍登记也是免不了的。这一查，知道王府中只剩下了总管太监看家，王爷早就跑了。
王府的人就等着新官府来抄没王府的财产了，垂头丧气的等着，结果等来了一个官府的通知。官员递交了书面通知之后还做了解释。
他说：“我联省已经不承认大明的王爷爵位，因此，从现在起襄王就是我联省治下的平民百姓了。按照联省的律法朱翊铭的财产还要留在他的名下，但是如果有人告发他非法的巧取豪夺他人的财产就要经过法院的裁决了。从现在起，朱翊铭就要照章纳税，我联省执行的是累进税，税额多少通知上都有说明。给你们一个月的之间自查财产，然后到衙门申报并纳税，到时候衙门也会来核查，倘有虚假瞒报定然处罚。还有王府的看家护院的武装要交出兵器，官府只允许他们使用木棒，并且要限定人数在十人以下，反抗者官府必然镇压。”
这是联省的政策法规，杀富济贫是绝对没有的。保护私有财产是基本的准则，所以没有趁着王爷逃亡而借机抄没他的财产。当然，来路不明的财产另当别论，对此，联省的政策是民不举官不究，没有人告状，就承认他的财产合法。
对付生产资料、资源过度集中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累进税，比如土地，按照人口平均超出越多税额越大，如果有的王府占千顷良田，它应缴纳的税额可能会超出他的土地收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只有出售土地，减少土地的拥有量。第二是累进的财产继承税。当后代继承财产时，如果拥有的财产在正常范围内，其继承税很少，只是象征性的，但是财富太多，富可敌国的大量财产，其税收也是惊人的。通过继承税，要消减富人的财富。
王爷们的主要财产是土地，这是农耕社会的必然，但是其他的，像商铺作坊一类的，也是同样的累进税的办法。
接过这份通知的王府总管太监也是目瞪口呆，他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他怀着感激的心情，差人，拿着那份衙门的通知，赶紧到武昌去找王爷。这偌大的一份家产王爷哪能丢弃不要了？谁还能给逃亡的王爷一份财产？朝廷皇帝也办不到！朱翊铭只能老老实实的回来做平民朱翊铭，他还有别的选择吗？
联省的这个政策也等于给天下的王爷们做出了榜样，使得他们对于联省一方没有了抗拒的心里。这些王爷们的能量也不能小看，在舆论上，经济上，甚至武力上很多人能量也不小。
这种处置也是防止社会动乱的基本原则。如果允许剥夺王府的财产，不管这些财产如何处置，最终会诱发各个地方官府杀富的动机，他们会不分青红皂白，大刀就向富人杀去。按土地财产划线，有钱就等于是恶人！扣上帽子就劫掠他的家财。那么推而论之，没钱的定然是好人，一文不名穷光蛋定然是不可怀疑的大好人，那么律法还有何用？法庭上坐个账房先生，算一算家财，有钱的败诉，没钱的胜诉，岂不简单？这会导致社会的混乱，社会财富会遭到极大的损失，杀富济贫的思想给人的心理损失更大，其结果是在鼓励均贫富，鼓励不劳而获，诱导人们做懒汉，社会就会走向贫困落后。
襄王朱翊铭到了武昌当然引人注目，武昌的官员纷纷出面与之来往周旋，湖广巡抚衙门，承宣布政使司等也在武昌，因此，省级的大员又都出面招待他，临时安置他的生活。但是此时正值粮荒，就算有银子，食物也不容易解决。
他是一个落难的王爷，眼下还能有几个官员看在大明朝廷的面子上应酬他，时间一长，哪里还会有人搭理？靠别人靠不住，还得靠自己，就是皇帝现在也不能指望，天下的王爷上百个，皇上管得过来吗？
正面临尴尬的朱翊铭见到家人送来的信，和新襄阳官府的通知文告，就如蒙大赦一般的欣喜若狂。他偌大的家业都在襄阳，花皮居然如此的开恩大度，回到襄阳就是锦衣玉食般的生活。王爷的名分没了，是一份遗憾，这要是前些年，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可是眼下还是生存要紧，王爷之名算不得什么了，还是财产最重要，他怎能不回去？
他这一来一去，在武昌的影响可就大了，进而天下的王爷们也都知道了，他们也该思量一下自己的前途，在这种利益攸关的冲突中，还有几个王爷还敢出来与花皮作对？
于是，朱翊铭欢天喜地地回到了襄阳。
罗尚文也如愿以偿的得到了南水北调工程的任职，他被工部任命为工程总监，就是代表官府监督工程的一把手。
在一项大型工程中，因为关系到国计民生，官府是要派官员的，一般被称作总监，总监的身份是官员。工程本身一般还有两个机构，一个是董事会，就是出银子的东家，还有一个是负责实际操作的总经理，这个时代叫做总掌柜。东家也好、掌柜也罢，他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