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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下午，两辆载着士兵的卡车驶入了哈尔滨北面的小兴安岭山区，由于是一条很简易的公路，行驶的速度也就非常的慢。
第一辆车的车厢上，黄凡和少校、邹平、小赵、高桥哲郎、及一些战士坐在两边摆放的长条椅上。
高桥哲郎表情紧张地观察着两边的山岭，其他人都满怀希望地注视着他，当他看到一个山窝时赶紧用中文叫道：“停车！”
少校马上冲驾驶室喊道：“停车！”
卡车停下后，高桥哲郎站起身观望着四周的山岭，其他人也期盼地起身张望，可高桥哲郎又失望地用日语说：“不是这。将军，对不起，我真的记不清楚了。”
黄凡却用日语和中文说：“没关系，我们再去前头看看。少校，继续往前。”
这是一个让人却紧张又充满希望的下午，高桥哲郎在一座座山窝里叫着停车，却又失望地摇头让车继续前行，直至天近傍晚又在一个山窝前停车后，他观望了一下后指着山窝中空地上一块两米来高的岩石高兴地：“将军，应该是这，我记得我在这块岩石的背面用军刀划了一个叉。”
黄凡一听腾空而起，右脚在驾驶室上一点身子如离弦之箭飘到了岩石的背面，他仔细地瞧着岩石，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一年，但两道交叉的刀痕还是隐约可见，他冲着惊呆地站在车厢上的战士们喊道：“是在这里，快下车。”
邹平笑道：“大家是不是都傻了，还不赶紧下车。”
“下车，下车！”少校和战士们醒悟过来急忙跳下车跑了过去。
高桥哲郎和邹平、小赵也跳下车来到岩石前，瞧着黄凡尊敬地：“将军，想不到您竟然有着如此高超的武功，在下也曾经是一名日本武士，如有机会愿向您请教。”
黄凡笑道：“高桥先生，我已经对您说过，将来当你做为和平使者再次来到中国时，我们之间什么都可以谈，但今天的任务是要确定那批埋藏的细菌和毒气是否在这，否则时间一长肯定会再次对中国人民造成伤害。”
“嘿！”高桥哲郎指着岩石用中文说：“大家的以这块岩石为中心点，周围五米的范围开始挖，但一定要小心，不能太用劲，否则会出事。”
黄凡也说：“同志们，我们今天只是要证明那批被日军埋藏的细菌和毒气是否真的在这，所以只要能确定就行，不要全面开挖，至于今后如何处理再由上级决定。”
“是！”少校和战士们用铁铲和羊角镐小心地挖开一个一米宽的表层，再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下挖，刚刚挖下去不足一米时，一只铁锈斑斑的钢瓶露了出来。
黄凡和高桥哲郎同时叫停，两人上前查看了一下钢瓶上的日文，确定是埋藏的东西后松了口气。
黄凡又让战士们把挖开的地方再填上，然后交待少校留下一个班的战士实施守候，明天再用铁丝网把这一片区域封锁起来，上级会尽快派出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来处理。
当晚，黄凡他们返回了哈尔滨，他用部队的专用电话要通了北京，向国务院汇报了情况，请立即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前来处理。
然后，他和邹平、小赵、高桥哲郎乘坐凌晨的列车返回抚顺，兄弟俩也就心情舒畅地与高桥哲郎交谈，让他没想到的是，高桥哲郎的家乡竟然是大阪，是秋野和娟子的同乡，可自己不能随便说出自己的过去，只能保持克制。
高桥哲郎的心情也似乎轻松了很多，把自己这些年来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一一都说了出去，为自己的罪行忏悔。
第二天清晨，黄凡他们回到抚顺战俘管理所，将高桥哲郎送回监狱后，孙所长交给他一封国务院发来的电报，一是表彰他完成了探查日军埋藏的细菌和毒气容器，消除了今后的隐患；二是希望他继续留在抚顺协助完成战俘们的转变工作，负责确定第一批要释放的战俘名单。
在随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黄凡他们天天与战俘们在一起交谈，讲明中国政府的政策，使战俘们能静下心来接受改造，高桥哲郎带头把犯罪事实全部写出交待材料，忏悔自己犯下的罪孽。
黄凡也以和蔼可亲的方式同他们一起唱日本民歌，同时也教他们唱中国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是战俘们最喜欢的歌曲，这种交流让战俘们放下了包袱，真心地相信了中国人的诚意。
1956年6月21日，黄凡他们代表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第一批高桥哲郎等335名日本战犯宣布免予起诉的决定，并向他们发放了免予起诉和立即释放的决定书，这些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罪孽的战犯们都哭了，纷纷跪倒在地真诚地表示感谢。
第二天上午，高桥哲郎他们登上了去天津的列车，战俘们激动地向送行的黄凡和孙所长、邹平他们深深地鞠躬和握手告别，他们到达天津后就将乘座日本政府派出的兴安丸号轮船回归日本。
在接下来的的7月16日和8月21日，中国政府又分两批释放了六百多名日军战犯，但齐藤美夫等三名罪大恶极拒不悔改的战犯没有得到释放，并且通过审判决定判处他们无期徒刑。
黄凡又特意找三人进行谈话，希望他们早日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中国政府没有象其他国家一样对战俘进行死刑判决，就是给他们留下了悔过自新的机会，只要三人能好好以改造，反省自己的罪孽，相信中国政府一定会网开一面提前释放他们返回日本。
第245章 特殊身份（）
8月23日傍晚，黄凡和邹平乘坐列车回到北京，走出车站时高兴地同身穿少校军装、迎上来敬礼的小夏握手道：“小夏，是我义父让你来接我们的吧？”
小夏笑道：“你离开北京几个月，老人天天念叨你，没想到今天却是双喜临门。”
邹平高兴地：“家里有什么喜事？”
“上车再说。”小夏领着两人来到站前广场坐上一辆黑色轿车，开车驶上大街后才说：“第一件喜事是中央已经批准老人退休，但仍然担任国务院的财经顾问，今后也就不用天天上班操心了，只是他也拒绝我继续担任他的秘书，让组织上为我重新安排工作。”
黄凡说：“我义父就是这种个性，不过你可以放心，我和三毛、雅琴、冬梅、武雄一定会照顾好他。”
邹平说：“对，李教授和伯母也快退休，今后他们三位老人也能相互照顾。”
小夏说：“已经不是三个，是四个了，第二件喜事就是潘大姐今天上午已经到达北京”
黄凡惊喜地：“真的，我婶婶终于来北京了，我得让她和我们住在一起。”
邹平欢喜地：“太好了，那婶婶和老爷子是不是可以结婚了？”
小夏笑着说：“这也是我们盼了十多年的心愿，潘大姐可能也想通了，她谢绝了全国妇联给她安排住房的好意，决定同你们住在一起，这说明两位老人终于可以在一起相互照顾了。”
“小凡，今后你和三毛的责任也就大了，两位老人可只有你这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儿子，一定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起居，当然有什么事也可随时叫我，我也算得上是老人生活上的儿子，没有他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就没有我的今天，他既是我的导师，更是我的长辈，我一定会孝敬好他。”
黄凡说：“行，让我们一起照顾好老人吧。”
轿车驶过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广场，拐入地安门大街，在一个四合院门前停下，吴武雄和小武汉、及一名四岁的小姑娘就叫喊着“爸爸”跑了出来，小武汉扑进了父亲的怀中，邹平却抱起了小姑娘。
吴武雄兴奋地：“爸爸，潘奶奶来了，我们已经包好饺子就等你和叔叔回家吃饭呢。”
黄凡牵着小武汉的手走进大门，高兴地同迎出屋来的婶婶拥抱，年已七旬的老周和年近六旬的李教授夫妇、李雅琴、罗冬梅都欢笑着迎了出来。
这是一个欢庆的夜晚，四合院里不时响起欢乐的笑声，大家一边吃着饺子一边述说着对亲人的思念、以及现在的幸福生活。
热闹过后，潘大姐叫黄凡陪自己出去走走，来到院中她小声地说：“小凡，上个月魏明阳去武汉了，他是奉中央的指示回北京汇报工作，返回香港前特意去了趟武汉，而且去了我家里，也就是你原来的家。”
“他的目的是想知道你和邹三毛葬在哪，因为七年前你俩被击毙的消息在报纸上和广播中宣布后，你伯伯魏怀中悲痛欲绝，说是他害死了你，对不起你父亲，并且坚决不去台湾，辞去军职去了香港，这些年来家中一直挂着你和你父亲的遗像。”
“同时，他问我是否知道李雅琴和武雄的生死，可你现在的身份中央并没有指示可以公开，所以我只能告诉他，你和三毛的埋葬地点已经没人知道，李雅琴和武雄是生是死也无人知晓，他当时就哭了起来，随后又问我知道不知道一个叫黄凡的人，我也说不知道。”
黄凡含泪说：“七年了，能得到伯伯活着的消息，我也就放心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相见。婶婶，你和我义父的事该有个结局了吧，你俩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过去的事也该放下了。”
潘大姐笑着说：“你安排吧。”
“真的！”黄凡乐了，牵着婶婶跑回屋叫道：“义父，我婶婶答应了，明天你俩就去扯结婚证，我们要为你俩举办一个热闹的婚礼。”
“好！”大家开心地鼓掌欢呼，老周激动得上前紧紧地拉着潘大姐的双手，两位老人深情地拥抱在了一起，晚辈们都欢笑地上来拥抱二老，并送上衷心的祝福。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转眼间过去了八年，1964年3月10日夜，一辆轿车奔驰在灯火辉煌的长安街上，年近五旬的黄凡坐靠在后排说：“邹平，总理为何突然让我去人民大会堂与日本友人会谈，我又不是外交官，我怎么知道要谈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