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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众国银行的争论让杰斐逊和他的老朋友麦迪逊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事实上，此时麦迪逊的政治势力比杰斐逊大得多。在杰斐逊出任驻法公使的五年中，麦迪逊创造了美国宪法，36岁就成了“宪法之父”。他是众议院领袖，因起草权利法案被誉为“权利法案之父”，也是华盛顿总统的重要顾问，正处在政治生涯最辉煌的顶峰。但是，杰斐逊回来后，麦迪逊为他出谋划策，为他遮风挡雨，露脸的事儿都让给杰斐逊，擦屁股的事儿都留给自己。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麦迪逊的政治智慧明显高于杰斐逊，但不知为什么，麦迪逊愿意让杰斐逊的身影遮住自己的光环。历史学家们只能感叹：“一个伟大的人心甘情愿地屈居另一个伟大的人之后。”
如今，虽然两党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但拉帮结派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大家还羞羞答答地不愿承认他们是“政党”。一派叫作“汉密尔顿先生的朋友们”，另一派叫作“杰斐逊先生的朋友们”，后来变成“汉密尔顿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再后来，他们才渐渐地有了正式的名字。汉密尔顿那一派是“联邦党”，代表制宪正统；杰斐逊那一派是“民主共和党”，简称“共和党”，代表普通民众。不过，它跟今天的共和党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反而是今天民主党的前身。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在“民主共和党”原班人马的基础上创建民主党，衣钵传递至今。今天的共和党创建于1854年，第一位共和党总统是亚伯拉罕林肯。尽管当年的联邦党和共和党与当代美国的两大政党不是一回事，但两党政治已经开始了。
1791年，联邦党在国会中占明显优势，杰斐逊和麦迪逊一看，这样下去可不行，咱得动真格的。3月，华盛顿总统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南巡”之旅。趁着总统不在家，杰斐逊和麦迪逊搭伴去了趟北方，特地拜访汉密尔顿的“老巢”纽约。纽约虽然是联邦党的天下，但州长克林顿是共和党人（他后来成了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副总统，是唯一给两位总统当过副总统的人）。杰斐逊狠挖汉密尔顿墙脚，在纽约笼络了一帮支持者，开始建立共和党的基层组织，也就是今天说的“草根组织”。这个优良传统生生不息，直到今天，民主党的基层建设仍然优于对手。
有了政党就得有“喉舌”。杰斐逊他们此行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一个人，他的名字是菲利普弗伦诺。弗伦诺是麦迪逊在普林斯顿的同学，他是个诗人兼作家，写得一手好文章。杰斐逊和麦迪逊想让他去费城创建一家报纸，跟汉密尔顿对着干。当时，费城最主要的报纸是合众国公报。这份报纸的主编约翰芬诺明显倾向联邦党，报纸的内容就可想而知了。弗伦诺接受了杰斐逊和麦迪逊的邀请，打算去费城大干一场。找个什么理由把弗伦诺弄到费城来呢？杰斐逊想了个“高招”：雇用弗伦诺到国务部来当法语翻译。弗伦诺的法语一点也不好，杰斐逊精通法语，还用他翻译？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笔杆子。杰斐逊此举应该是个“擦边球”。宪法禁止官办媒体（对海外宣传除外），政府官员不能干预媒体的报道。但当时，这些条文还没被解释得很清楚，杰斐逊很无辜地说：我没干预啊，他“业余”时间干什么我管不着。
弗伦诺在费城创建国家公报，与合众国公报展开媒体大战。其实，甭管什么，只要有媒体介入，屁大的事都能撑破天。费城人可不用担心闷得慌了，天天看打架。有凭有据的真事儿就够热闹的，再加上谣言，难怪大家动不动就会“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呢。让人民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正是杰斐逊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王权“复辟”。
随着媒体之战的加剧，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主义之争”渐渐地变成了人身攻击，这与当初麦迪逊与汉密尔顿的争斗已经大不相同。麦迪逊毕竟与汉密尔顿做过朋友，他们共同创造了宪法，共同解释了宪法，共同制造了美国，即使友情不在了，理想还在，他们的争论都停留在政见上。但杰斐逊与汉密尔顿没有丝毫情谊，他们不仅憎恨对方的观点，也讨厌对方的为人。杰斐逊说汉密尔顿卑鄙、无耻、下流，汉密尔顿说杰斐逊虚伪、奸诈、狡猾，反正没一个好东西。在这种心态下，他们怎么可能和平共处呢？两人见面就吵架，杰斐逊说：我和汉密尔顿“每天在内阁就像两只斗鸡那样撕咬”。
现在，天底下最可怜的人就是华盛顿总统。华盛顿厌恶党争，但他无力制止它。他企图超越党派，但发现越来越难独善其身。尽管双方对总统都没恶意，但在他们激烈的“交火”中，“误伤”最厉害的就是总统。华盛顿的四位内阁成员中，两个北方人（汉密尔顿和诺克斯），两个南方人（杰斐逊和伦道夫，他俩是表兄弟）。他当初这样安排是为了保持区域平衡，但如今只能面对一个分裂的内阁：诺克斯跟汉密尔顿一伙，伦道夫跟杰斐逊一伙。华盛顿努力保持“无党派”身份，在做每个决定之前都反复思量，不让党争影响自己的判断力。但他更多的时候支持汉密尔顿，引起代表南方的共和党人的不满。特别是，在他签署银行法案之后，反对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华盛顿伤心地说：“如果联盟真的破裂了，我恐怕要搬到北方去住。”有人说，幸亏华盛顿是偏向北方的。如果他跟南方站在一起，“合众国”就真的玩不下去了。正是华盛顿的“南方身”和“北方心”使南北双方都对他抱有希望，从而产生了奇妙的凝聚力。
党争刚开始的时候，华盛顿基本上保持沉默。他相信，那两位整天拔刀相向的天才其实骨子里都是为国家好，他们的爱国情怀不容置疑，他们那些看似矛盾的观点都是以美国利益为最高目标。华盛顿希望他们在斗争中学会妥协。他们都不是初出茅庐的政客，应该懂得游戏规则。杰斐逊比华盛顿小11岁，汉密尔顿比华盛顿小23岁，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是他的子侄辈。华盛顿以一个忠厚长者的胸怀包容着他们的一切，因为他知道，美国需要他们两个而不只是其中的一个，他愿意倾听不同的声音。那时候，总统经常带着他们一起出海钓鱼，在林中小径散步，与他们共进晚餐。他对愈演愈烈的争斗“视而不见”，直到有一天，当政治攻击变成人身攻击时，华盛顿再也坐不住了。
华盛顿写信给杰斐逊说，我知道我们的处境有多难，也知道很多东西难辨对错，可是，如果继续这样往相反的方向拉扯，政府就要散架了，我们将永远失去快乐和繁荣。接着，他又写信给汉密尔顿，说你马上给我停火，不许再闹了！没想到，两人都在回信中指着对方的鼻子骂。杰斐逊说，我们目前的困境不是我的错！我已经说过我不赞同财政部长的那套体制。你说不同的意见可以共存，不可能！我跟他是原则上的不同！我不会屈服！“这个国家给了他面包，也给了他荣耀，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与自由为敌的阴谋！”在这里，杰斐逊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打心眼儿里对汉密尔顿的鄙视。哼，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连自己爹都不知道是谁的家伙，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汉密尔顿的回信更直接：我才是受害者好不好？是他先攻击我，不是我先攻击他（这是真的）。杰斐逊从他进纽约的那一刻起就跟我作对（这不是真的）。他让你的内阁片刻不得安宁。“为了公众利益，你应该撤换他！”华盛顿让这俩气得没话说，他真想把这两个不懂事的“熊孩子”暴揍一顿。但从他们的信中可以看出，华盛顿与汉密尔顿的关系显然比他与杰斐逊的关系亲近得多，不管是工作上还是感情上，他都更依赖汉密尔顿。即使在“劝诫”和“训斥”了财政部长之后，他也不会忘记告诉他：你依然拥有我“最真诚和最亲密的关怀”。可是，越是这样，华盛顿就越小心谨慎，就怕别人说他偏心眼儿。
共和党人虽然意识到华盛顿的倾向，但他们也知道，华盛顿是碰不得的，跟他作对就是政治上的自杀。怎样削弱华盛顿的势力呢？只能把他最倚重的人干掉。只要扳倒汉密尔顿，华盛顿独木难支，天下就是咱的啦。于是，所有的火力都对准了权势熏天的财政部长。有一次，众议院的一些弗吉尼亚议员提议调查财政部的账务，他们怀疑汉密尔顿用公款为私生活买单。这纯粹是“欲加之罪”。事实是，你就找不出比汉密尔顿更清廉的财政部长了。他也许毛病很多，但一分钱都没贪污，不管在当时还是后世，这都是有定论的。但众议院成心整他，谁也拦不住。哪怕查出个“莫须有”，他们也会弹劾财政部长，让他下台。结果，查来查去，毛都没查出一根，最后只能取消此议案。汉密尔顿能受这欺负吗？他跟总统说，他们不是冲着我，是冲着你。你要是再保持“中立”，早晚被整死！
就在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