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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委任我为全权公使我很光荣地成为第一个站在国王陛下面前的外交官，感到比我所有的同胞都幸运。如果我能为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尽管我们隔着大洋，但我们有着对彼此天然的认同与好感，因为我们的人民说同样的语言，信奉相似的宗教，共享血脉亲情。”
乔治三世似乎被感动了，他说：“你的语言和情感非常得体。我很荣幸地得到美国的善意，也很高兴他们选择你做他们的公使我必须坦白地说，我是最后一个同意分离的。但既然分离已不可逆转，我愿第一个欢迎美国作为独立的国家向我表达友谊。”
接着，国王好像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微笑着说：“我听说你不像你的同胞那样热爱法国的礼节。”（暗讽亚当斯与法国宫廷格格不入并经常干点失礼的事）亚当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我承认，陛下，我只热爱我自己的国家。”国王称赞他是个诚实的人，会见就这样结束了。亚当斯在给杰伊的信中说：“我的感受如此强烈，无以言表。”
尽管英国媒体对亚当斯很不友好，尽管他痛恨英国对新大陆造成的伤害，但他确实为修复美英关系、恢复美英贸易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一直称赞英王的高贵和优雅，他也像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一样，从英国的政治体制中领悟了现代民主国家的精髓。1976年，美国建国二百周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美国时还在白宫提起亚当斯。她说：“美国第一位公使约翰亚当斯对我的先祖乔治三世说，他渴望重建我们的人民之间‘对彼此天然的认同和好感’。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之间语言、传统和血缘的纽带一直传承着。”
也就是在欧洲的这些年，亚当斯遇到了最亲密的伙伴，也收获了最珍贵的友谊。这友谊来自托马斯杰斐逊。1784年，杰斐逊接替富兰克林出任驻法公使。此时，亚当斯和妻子阿比盖尔也在巴黎。亚当斯和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曾密切合作过，但两人已有很多年没见了。谁都不相信他们俩会有共同语言。论外表，亚当斯又矮又胖（他身高大约1。7米）；杰斐逊又高又瘦（他身高1。9米）。从性格上，亚当斯直率、敏感、神经质，不说话就会死，特别喜欢吵架；杰斐逊内向、温和、安静，三锥子都扎不出一句话来，更别说争吵了。从政治观点上，亚当斯看重秩序、法治、权力的平衡；杰斐逊强调自由、平等、人民主权。亚当斯崇尚精英政治；杰斐逊相信普通人的智慧。总之，这俩应该怎么说都说不到一块儿去，他们却成了好朋友。
那时候，杰斐逊几乎天天到亚当斯家吃晚饭，和亚当斯夫妇亲如一家。亚当斯比杰斐逊大八岁，比阿比盖尔大九岁，所以，杰斐逊把亚当斯看成兄长，尊重他，忍让他，而杰斐逊和阿比盖尔却是同龄人，才子碰上才女，有说不完的话题。亚当斯特喜欢吃醋。以前，阿比盖尔赞美华盛顿伟岸，亚当斯一辈子都嫉妒华盛顿；现在，阿比盖尔赞扬杰斐逊人品无双，亚当斯恨不得追问“是他无双还是我无双”。亚当斯家的孩子超爱杰斐逊，把他当亲叔叔。亚当斯的长子，17岁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日记中经常有这样的记录：“今天去杰斐逊先生家待了一会儿。”“今天去杰斐逊先生家吃饭。”“今天去跟杰斐逊先生聊了一会儿。”以至于亚当斯对杰斐逊说：“这孩子怎么像是你的儿子？”
1785年，亚当斯调任驻英公使，与杰斐逊依依惜别。此后，他们频繁地通信。1786年，杰斐逊到伦敦住了两个多月，又天天跟亚当斯“腻”在一起。他们还撇开所有的人，坐在同一辆马车里，一起去英国乡下参观花园，欣赏园林艺术。这六天的出游是他们一生中唯一单独相处的机会，他们似乎都忘记了尘世的烦恼，完全沉醉于山水之间那纯洁的友情。他们肯定没想到，整整40年后，他们将在1826年7月4日，也就是美国独立50周年的那一天，同时离开人世。他们没有同年同月同日生，却在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也许都太爱他们的国家，在告别这个世界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独立日。
1789年，亚当斯卸任回国。不久，他当选副总统。这是众望所归，也是地域平衡。既然南方人华盛顿当了总统，副总统当然要由北方人当。在北方人中，谁能跟亚当斯比呢？问题是，亚当斯的性格真心不讨人喜欢。他太直率，太诚实，又不会闭嘴，还时不时地来点“奇谈怪论”，搞得大家还真以为他“疯了”。比如，参议院刚开始讨论总统的称号时，他就建议应该叫“总统陛下”或“总统殿下”，又一直说英国的制度如何如何好，谁听了都会觉得他是个保王派或干脆自己就想当国王。其实，这太冤枉亚当斯了。他是个彻底的共和主义者，根本不想在新大陆搞什么君主制。但是没办法，“君主”的标签就贴在他身上了，想摘都摘不掉，这是他口无遮拦惹的祸，谁让他不明白啥叫“政治正确”呢？麦迪逊在给杰斐逊的信中说亚当斯想当国王，杰斐逊还为他的朋友辩护，说他根本不是那种人。他鼓励麦迪逊多了解亚当斯，别整天听风就是雨。但同时，他也觉得“总统陛下”这种称呼实在太荒唐，亚当斯那天肯定吃错药了。
一开始的时候，亚当斯觉得副总统是个很崇高的位置，因为他兼任参议院议长，主持参议院的讨论。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这活儿太不适合他。宪法规定，副总统只能在参议院表决出现平局的时候才能投那关键的一票，而且平时不能参与讨论，不能发表意见，只管维持会场秩序。换个不爱说话的（比如华盛顿或杰斐逊），往那一坐当木头人未尝不可。偏偏亚当斯是个话匣子，你让他只听不说等于要了他的命。况且，此时的参议员们大多比较年轻，是革命后成长起来的小字辈。他们的言论在亚当斯听来纯属小儿科，太不上档次了——就你们这水平也配治理国家？他多次向杰斐逊抱怨说，如今参议院的辩论水平照当年的大陆会议差远了，我一出马就甩他们好几条街。有好几次，他忍不住说了几句，立刻遭到参议员们的抗议。几经折腾后，他终于学会把自己的舌头拴起来，彻底噤声了。但亚当斯毕竟是个特别敬业的人，他竟然这样“装聋作哑”地在参议院坐了八年。在痛苦的煎熬中，他写下了关于副总统的第一个“定义”：“这是人类能发明的或能想象的最不重要的位置。”
亚当斯的烦恼不仅来自他被“剥夺”的说话权，还来自他与华盛顿总统的微妙关系。离华盛顿最近的人是汉密尔顿、杰斐逊、麦迪逊、莫里斯（罗伯特）、杰伊，他们的话在总统心中的分量很重很重。然而，华盛顿几乎完全忽视了亚当斯的存在，他从来没在任何重要问题上征求过亚当斯的意见，副总统也不是总统的内阁成员。华盛顿对亚当斯很客气，在所有的公共场合都给足他面子，看上去无懈可击，但就是把他挡在决策圈之外。总统的理由是：副总统是参议院议长，属于立法权。我要是问政于他，岂不是违反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听上去响当当，仔细琢磨不是那么回事。众议员麦迪逊、参议员莫里斯不是立法权的人吗？华盛顿三天两头找他们商量事，还让麦迪逊帮着起草文件。首席大法官杰伊不是司法权的人吗？总统照样让他当特使去跟英国谈判。没有人完全清楚华盛顿疏远亚当斯的真正原因，有人说他们之间有一点点嫌隙，因为亚当斯在1777年的“康威阴谋”中没有帮华盛顿说话，华盛顿可能觉得亚当斯也卷入那场企图撤换他的阴谋。华盛顿没那么小心眼，他对亚当斯敬而远之也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尽管如此，华盛顿非常喜欢亚当斯的天才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1793年，他专门把亚当斯请到办公室，告诉他，自己想请他儿子出任驻荷兰公使，虽然他儿子才26岁。亚当斯把这事儿告诉儿子，他儿子还不乐意：总统让我当公使咋不直接跟我说？我爹能替我做主吗？这不是把我当小孩儿吗？约翰昆西亚当斯不想去，但在他爹的劝说下还是接受了总统的任命。
不管怎样，亚当斯与华盛顿相处得还算融洽，总统和副总统互相尊重，互相体谅，有时也说些贴心话，特别是当华盛顿被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党争”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他会向亚当斯诉苦。在华盛顿执政的最后两年，他也开始更频繁地询问亚当斯的想法，似乎在为权力的交接做准备。亚当斯最大的麻烦当然不是华盛顿，而是华盛顿身边最重要的人——汉密尔顿。他们俩之间本没有仇。相反，关系还不错。联邦政府刚在纽约成立的时候，财政部还不存在，汉密尔顿还在当律师。亚当斯让二儿子查尔斯去汉密尔顿位于华尔街上的律师事务所帮忙，跟着汉密尔顿学法律。直到汉密尔顿出任财政部长，查尔斯才转到别的事务所。
亚当斯开始记恨汉密尔顿是在他得知第一次总统选举的过程之后。当时的结果是，华盛顿获全票当选总统，亚当斯获34票当选副总统。在宪法第十二修正案通过之前，美国的总统选举程序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动物。“选举人团制”就够让人抓狂的了（至今仍然如此），总统和副总统的选法简直就是把人往死里整。那时候，每个党提两个候选人，一个竞选总统，另一个竞选副总统。但是，他们不是像今天这样的“竞选伙伴”，也就是说，他们各选各的，选民投票的时候把他们看成两个完全独立的候选人。反正不管多少候选人，最后得票最多的当总统，第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