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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亚当斯比起来，费了那么大劲、本来应该势如破竹的杰斐逊成绩可不算好。不错，他得了第一名，但不意味着他肯定是总统，因为还有一位并列第一名，他就是阿伦伯尔。伯尔的表现太有戏剧性了。可别小瞧纽约人伯尔，他的高贵出身没几个人比得上。他父亲老伯尔大主教是新泽西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和第二任校长，他母亲艾斯特伯尔是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女儿，爱德华兹就是“第一次大觉醒运动”时期那位著名的教士（参看020革命前夜）。不幸的是，伯尔两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去世了，三岁时，他的外祖父、外祖母也去世了，他由叔叔养大成人。美国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大陆军，经历了“远征加拿大”、“纽约之战”、锻造山谷、“蒙莫斯之战”，因功升为中校。退役后，他成为一位律师，在纽约市开始了自己非常成功的法律业务。那时候，他经常和纽约的另一位法律界新星汉密尔顿合作办案。汉密尔顿名气大，他的本事大伙已经领教过了。伯尔不服气，有机会就要争一争。有一次，一位客户请他们俩一起办个案子。两人说好，伯尔做开头的陈述，汉密尔顿做结尾的陈述。一般结尾比较重要，陪审团也记得住。伯尔下了苦功，把他那段辩词搞得天衣无缝、精彩绝伦。等到该汉密尔顿做总结时，破天荒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汉密尔顿表示：“我无话可说。”能让汉密尔顿闭嘴真有点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感觉，可见伯尔的论证多么完美。
后来，伯尔像汉密尔顿一样投身政治。他们本来关系不错，直到1791年，伯尔击败汉密尔顿的岳父斯凯勒将军，当选联邦参议员，他与汉密尔顿就结下了梁子。汉密尔顿不是个小心眼儿的人，他不会单纯因为伯尔打败他岳父而生气，他与伯尔结仇是因为伯尔为了胜利不择手段。很多学者把伯尔称为美国的第一个“现代政客”。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这些“老绅士”，从来不宣扬自己的野心，竞选都是羞羞答答的，不亲自出面。伯尔可不管这一套，他像现代的候选人一样到处推销自己。老一代“国父”们都是有理想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但伯尔为达目的什么都敢干，完全颠覆了当时人对政治的理解。汉密尔顿虽然与伯尔是同龄人，但他是保守价值观的守护者，也是纽约政坛无可争辩的领袖。伯尔的迅速崛起不但触犯了他的利益，也触动了他的底线。汉密尔顿第一次发现，世界上还有比杰斐逊更可怕的敌人，他一定要除之而后快。
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杰斐逊一看，竟然有人在汉密尔顿的老巢捣乱，太好了！咱得团结这样的力量。恰在此时，伯尔主动到蒙蒂塞洛找杰斐逊了。他告诉杰斐逊，如果你让我当你的竞选伙伴，我保证把纽约给你拿下。杰斐逊大喜过望，他发现，他根本不必担心伯尔到底属于哪个党，哪个党对他有利他就是哪个党，太现代了！虽然杰斐逊心里对这种反复无常的人有些芥蒂，但眼下顾不了这么多了，先赢了再说。于是，共和党推杰斐逊为总统候选人，伯尔为副总统候选人。可是，杰斐逊远远低估了伯尔的能量，再加上在宪法第十二修正案出现之前的那个“奇葩”选举法，最后的结果是，伯尔也得了73票，与杰斐逊并列第一。
根据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将由众议院投票决定他们俩谁是总统谁是副总统。此时的国会还在联邦党手中，鬼知道他们会选谁，反正联邦党是绝对不会痛痛快快地让杰斐逊当选的。哼，我就让你给这个小人当副总统，我恶心死你！伯尔如果是个厚道人，他此时就应该主动站出来说，我不想当总统，让给杰斐逊。不管怎么说杰斐逊也比他有资格，这是大家的期望。但是，伯尔偏不，他不出声，心里憋着劲儿要争总统。杰斐逊这下可真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他恨不得一头撞死。我给伯尔当副总统？这不是侮辱人吗？那还不如给亚当斯当副总统呢！
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杰斐逊吃嘛嘛不香，郁闷死了。国会要到1801年2月才投票，一时间，京城中流言四起。有的说，伯尔已经与联邦党密谋好了，到时候联邦党议员会投他的票，他当选后会保护联邦党的利益；有的说，亚当斯总统看在老朋友的分上，愿意主动辞职，这样，副总统杰斐逊就可以直接当总统了；还有的说，杰斐逊与联邦党密谈，承诺保护公债持有者的利益，保留海军，不打扰现任公务员，以此换取联邦党的选票；等等。听上去要多热闹有多热闹。对于这些传言，杰斐逊后来矢口否认，他说他根本没跟联邦党做交易，他不会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进白宫。真真假假已经分不清了，伯尔和杰斐逊都不是省油的灯，也都不是待宰的羔羊，背后一点事没有是不可能的。
杰斐逊至少做了两件事。他找了一次亚当斯，希望亚当斯为他说两句话。亚当斯没好气地说：这事儿我管不着。你不是想当总统吗？接受联邦党提的条件不就得了？杰斐逊不干。1801年1月，杰斐逊拜访弗农山庄，祭奠华盛顿。华盛顿去世后，连英王乔治三世都让皇家海军降半旗致敬，连拿破仑都下令法军军官戴黑纱三个月表示哀悼，但身为副总统的杰斐逊从来没出现在任何纪念场合，也没为华盛顿说一句话。现在，他为了讨好联邦党，总算完成了这趟姗姗来迟的“朝圣之旅”。玛莎烦透了这场政治秀，从头到尾没给他好脸色。杰斐逊该折腾的都折腾了，但他可能做梦都没想到，最后出手救他的，是他的宿敌汉密尔顿。
1801年2月11日，众议院开始投票选总统。那个“难产”程度似乎在大家意料之中，连投35轮都没能打破僵局，转眼一星期就过去了。这时，汉密尔顿说话了。他告诉联邦党的朋友们，杰斐逊和伯尔都不是好东西，但杰斐逊会是个比较好的总统，因为他会为美国人民谋福利，伯尔是完全没有底线的政客，他只会为自己谋福利。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吧。2月17日，在第36轮投票中，杰斐逊终于胜出，成为第三位总统。当然，这个结果不一定是汉密尔顿一句话定的，中间应该有无数的争论和妥协，但汉密尔顿的影响力不可小觑。汉密尔顿搅黄了伯尔的总统梦，他与伯尔的仇越结越深。四年之后，他们终于上演了那场著名的决斗。
在亚当斯任总统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组织联邦政府迁入新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经过十年的建设，这座还没完工的小城初具规模。道路还坑坑洼洼，建筑垃圾到处都是，能住人的房子很少，但总统府和国会大厦勉强可以使用了。这座城凝聚着华盛顿的心血，但他一天都没住过。亚当斯是第一位迁入白宫的总统，但那时候的白宫还不叫白宫，它叫“行政官邸”，它比现在的白宫小。尽管大家还在抱怨着这个鬼地方，但联邦政府总算有了永久的家。
亚当斯总统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召回驻普鲁士公使约翰昆西亚当斯。他的孩子该回家了。
1801年3月4日是新总统的就职日。这一天凌晨4点，亚当斯坐着公共马车（就像今天的公共汽车）离开了首都华盛顿。他没有参加新总统的就职礼。在此后的12年里，他与杰斐逊没有交流过只言片语。但是，在他们生命的最后10年，友谊重新回到他们中间。他们用同样的精彩和深情为后世讲述了共和国的青葱岁月。仇恨被忘记，伤口被抚平，他们带着对彼此的思念在同一天离开人世。那一天，正好是他们的国家独立50周年。
中午12点刚过，杰斐逊从他住的旅馆里走出来。57岁的他身高1。9米，长着栗色偏红的头发，看上去比亚当斯年轻得多，高大得多，也英俊得多。与前两位总统不同，他没有乘坐豪华的专用马车，而是步行来到国会山。这一路上礼炮齐鸣，人潮汹涌，所有的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们在迎接一位“人民的总统”。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主持了杰斐逊的就职典礼，一千多人挤在新建的参议院大厅，虔诚地聆听新总统的就职演说，这可能也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就职演说。杰斐逊做的事不一定让你感动，但他说的话绝对会让你热泪盈眶，因为他向你倾诉的，是和平与和解，是自由与宽容：
所有的人都应该牢记那个神圣的原则：多数人的意愿应该得到体现，但少数人的权利也应该受到保护。同胞们，让我们团结在同一颗心中，让我们重建和谐与情感。没有爱，自由将离我们而去不同的意见并不代表不同的原则。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想分裂联邦，有人想改变共和体制，那就随他们去吧，不要干扰他们，他们的安全正是宽容的见证，理性将享有充分的自由
听上去真的好伟大，你应该知道杰斐逊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了吧？他到底啥意思，我们以后再说。此时，杰斐逊豪情万丈地宣称：1800年的大选不是一场选举，而是一场革命。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啦！从此，“一八〇〇年革命”这个词就走进历史教科书。至于这“革命”有多少水分，我们可以在后面的故事中慢慢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