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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波、五楼、道场、玄坛、板舟翕、黄篾等各种名号的舰船。其数达几千艘，分别由名号不同的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等乘坐。诸船皆招募水工纤挽，总共用挽船士8万余人。其挽漾彩舟以上者，即有九千余人，称为“殿脚”，皆身穿锦衣彩袍，以青丝缆挽船。船队卫兵亦分乘大小不同的战舰护航，其数又有数千艘，挽船则不用人夫，而由兵士自引。船队一行，龙旗舞彩，画肪相连，长达200余里。岸上又有骑兵夹河护行，旌旗蔽野，水陆相照，奢侈华丽盛极。
炀帝驱船队南行，所过州县五百里内者，皆要求百姓献食贡物，往往一州供至数达百车，都是山珍海味。炀帝及其嫔妃却视同草具，吃不完就抛置水中。沿途还设置了四十余所离宫，都是近日赶造装修的，供炀帝一行憩息。
炀帝到江都后，整日与后妃们游山玩水，又命吏部尚书牛弘、内史侍郎虞世基等，议定舆服，仪卫等制度，命何稠为太府少卿，监造车服。何稠智思精巧、参酌古今，所制兖冕统绣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纱制成，又作黄麾36000人仪仗，及辂辇车舆，皇后卤簿，百官仪服等，皆极尽奢华，以随炀帝之心愿。每次出游，卫士各执麾羽，填街塞路，绵亘20余里。就这样，一直骚扰到江南春暮，桃柳将残，大业二年三月，炀帝下诏自陆路北归，并且一切仪制，比南下时更加华丽。四月下旬，行抵伊阙（今河南伊川），陈列法驾，备具千乘万骑，入于东京。总算结束了这次劳民伤财的南游。事后，炀帝颁达赦书，豁免本年全国租赋。实际上，这一年老百姓承负的劳役、赋税远远超过于常年。
大业六年（610年）三月，炀帝又准备第二次南下进行江都巡游。此次南巡，因萧皇后未与同行，其人数、规模皆比不上第一次。但炀帝到江都后，又想东游会稽，遂命征发大量江南丁役，凿通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直达余抗（今浙江杭州市），运河长达八百余里，广十余丈，可通行龙舟。炀帝在江南逗留有年余，又以征高丽王入朝，未能应命为由，准备发兵亲征高丽。大业七年二月，炀帝乘龙舟，自江都直驱涿郡（今北京西南），经通济、永济二渠，全程三千余里。炀帝命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台四司的官员数千人随船步行，以听候选补，不得自行处分。炀帝一行，逶迤五十几日方才到达涿郡，沿途冻馁疲顿，因而致死者达十之一二，百姓民工死者更是不知其数。
大业十二年（616年），隋末农民战争已经遍及全国，隋王朝的统治已是岌岌可危，然而炀帝仍沉湎于纸醉金迷之中，并且准备第三次南下江都。而此时，原来的龙舟已经在杨玄感之乱中，被焚毁无遗，炀帝当即令，江都再重新营造。江都通守王世充，素来奉君为恶，一经奉旨，立即督工赶造，仅用半年，就赶造了龙舟及各式新船数千艘，制度、装饰比旧船更为华丽。炀帝闻讯大喜，七月即率皇后、妃嫔及文武官员南行，其仪仗也比第一次更为繁盛。右候卫大将军赵才进谏道：“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亟还京师，安抚兆庶。”炀帝大怒，将赵才拘于狱中。又有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当天就被在朝堂上杖杀。奉信郎崔民象及王爱仁等，先后谏阻，均为所杀，这就使他人不敢再谏，就这样，炀帝一行登龙舟，在夹岸官员的护卫下，第三次下江都。途中正值盛暑暴热，炀帝又采纳翰林学士虞世基的建议，命沿途百姓，掘柳来献，沿堤栽种。江都通守王世充又献上五百名吴越女子，充作殿脚女，牵曳船缆。船队行至宁陵、睢阳一带，因河道淤塞，使龙舟搁浅。炀帝大怒，下令查究当年开河时役夫的姓名，共捕得五万余人，皆以活埋了事，并将开河总监工麻叔谋腰斩。
炀帝到江都，仍沉湎于酒色之中。江、淮地方官员来谒见者，他只是问其献礼多少，礼多者则被迁为郡丞、太守，礼少者则被罢免。别如王世充原为江都郡丞，因献铜镜屏风，就升为江都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因献异味，迁江都郡丞。因此郡县官吏更加竞相盘剥搜刮百姓，以充贡献，江淮民众生计断绝，饥馑无食，仅以树皮草叶充饥，甚至逼得人人相食。但此时官府仓储却很丰盈，然吏皆畏法，不敢擅自开仓赈济。因此，此时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遍布了大江南北。炀帝在江都也不敢再四出游玩，整日泡在宫中，醉生梦死，作威作福。义宁二年（618年）三月，原炀帝最为宠信的宇文化及兄弟与司马德戡等在江都发动兵变，结束了隋炀帝罪恶的一生。
炀帝性爱游玩，他执政期间，除三下江都外，几乎没一年不外出巡游的，曾三上涿郡，二至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一游河右，并在长安与洛阳之间频繁往还。每次出游，不仅要有庞大的宫人、侍从、卫士等各色随从，动辄十余万人，而且沿途要修建行宫、馆舍，地方百姓要供应他们食用，稍不如意，就会有生命危险。炀帝的游玩队所到之处，如同蝗群过境，对当地民众来说，丝毫不比遭受洪涝、大旱等灾差，甚至就连他们没有到达的地方也要承受相应的负担。可以说隋朝的覆灭，有一半是被炀帝“玩完”的。
三征高丽
第117章 隋唐（5）（）
自魏、晋、南北朝至于一直到隋朝时，朝鲜半岛上存在着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其中以高丽为最强，是五六世纪的东方强国之一。高丽原称高句丽，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较为亲密的关系。隋高祖杨坚受禅时，高勾丽曾遣使入隋称贺，高祖授其王大将军号，并改封其为高丽王。自此，每年遣使入朝贡献没有断过。然高丽与新罗、百济之间，“每相侵夺，战争不绝”。隋平陈后，国势大振，高丽王因此很恐惧。开皇十八年（598年），高丽王高元联合辽东部落，率众万余进攻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高祖闻讯，感到受到大辱，不禁大怒。命汉王杨谅为元帅，率领水陆30万大军讨伐高丽。但因战线太长，后方运输跟不上，造成六军乏食，加上水军遇风，陆军遇雨，军中疾疫流行，以至无功而还，但征师死者十之八九。此时高丽王也惶惧，遣使入朝谢罪。由于当时国家强盛，朝野皆以国威受挫，应向高丽报复，却只有刘炫认为辽东不可伐，遂作扶夷论劝讽。高祖下诏：“高丽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并厚待高丽使臣，由此罢兵，待高丽如初。二国从此修好。
炀帝即位后，便凭借高祖时遗留的强盛国力耀武扬威，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北巡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时，会见突厥启民可汗夫妇及吐谷浑、高昌二国的使臣。行至云中郡时，（今山西大同市），又有高丽使臣来访，炀帝对高丽使臣表示要征高丽王入朝，否则他将与启民可汗一道巡高丽国土。这无疑是一威胁和恐吓的信号。但高丽王高元并未理会炀帝的恫吓，屡次征调都未到。炀帝不禁动怒，竟欲征辽。当时的吏部侍郎裴矩也提出，高丽之地，在汉代是汉之三郡，西晋亦为中土所有，征高丽只是收复故土。这样就为炀帝征高丽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鎏金仿古银簋大业四年（608年），隋朝开始了远征高丽的准备工作。鉴于汉王杨谅征辽失败的教训，解决转运线太长是关键的问题，炀帝征发一百多万劳动力，开挖了永济渠，南通黄河，北到涿郡（今北京西南郊），用运河水运军粮、器械。在涿郡设临朔宫作为出兵的总部。炀帝还下令广置军府，大造兵器，充实军马，兴造战车、战船等。大业七年（611年），炀帝自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乘龙舟，沿运河直抵涿郡，同时下诏征天下民丁，都到涿郡集中。所征之兵，有江、淮水手10000人，弩手30000人，岭南排镩手30000人。并命令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造船300艘，官吏督工甚急，匠役只得终日泡在水中操作，自腰以下皆腐烂生蛆，死者十之三四；又下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战车五万辆；征发河南、河北民夫运送军需：征江、淮以南民夫及其船只将黎阳、洛口等处仓粮运至涿郡，运粮船队长达千余里。在备战过程中，以山东兵民负担最重，常有数十万民夫奔返于运粮途中，车牛一去不返，丁男大量地死亡。牛车征完，又征发人丁鹿车，二人共推一车，运粮三石，由于道途遥远，粮未运抵目的地，米已吃完，但无法缴差，民夫只得逃亡。60万运粮车夫逃亡大半，以致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农民纷纷聚众起义，攻城掠邑。征辽之战尚未开场，民变已然发生。
尽管如此，炀帝仍不顾一切，于大业八年（612年）悍然发动了第一次远征高丽的侵略战争。陆军分为24路，共计113万多人，号称200万。另外还有水军，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统率，从东莱出发，浮海先行，舳舮相接达数百里。炀帝以众临寡，意为志在必胜，每军除设大将、五将各一人外，还特别设置受降使者一人。炀帝于二月九日正式下令进军，每日发一军，日进40里，前军先行，后军继进，御营六军，最后出发，历四十日，才尽出涿郡城，首尾衔接，鼓角相闻，旌旗相望，绵亘960里。自古以来征战，都未过见有此军仪。实际上炀帝视征高丽为儿戏，以为不过是一场游玩，认为大军一到，高丽必降无疑。却不料遭到高丽军民的殊死顽抗。炀帝大军围战辽东城，久攻不下。来护儿水军渡海直攻平壤，却遇伏惨败，狼狈逃回，不敢再进。宇文述大军自陆路进军平壤，高丽军先以诈败诱敌，然后四面抄击。隋军饥寒交迫，已无斗志。溃败而逃。其九军三十余万人，逃至辽东城，止剩2700多人，资储器械，丧失殆尽。炀帝大怒，锁拿宇文述等，收军驰还。只留民部尚书樊子盖居守涿郡，自己却驾龙舟，返还东都。第一次征高丽即以失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