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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元稹自己也创有上阳白发人、华原磬、五弦弹、西凉伎、法曲、驯犀、立部使、骠国乐、胡旋女、蛮子朝、缚戎人、阴山道十二首，采用的便都是李绅用过的诗题。元稹在有的诗题下，还抄录了李绅为每首诗写的小传。阴山道题下注说：“李传云：元和二年有诏，悉以金银酬回鹘马价。”说明李绅的乐府新题不是无病吟，而是针对某些事实所发的。同年二月，元稹做监察御史，三月一日充任剑南东川详复使，离开长安入川，故知和李绅乐府在本年三月以前。李绅的原诗已经遗失，从元稹的和诗仅能知道十二首题目。
几乎同时，白居易也写下了新乐府五十首。在此之前，元年（808年）五月，白居易任左拾遗时，当时他36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上任不到十天，就给皇帝上奏疏说：“授官以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惟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粉身之所耳。”不久就连上谏章，先奏请免除江淮赋税以拯救灾民；又请求多出宫人，减少宫中费用，消除孤居妇女的痛苦；反对宦官任“诸军招讨处置使”和王承宗作战；请求停止用兵河北等等，甚至当面指陈皇帝犯了错误，差点受到处分。他经常面对案前盈箱的谏纸，思考自己的责任，觉得愧对俸禄。同时他开始创作讽谕诗，以委婉的方式劝谏皇帝。元和四年，诗成，集为新乐府。在本组诗的序中他说明了目的和要求：“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而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则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五十首用歌行，每篇下面标明题旨，如七德舞“美拔乱，陈王业也”，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海漫漫“戒求仙也”，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缭绫“念女工之劳也”，卖炭翁“苦宫市也”等等。它体大思精，题材广泛，从反对横征暴敛到反对宫市，从讥刺边功到谴责广蓄宫女，从民间到朝廷再深入宫内，凡是他认为不满意的事情全都作了批判。新乐府上承秦中吟的传统，成为白居易讽喻诗中的佼佼者。秦中吟写贞元至元和之际的事，其小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它主要揭露和斥责“羡余”制度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富女易嫁的陋习，官僚脑满肠肥，不顾江南干旱的食人惨景等等。新乐府反映的时代更为广阔，它写的是从高祖李渊武德（618—626年）到元和四年的事，揭示的问题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
之后，元稹、张籍（766？—830？年）、王建等开始通过倡和，而进一步扩大新乐府的阵地。元稹作新乐府诗。善于模仿，既学李绅，也学白居易，他的这部分诗反映社会面也极为广泛，故称“元白”。如他的田家词、织妇词、连昌宫词、估客乐等，也都是新乐府中的名篇，但他对于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不像白居易那样大胆、深刻和旗帜鲜明。张籍的乐府诗有七、八十首，其中约一半都用的是古题，但内容却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他的野老歌、山头鹿、别离曲、征妇怨等都是千古佳作，其中尤以反映农民生活最为突出。王建与张籍齐名，人称“张王乐府”。在古题和新题互相参用上，两人也极为近似。王建乐府诗有不少新题材，如水夫谣写纤夫，送衣曲写妻子给丈夫送征衣，簇蚕词写蚕农，织锦曲写织女们的辛勤劳动，往往利用人物自白，或仅摆一摆事实便戛然而止，主观议论少，十分引人注目。张王二人乐府喜在结尾用重笔，并适当换韵来突出主题，语言通俗却凝炼精悍。白居易和他们相互赠答，共同切磋，影响了一代作家，创作新乐府成为浪潮和风气，进而成为中唐与古文运动并驾齐驱的文学革新运动。
第153章 隋唐（41）（）
新乐府运动影响很大，在各位作家还在世的时候，就已成为时代风尚。长安少年都仿效元、白两人的诗体，自称为元白体诗。一、二十年间，官署、寺观、驿站墙壁之上，无不题元白诗，王公、妾妇、牧童、走卒之口无不吟元白诗，至于手抄本、摹勒本在市上贩卖，或用来交换茶、酒，处处都有。元稹本人曾在浙江绍兴山市看到乡村学童学诗，便问他们学的什么，学生齐声回答：“先生教我们元白诗。”白居易也看到，自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着他的诗句，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吟咏他的诗句。新乐府运动取得了不可轻视的成功。甚至，在嵯峨天皇时代，白居易的诗已东渡日本，成为士庶模仿和追随的典范。
甘露之变
唐朝中期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自从玄宗天宝中，信用宦官高力士，宦官的权力便日益膨胀。自肃宗时起，宦官不仅专擅朝政，招权纳贿，进退大臣；而且开始参与统兵征战，典掌禁军；甚至预谋废立，挟制皇帝。在皇帝不听命时，便加以谋害。为此宦官不仅和朝官之间逐渐酿成持久的“南衙北司之争”，也为皇帝所猜忌而有深刻的矛盾。在文宗以前，其祖父唐宪宗李纯被宦官陈私志等所杀，其兄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所杀；其父穆宗李恒和文宗李昂自己，也均立于宦官之手。文宗即位之后，深以宦官专权为患，且感到谋杀宪宗、敬宗的宦官还有在自己左右者，故决心翦除宦官，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大和四年（830年），文宗任命翰林学士宋申锡为宰相，令他谋划诛除宦官，但事机不秘，为宦官王守澄等先发制人，诬告宋申锡欲谋立文宗弟漳王凑，次年，申锡被贬，计划失败。
大和八年（834年）秋，李训、郑注得王守澄引荐，李训以善讲周易，郑注以善于医术，都取得了文宗的信任。文宗因他们均系宦官所引进，不会遭宦官怀疑，故与之谋诛宦官，训、注也以此为己任。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次年秋季，文宗提升李训为宰相，又任命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作为京师外援。文宗并听从训、注之谋，提升与王守澄有嫌隙的宦官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以分守澄之权，然后又以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等虚名加于王守澄，以夺其职权。不久，便将王守澄及与杀害宪宗有关的宦官杨承和、王践言、陈弘志等先后处死。
为了进一步诛除其他掌握禁军实权的宦官，还需要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十一月，李训举荐大理卿郭行余为宁节度使，户部尚书王为河东节度使，又以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府事，以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并计划使郭行余和王以赴镇为名，多募壮士为兵卒，并用金吾台府吏卒，共同举兵以诛除宦官。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百官于紫辰殿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等以天降祥瑞为由，请皇帝亲往观看。于是文宗与百官前至含元殿。文宗命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官先去看视，官员们良久方回。李训奏称恐非真甘露，文宗又要左、右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宦官去察看。宦官去后，李训立刻召郭行余、王前来接受敕旨，王害怕不敢向前，只有郭行余听命于殿下。二人所领的兵士几百人都立于丹凤门外，李训也使人召入，但只有河东节度使的兵来了，宁的兵却没有到。
仇士良等到左金吾仗院时，见韩约神色惊慌，恰巧风吹幕起，又见到幕后埋伏有很多武装兵众，还听到兵仗碰撞之声，士良等慌忙退出。守门者想要关门，为士良所叱退。士良等奔至文宗所在，李训看见，急呼金吾卫士上殿保驾。士良等上含元殿，将文宗扶上软舆，斩断殿后罘罳，急趋北出还宫。李训攀舆高呼：“陛下不可还宫”，金吾卫士数十人和罗立言带领的京兆府吏卒300人，李孝本率领的御史台从吏200人都登殿欧打宦官，宦官死伤者十余人。这时宦官已将李训打倒在地，将文宗乘舆抬入宣政门，把门关闭，于是宦官皆呼万岁，百官惊骇散出。李训知道事已不能成功，换从吏绿衫，走马出宫，只身逃往终南山佛寺中。宰相王涯、舒之舆、贾饣束等不明真相，退还中书，等候皇帝召见。
仇士良等挟持文宗退入内殿后，立即派遣左、右神策军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禁兵500人，持刀露刃，出东上阁门，逢人就杀。时宰相王涯等正于中书会食，闻讯狼狈逃走，两省及金吾吏卒千余人也蜂拥填门而出，门很快被关上，没能出来的600人皆被杀死。仇士良等分兵闭宫门，至诸司机构搜捕，又死了一千多人，横尸殿庭，血流涂地，诸司印章图籍、帷幕、器皿也毁尽无遗。宦官又派骑兵千余出城追杀逃亡者，并在城内索捕，至朝官之家，“掠其资财，扫地无遗”。宰相李训、王涯、贾饣束、舒元舆以及王、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均先后被捕杀，并遭族诛，还有不少朝官受牵连而死，朝列为之一空。一时间“杀生除拜，皆决于两军中尉”，皇帝完全不知晓。事变时，郑注正率兵500人赴长安。至扶风（在今陕西兴平），闻事败，返还凤翔，也被仇士良以密敕令监军张仲清杀死，并屠灭其家。风翔节度府内坐枝党相连死者有千余人。
这次事变后参加屠杀朝官有功者都得进官爵获赏赐，仇士良等也进阶升官。“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焰更盛，迫胁皇帝，蔑视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文宗也因此郁郁而终。
会昌武功
昭义镇辖有泽、潞及河北邢、洺（治所永年，今河北永年县东南）、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