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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抗击西夏军。
卢守勤见狄青愿意当先锋，自然高兴，就拨给他一支人马，跟前来进犯的西夏军交战。
狄青每逢上阵，先换了一身打扮。他把发髻打散，披头散发，头上戴着一个铜面具，只露出两只炯炯的眼睛。他手拿一支长枪，带头冲进敌阵，东挑西杀。西夏兵士自从进犯宋境以来，没有碰到过这样厉害的对手。他们看到狄青这副打扮，已经胆寒了。经狄青和宋军猛冲了一阵，西夏军的阵脚大乱，纷纷败退。狄青带领宋军冲杀过去，打了一个大胜仗。
捷报传到朝廷，宋仁宗十分高兴，把卢守勤提升了官职，狄青提升四级。宋仁宗还想把狄青召回京城，亲自接见。后来因为西夏兵又进犯渭州，调狄青去抵抗，不得不取消了召见的打算，叫人给狄青画了肖像，送到朝廷去。
以后几年里，西夏兵不断在边境各地进犯，弄得地方不得安宁。狄青前后参加了二十五次大小战斗，受了八次箭伤，从没有打过一次败仗。西夏兵士一听到狄青的名字，就吓得不敢跟他交锋。
范仲淹听了部下的推荐，立刻召见狄青，问他读过什么书，狄青出身兵士，识字不多，要他说读过什么书，他答不上来。
范仲淹劝他说：“你现在是个将官了。做将官的如果不能博古通今，只靠个人的勇敢是不够的。”接着，他还介绍狄青读一些书。
狄青见范仲淹这样热情鼓励他，十分感激。以后，他利用打仗的空隙时间刻苦读书。过了几年，他把秦汉以来名将的兵法都读得很熟，又因为立了战功，不断得到提升，名声更大。后来，宋仁宗把他调回京城，担任马军副都指挥。
宋朝有个残酷的制度。为了防止兵士开小差，在兵士的脸上刺上字。狄青当小兵的时候也被刺过字。过了十多年，狄青当了大将，但是脸上还留着黑色的字迹。
有一次，宋仁宗召见他以后，认为当大将脸上留着黑字，很不体面，就叫狄青回家以后，敷上药，把黑字除掉。
狄青说：“陛下不嫌我出身低微，按照战功把我提到这个地位，我很感激。至于这些黑字，我宁愿留着，让兵士们见了，知道该怎样上进！”
宋仁宗听了，很赞赏狄青的见识，更加器重他。
后来，因为狄青多次立功，被提拔为掌握全国军事的枢密使。一个小兵出身的人当上枢密使，这是宋朝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有些大臣嫌狄青出身低，劝仁宗不该把狄青提到这么高的职位，但是宋仁宗这时候正在重用将才，没有听这些意见。
狄青当了枢密使，有人总觉得他的出身和地位太不相称。有一个自称是唐朝名相狄仁杰后代的人，拿了狄仁杰的画像，送给狄青说：“您不也是狄公的后代吗？不如认狄公做祖宗吧！”
狄青谦虚地笑了笑说：“我本来是个出身低微的人，偶然碰到机会得到高位，怎么能跟狄公高攀呢。”
崇文院的建立
崇文院原为三馆（昭文馆、集贤馆、史馆），宋初承梁三馆旧址，仅于右长庆门东北，有数十间仅能遮风挡雨的房屋，又与宿卫之庐舍为邻，朝夕喧杂，每受诏撰述，就得转移他处方可完成。三馆作为皇朝藏书的地方，建隆元年（960年）初，有书一万二千余卷。乾德元年（963年），平定荆南，尽收其书。三年，平蜀，得书一万三千卷。四年，下诏购募天下之书，官民都来献书，共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开宝八年（975年），平定江南，得金陵图书二万余卷，全部送交史馆。后钱归宋，又收其书，于是三馆群书逐渐齐备。太平兴国（976—983年）初，太宗临幸三馆，对左右言：“若此之陋室，可以蓄天下图书，延四方贤俊耶”？嗣后诏有司规划左龙门东北的旧大车院，在其他别建三馆。命内臣监督施工，日夜作业，不久就完工，其建筑群落高大壮丽，优于内庭。太宗寻下诏，赐名崇文院。接着将旧馆的图书全部迁到这里，院之东廓为昭文馆书库，南廓为集贤院书库，西廓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六库书籍，正副本共八万卷。端拱元年（988年），诏分三馆之书一万余卷，别为书库，名曰秘阁。淳化二年（991年），又将史馆所藏天下文、历算，阴阳、术数、兵法之书五千零十二卷，天文图画一百零十四卷，一齐交到秘阁。咸平三年（1000年），诏收天下之三馆所少书籍，并令三馆写四部书二本，一置禁中龙图阁，一置后苑太清楼，以便观览。
自建隆（960—963年）至大中祥符（1008—1016年），崇文院著录图书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荥王宫起火，延及三馆，损失很大，崇文院移寓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于是借太清楼本，就馆阁传写，并命儒臣编类雠校，校勘、校理之官，在这时开始。九年冬，新建崇文院，废外院。景（1034—1038年）年间，诏购逸书，并命定其存废，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共收录图书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嘉四年（1059年），开始以黄纸写印正本，以防止蠹败。熙宁（1068—1077年）继续访求阙遣书籍，使崇文院藏书增加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元丰三年（1080年），改官制，废馆职，把崇文院为改秘书省。秘书郎掌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之图书，而编辑校定，正其脱误，则由校书郎和正字主之。崇宁（1102—1106年）中，诏两浙、成都府路有民间镂版奇书，令漕司索取，上秘书省。大观四年（1110年），有人看到崇文总目编成不久，而按其求书，只能得到十分之六七，号为全本者，也不过二万余卷，并且脱简断编，亡散缺逸的有很多。建议将总目以外的异书借来传写。补藏书之缺漏。政和七年（1116年），有人提出将秘书省所访遗书，按崇文总目的作法，讨论编次，补入总目，编成新的目录，即为秘书总目。宣和（1119—1125年）初，于秘书省设补写御前书籍所，搜求天下之书，以资校对，所获奇书不少，然后募工缮写，抄成三份，一份放在宣和殿，一份放在太清殿，一份放在秘阁。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辑，至徽宗时，总括开国以来所撰集之目，有六千七百零五部，七万三千八百七十七卷，藏书可以说很可观了。然遭靖康之难，这些图书荡然殆尽。南渡之后，也广泛搜罗典籍，馆阁书目五十二类，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宁宗时，续目又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后至宋亡，史又续载之，共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第176章 五代十国和两宋（14）（）
太宗改建三馆，赐名崇文院，其有蓄天下图书之功，亦有延四方贤俊之功。太宗尽收诸降王旧臣，将他们安置在馆阁，利用崇文院的浩瀚藏书，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之类。而修其他书，为避众人耳目，有时移置其他地方。如修太宗实录在诸王赐食厅，修真宗实录在元符观，仁宗实录、英宗实录同时于遂宁宫修撰。而自大中祥符以后，修国史、会要，则另外设置编修院主院。
书院的兴盛
北宋承五代丧乱，统治者为谋求长治久安，注意以科举笼络士子，而忽视兴办学校之事，自开国以来，八十多年没有兴办学校，出现“士病无所于学”，而多依山林，辟舍传习讲学的状况，于是书院作为讲学授徒育人的机构便应运而生。两宋书院发达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乡里兴学，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提到，州县之学都是奉诏所建，而乡党之学则是贤干大夫留意斯文所建，其田产和教养之规都优于学校。这种私人兴办的自给自足的书院，虽然也难免受到来自各方的侵夺，但在富庶地区，民间财力雄厚，其书院仍办得轰轰烈烈。另外，南宋书院之盛，也和其理学发展有一定关系。程颐、程颢、朱熹都是南宋的理学大师，他们的学说已被当时儒者士人所仰慕，其弟子门人为宣传师学，兴办书院，因而，南宋书院颇兴，受到理学传习的影响。由于书院是在学校衰颓时发展起来的，所以每当学校兴盛时，它就不免受到一定影响。北宋时有三次兴学之举，一次是宋仁宗庆历兴学；一次是神宗熙宁、元丰兴学；一次是徽宗崇宁兴学。不论太学还是州县学，均设备齐全，而且又是通向仕途的捷径，所以官府兴办学校，对由私人经办而补学校不足的书院是个不小的冲击。
朝廷对于办学成绩斐然的书院，要给以奖赏。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知府周述说庐山白鹿洞学徒常数千人，乞赐九经。诏国子监给本仍传送之。至道二年（996年）赐额西京（河南洛阳）嵩阳书院。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曹诚造舍一百五十余间，聚书数千卷，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又赐潭州（今湖南长沙）岳麓书院额，并于便殿诏见其山长周式，拜国子学主簿，使归教授。仁宗年间分别赐额石鼓书院和茅山书院。这此受到赐额、赐书、赐田待遇的书院，就有了官助的因素。但总观宋代书院，主要还是民间力量兴办，书院奉一人为师，掌书院之教，称为“山长”或“洞主”，他们或是传一学派学术的大师，或是地方礼聘的有声望的学者，他们授业均不受官府的节制，很像汉代私学，甚至还沿其“精舍”的名称，如纪念朱熹的“教亭书院”，原名即称“沧州精舍”。
书院院址多选在依山傍水之名胜处，如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有林泉之胜；石鼓书院在回雁峰下，山青水秀。有人认为书院选址与寺院选址旨趣颇近，是受到禅林的影响。还有，在讲学方式上也与寺院有相同处，如寺院讲经由禅师主持，有一定仪式，而陆九渊讲学，来时鸣鼓为号，讲时升高座，弟子环绕其座听讲，讲毕返回住所，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