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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去四方游学，母程氏亲自教授苏轼读书，凡是听到古往今来成败兴衰的历史故事，苏轼总是能够概括地说出它们的要点。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感慨叹息，苏轼就说：“我如果做范滂，母亲允许吗？”程氏说：“你能够做范滂，我反而不能做范滂母亲吗？”
等到苏轼成年，博通经史，一天能写几千字的文章。他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虽然有这种看法，嘴巴里却说不出来，今天看到了这本书，正适合我的心意呀！”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礼部考试。在当时科举应试的文章中，割裂文辞，追求怪异的流弊占了上风，主考官欧阳修正思考用怎样的方法来挽救文风，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十分惊喜，想把这位考生选拔为第一名，但怀疑文章是他的门客曾巩写的，所以只是取为第二等；后来苏轼又凭春秋对义得居第一等，殿试时中了乙科。考试完了，苏轼写了名帖去拜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当设法避开这个人，让他出一头地。”听到此话的人开始哗然不服，以后就信服了。
后来苏轼遭到母亲去世之痛，归家守丧。嘉祐五年（1060年），调福昌（今河南宜阳）主簿。欧阳修认为苏轼才识兼茂，就推荐他到秘阁去。以前考试六论是不起草的，所以文章都写得不精致。苏轼开始起草，辞章义理都十分鲜明。又对制策，列入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能列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对策上第后，即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属陕西）判官。关中自从元昊叛乱以后，百姓贫困，赋役繁重，岐下人民每年运输南山木筏，从渭水出发转入黄河，经过砥柱天险，衙吏们催逼役赋，一个紧接一个，几乎把老百姓的家都踏破了。苏轼了解了这件事的危害性，因此重新修定了衙规，让百姓自己去选择水工，按时进退，从此，役害减去了不少。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当年在藩府的时候就听到了苏轼的名声，因此想模仿唐王朝的成例召他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之才，是大器之才，以后自然被天下重用。重要的是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读书人没有一个不敬畏、羡慕、心服他，都希望朝廷进用他，然后才录取他、任用他，那么就人人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了。如果现在骤然重用他，那么天下的读书人未必以为这是对的，皇上这样做的结果反而连累了他。”英宗说：“那么就给他一个修注怎么样？”韩琦说：“记注和制诰是相近的，不可贸然任命。不如在馆阁中选择一个能够接近皇上的帖职给他，而且请皇上先召他来面试一下。”英宗说：“如果面试，不知他行不行，假如苏轼也有不会的怎么办？”韩琦还是不同意，等到试他二论，又列入第三等，可以任职史馆。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这些话后，说：“韩公真可说是用德来爱护人才了。”
三苏祠恰巧苏洵去世，英宗赐给苏轼钱帛以帮助他办理丧事，苏轼辞谢了，但要求追赠父亲一个官职，于是英宗就追赠苏洵为光禄丞。苏洵临终时，把哥哥苏太白去世早，他的子孙还没有自立，妹妹嫁给姓杜的人家，去世后还没有下葬，都一一托付给苏轼。苏轼服丧期满，立即殡葬了姑母。后来苏轼的官做大了，可以荫及子孙了，他就把这个特权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回到朝廷。当时正是王安石做宰相，王安石平常就讨厌苏轼政见和自己不同，于是就让苏轼判官告院。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想改变科举、兴建学校，诏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书议论说：
求得人才的途径，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办法，在于求其实。假如国君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么胥史皂隶中未常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虽然沿袭目前的做法，我认为人才还会有余。假如国君和宰相不了解人，朝廷不去求实，那么即使在公卿侍从之中也常常会担心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虽然恢复了古代的学校制度，我认为人才还是会不足的。时代有好或坏，事物有废和兴，当时代安定，虽然暴君也不能废毁它，等到它已是倾颓的时候，就是圣人也无法恢复它。所以风俗变化了，法律和制度也要跟着变。就像大江大河的改道，勉强要它恢复原来的样子，是很难为力的。
庆历年间本来曾经建立过学校，但是直到今天，只有空名还存在着。现在要改变今天的礼制，变更今天的风俗，又要征发民力来整修官室，聚敛百姓的财富来供养那些游士。百里之内设置官府建立军队，狱讼在那里治理，军务在那里谋划，又要精简那些不受统领的官员，把他们摒弃到远方，那不是人为地制造纷乱，给天下人民造成苦难吗？如果没有多大的改革而又希望对时代有益，那么和庆历年间的建立学校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尤其应该沿用过去的制度，让先王所创的旧业，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被废弃就够了。至于贡举这种办法，已经施行百年了，国家的治乱盛衰，原因并不是因为有了贡举。皇上看祖宗的时代，贡举这办法，和今天相比究竟是哪个好？言语和文章，和今天相比究竟谁个优？得到的人才，和今天相比究竟哪个多？天下的事情，和今天相比究竟谁会办？比较了这四件事情的长短，那么就可以对议论作出决定了。
现在想改变的不过是几桩小事：有人说乡举应该以德行为本而略去文词；有人说应该专取策论而免去诗赋；有人却希望兼采名誉声望而废除糊名弥封的考试办法；有人则希望经生不考帖经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论调啊。希望皇上能注意长远的、大的事情，而小小的变法又何必去干预呢？我还有一个经常挂在心上的私忧，也许只是错误的想法，但还是想对皇上陈说：关于性命的学说，从子贡开始都没有听到过夫子的阐释，而今天的学者，却偏偏把不谈性命看成是耻事，读他们的文章，感到大而无当而难以穷尽；看他们的样子，似乎超然物外无所黏著而不可留取，这难道是真的有才能吗！原来是那些只有中人资质的人，却偏偏在那里安于放任，乐于荒诞罢了。皇上又为什么要用他们呢？
奏议呈上，神宗醒悟了，就说：“我原来就怀疑这个改革，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就完全清楚了。”当天就召见了苏轼，问道：“目前朝廷政事、法令的得和失在什么地方？即使是我的过失，你也只管说就是了。”苏轼回答道：“皇上有生而知之的天性，文武天成。治国之道，不怕不明，不怕不勤，不怕不果断，就只怕求治心太急，听的意见太泛，进用的人才过快过多。希望皇上能用安静来镇急躁，静待物之自来。然后适应它。”神宗惊恐地说：“你这三句话，我应当牢牢记住，好好思量。你在馆阁，应该替我好好考虑治乱的措施，不要有什么隐藏。”苏轼退出后，就把神宗的话告诉了同僚们。王安石不高兴，就让苏轼任开封府推官，想用繁忙的政事来束缚他。怎知苏轼处理政务果断、精确、敏捷，结果是名声传播得更远。时逢上元佳节将到，朝廷下令开封府到浙江买灯，并且命令要压低收购价格。苏轼上书说：“皇上难道是把看灯作为快乐吗？这不过是用元宵放灯来侍奉两宫的欢心罢了！然而皇上的这份孝心，百姓却是不会知道的，因此他们都认为皇上是用耳目不急的玩物，去夺取他们口中和身上急需要用的资财。这件事本来很小很小，但它牵涉的事体却很大，请皇上追还以前的命令。”神宗就下诏取消了此事。
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评论新法的不利。书中说：
第182章 五代十国和两宋（20）（）
我想说的话，只三句罢了：希望皇上能结人心，厚风俗，存法度。人君所依靠的就是人心，这就像树木有根，灯盏有油，鱼儿有水，农夫有田，做生意的人有钱财。失掉了人心，国家就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自古以来，没有人君平和、简易、随俗、同众而国家不安定，也没有人君刚愎自用而国家不危亡的。皇上一定也知道人心为什么会不高兴的道理了。
从祖宗以来，理财用的不过是三司。现在皇上不把理财用的事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设制置三司条例一司，让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里面空自议论，又让四十多个使者分别到全国各地推行。再说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司，不过是为求利而新设的名称罢了；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个使者，不过是求利的工具罢了。开端的声势很宏大，百姓却实在惊疑；创立的法式很新奇，官吏们却个个惶惑。以万乘之尊的君主而谈利，以天子的宰相而理财，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意见不一，然而却没有人愿意回过头去看看这种情况，听听朝中大臣和天下百姓的反映，只是说：“我没有那种事，何必担心别人的议论。”把渔网撒在江湖中，对人却说：“我不是为了捕鱼”，还不如扔掉渔网而别人自然会相信。驱逐鹰犬奔赴丛林，对人却说：“我不是在打猎”，还不如遣散鹰犬而野兽自然会驯服。所以我认为要消除邪恶的谗言而招来和气，那末不如罢去条例司。
现在君臣勤于政务，几乎一年了，而富国的功效，却茫茫然犹如捕风，只听说内库拿出了数百万缗钱，祠部投入了五千多个人罢了。用这样的方法进行改革，有谁不能？而所做的事，路上的行人都知道它很困难。汴水水流混浊，自有人民以来，都不用它种稻。今天却想用筑水库令汴水变法。万顷水稻，必需用千顷水库的水来灌溉，这些水库一年淤塞一次，三年就全部塞满了。皇上却相信了他们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