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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在扫平四川后，于十一月十六日在成都正式称帝，国号大西，改当年为大顺元年，改成都府为西京，诏民间称其为老万岁。大西政权以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并设置六部尚书；颁布新历，铸造“大顺通宝”钱；在各地方也设置府、县官员，并派兵镇守。张献忠还任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分掌大部分部队，孙可望等人都是张献忠的义子。
大西政权建立后的最初阶段，采取了一些安抚民众的措施。为了网罗人才，又于顺治二年（1645年）两度开科取士。同时还把各处生员及家属集中在城里，以防止他们在乡间造谣生事。在这段时间里，大西政权是较稳定巩固的。
张献忠在称帝之后仍把大顺军作为主要敌手，曾派李定国领兵进攻大顺军占据的汉中，还亲自率军接应。但这时四川各地的官绅武装和南明的军事力量却由东、南、西三面向大西政权发动进攻，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明副将曾英等部在重庆、今四川宜宾等地击败大西军；南明督师王应熊、总督樊一蘅在遵义誓师，命令各路明军会师攻击大西政权。各地对大西政权不满的缙绅和民众趁机起事，刺杀大西政权的地方官吏，甚至有一县之内在三四个月内连杀十几个县官的。还有的地方用马粪涂抹大顺年号，改成南明的弘光年号。到这年年底，南明军队已在重庆、内江、嘉定、大渡河所一线集结了数十万兵力，在成都以北的茂州也有军队屯驻、形成夹击成都之势。
张献忠张献忠性情暴燥，称帝后更发展为残忍嗜杀，常因小事屠戮身边近侍和朝廷官员。对于四川到处出现反叛，张献忠异常愤怒，认为四川“百姓等已暗通敌人”，不但杀死了许多归顺的官员和缙绅，还屠杀了许多居民。顺治二年七月，张献忠在成都残杀了大批居民。领兵在外的孙可望听到消息后愤闷感叹说：“吾侪数年辛苦，是为百姓受之，今付东流，可不惜哉！父王为此，实不思已甚。父王为百姓之首，如一身之肢体然。今手足已去，其头安能独存哉？有王无民，何以为国？实不啻空有王名而已。”言毕痛哭不已。由于执行这种错误的屠杀政策，大西政权迅速衰落。
顺治二年（1645年）底，清廷在初步平定江南之后，也开始腾出手来对付大西政权。这年十一月，顺治帝发布劝降诏书，要求张献忠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这次招降遭到拒绝。于是清廷于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任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大军入川征剿张献忠部。此时张献忠仍在全力对南明军作战。三月，南明杨展部在成都以南大败大西军，占领川南各县。大西军十余万人向东欲开辟入楚道路，再次战败，只得退还成都。五月，南明总兵曾英等部开始向成都方向进攻，而清军豪格部也已达汉中，大西政权受到南北两方面的巨大威胁。
这年七月，张献忠决计放弃成都，向北插入陕西，再同清军周旋。于是放火焚烧了蜀王宫殿和城中民房，把各种金珠珍宝投入江中，并且乘醉将自己唯一的幼子扑杀，而后弃城都北走。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率重兵从行。
十一月末，张献忠的大西军主力行至川北西充县境内，而清军主力也到达了今四川仪陇的南部县，两军相隔不过百里。大西军并不了解清军情况，而清军则因有大西军保宁守将刘进忠投降，对张献忠的实力和营地了如指掌。二十七日凌晨，清军以刘进忠为向导，兼程奔袭至西充大西军营寨。其时大雾迷漫，大西军哨兵报告近处有盔甲声，张献忠以为是煽惑军心，立斩哨兵数人。但不久后又有探兵入营急报，满洲骑兵已在对面山上。张献忠闻讯带亲兵和太监数人到营外凤凰坡探察虚实，被清军的弓箭射中，当即死亡，时年41岁。
第251章 清朝（5）（）
张献忠突然去世造成大西军各营惊慌失措，十分混乱，无法组织抵抗。清军乘胜攻破了大西军所有营盘，斩首数万人。大西军奔溃四散，只有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收集了数千残部和万余名家口，经顺庆府南逃，始终组织严紧，并且一直坚持大西国号。这支大西军几经转战，于第二年春进入贵州，而后进攻云南，以云南为根据地，成为抗清斗争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圈地令
清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清军入关，五月进入北京，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在北京举行定鼎登基礼。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把中原地区当成自己的战利品，从入关之日起就开始了对关内人民的剥削和掠夺。入关之前，清朝皇帝、王公贵族、文武官员和八旗兵丁在辽东拥有大块庄田和份地，役使带有农奴性质的庄丁进行生产，是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清廷定鼎北京之后，皇室贵族和八旗官兵倾巢入关，急须在新的地区建立起一套符合其传统习惯的经济制度。因此，清朝统治者在建都北京后立即着手解决所谓“旗地”的问题。
同年十二月初，清廷开始讨论清查无主土地，安置满洲庄头的问题。顺天巡按柳寅东提出为避免旗民与汉民杂处而生事，应使满汉界限分明，为此则不如先将州县大小，定用地之多少，使满洲自占一方，然后以查出无主地与有主地互相兑换。柳寅东的这一建议基本上为清廷采纳。十二月二十三日，顺治帝谕户部：“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谕令还提出“可令各府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这就是所谓“圈地令”。
青玉鹰首镇纸圈地令颁布后，各旗官员持户部颁给的绳索到京城四周的广大农村丈量圈占土地，掀起了一个长达数年的圈地狂潮。根据公开发布的命令，八旗圈占土地应是无主荒地以及被推翻的明朝贵族的土地。但在实际上，这些“荒地”常常是已有人耕种，特别是为了实行满汉分居、各理疆界，官员强迫各地居民迁徙到他乡他县，甚至数百里之外，以贫瘠荒地兑换农民已有的土地，已经完全是一种公开掠夺了。后来随着八旗官兵入京数量的增加，当局只是根据需要在京城附近地区大肆圈占土地，根本不再考虑土地有主无主。
经过顺治前期连年的圈占，京城附近地区被占田地多达十几万顷。有些州县几乎完全是旗地旗丁，而没有民田民户。直隶密云县明代原有田亩2700多顷，至康熙末统计仅存民田六百多顷。被圈占土地的农民被驱逐出原地，流离失所。一些人奋起而反抗，在北京、永平、保定、河间、承德等府都发生过抗拒圈地的汉民武装斗争。另一些人为生活所迫，只得投靠旗人，充当农奴；有些人甚至在圈占的逼迫下带着土地投靠旗人，向其交纳租银。这些投靠者被称作“投充人”，当时约有四、五万人之多。
顺治十年（1653年）以后，八旗圈占土地的格局大体确定，虽然由于对勋臣贵戚的恩赏及增设新牛录、旗地调整等原因，仍然有新的圈地活动，但规模已经很小。直到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为了维护自己小集团的利益，提出以镶黄旗旗地与正白旗旗地交换，其土地不足之处，另圈民地补之。这实际是以换地为名，再一次掀起大规模的圈地高潮。这次圈地引起了包括一部分满汉高级官员在内的大部分人的反对，但鳌拜等人一意孤行，坚持换地圈地，共迁移镶黄、正白二旗的壮丁六万余人，圈换土地31万余晌，严重破坏了生产力，重新激化了在康熙初年已有所缓和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康熙八年（1679年），康熙帝铲除了鳌拜集团，夺回了权力，立即宣布废除圈地制度。他在给户部的谕令中说：“比年以来，复将民间田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至此，清朝初年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圈地运动基本结束。
剃发令
满族习俗，男子将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去一圈，只留顶心头发，编成发辫垂于背后，除家丧国丧要百日不剃外，四周头发不可蓄长。清太祖努尔哈赤立国后，要求投降或归附满洲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民都必须剃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后，传令百姓，凡自行剃发者收养不杀，已经把剃发与否当作是不是投降的标志了。在辽东，这种强迫汉民剃发的做法曾经激起过汉民强烈的反抗。
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率清军大举入关，对于剃发问题仍然坚持传统做法。这年四月，前明将领吴三桂在与李自成军激战危急中到清军请降，多尔衮要求吴三桂立即剃发盟誓，才出兵救援。击败李自成军后，多尔衮又于当日令山海关内外军民皆剃发，清军于五月入京，一路上纪律严明，较受民众好评，但多尔衮在沿途明令官民人等剃发，又引起民众极大的不满。一些官民向多尔衮请求保留旧俗，多尔衮竟说：“我存若辈头，若辈乃惜此发耶？”由于坚持剃发，北京及附近居民大量逃亡，有些地方的民众还组织武装抵抗。这种局面对于刚刚入关还立足未稳的清朝统治者显然是不利的。
在清军入关后不久，南京的故明官员建立起弘光南明政权。为了争取民心，一统天下，清廷接受吴三桂等人的建议，一度废除剃发之令。五月二十四日，多尔衮宣布“天下臣民，照尽束发，悉从其便。”此后对新征服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