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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
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绛，江苏昆山人，是明朝的生员。出生时眼珠有两个瞳孔，中间白而四周黑。读书时一目十行。他看到明朝变故很多，所以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问。明朝在南京亡国后，侍奉继母王氏躲避兵祸到了常熟。昆山县令杨永言组织了义军，顾炎武和归庄便投向杨永言。南明的鲁王授他为兵部司务，事情没有成功，幸而得以脱身，他的母亲便绝食而死，死前告诫顾炎武不要到异姓的清朝做事。南明的唐王朱聿键征召他为兵部职方郎，因为母亲的丧事没有赴任，便离家不再回去。顾炎武认为自己怀有为世所用的策略，不得一展自己的志愿，因此在所到的地方就稍稍地试一下。他在山东的长白山下开垦农田，在山西的雁门北面、五台的东面放牧，积累了千两白银。顾炎武走遍了边关要塞，四次到明孝陵拜谒，六次拜谒明思陵，才在陕西的华阴去住下来。他认为“陕西人仰慕经学，尊重不在朝做官的读书人，支持公正的评论，这一些都是别的地方所缺少的；而华阴控扼潼关和渭河的路口，虽然足不出户，也能见到天下的人，听到天下的事。一旦有警报，就能进山把守险要的地方，不过只有十里路那样的距离；如果有志于东南西北四方，那么一出潼关的关门，也有居高临下其势不可阻挡的便利”。因此在这里定居。
顾炎武像顾炎武生平精力过人，从少年到老年，没有一时一刻离开书本。他所到的地方，常常用二头骡二匹马装载了书籍，经过边境要塞和驻兵的堡垒，就叫来老兵向他们询问当地事情的曲折经过，凡是有跟平时听到的不符的地方，就取出随身带的书籍查对；如果是在平原旷野，就在马鞍上默读各种经书的注疏。他曾经和朋友在谈论学问时说：“一百多年来做学问的人，往往说心说性，而使人茫然得不出它的正确解释。命和仁，是孔夫子很少提到的；性和天道，是子贡所没有听到的。性命的道理，在易传有所提到，而未曾屡屡告诉别人。他回答问学的士人，就说‘行己有耻’，做学问，就说‘好古敏求’。孔子告诉鲁哀公要取得聪明善良的成效，首先是博学。颜回几乎是圣人，还说‘博我以文’。从曾子以下，笃行诚实没有超过子夏的，谈到仁，就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现在的君子却不是这样，聚集起几十上百宾客学生，和他们说心说性，舍弃多学习而增长知识，却求得用一种道理贯穿於事物中的方法，把天下的困苦贫穷搁置一旁而不述及，却在讲什么危言微旨精粹纯一，这难道是他们的思想学说都比孔子高明，而他们的学生都比子贡贤良吗？孟子这本书里，说到心和性时都是教诲不倦，乃至于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等提出的问题，和孟子的回答，常常在于进退去留辞受取予之间。因此性、命、天这些道理，孔子很少谈到，而现在的君子却时常谈起。进退去留辞受取予的辨别，孔子、孟子常常谈到，而现在的君子却很少谈起。我认为圣人的主张怎么样？就是‘对礼乐制度的学识广博，凡自己认为可耻的事就不去做’这样的两句话。从自我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都是要学习的事。从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以至于进退去留辞受取予之间，都存在是否可耻的事。作为读书人而不首先说是否耻辱，就是没有根基的人；不是好古多闻，就是空洞的学问。没有根基的人去讲空洞的学问，我看他每天声称从事于圣人的言行，而离开圣人的言行更远了。”
顾炎武的学术，大抵主张抑制徒有浮华而注重实际。凡是国家的典章制度、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类，他无不深究事物的始末，考证得失，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另外有肇域志一编，是在考证求索之余，将文字和地理图合在一起所写成的。他精通音韵学，著有音论三卷。谈古韵的，从明朝的陈第起，虽然从荒芜中开创了道路，但是还不够深邃严密。顾炎武便从经传中推索寻求，追溯事物的根本。在他的诗本音十卷一书中，主张陈第的诗没有协韵的说法，不和吴棫的本音说争论，他不采用吴棫的例子，但就诗经本书中的韵律相互考证，并用其他书做证明，说明古音原来就是这种读法，不是由于迁就而改变的，所以称为本音。又如易音三卷，就是根据周易以求古音，考证精确。又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一卷，都能上溯恢复夏、商、周三代以来的音韵，分门别类而知道它的演变。又著有金石文字记、求古录，和经书历史相互证明。而他的日知录三十卷，尤其是造诣精深的书，是积累了三十多年的心得所写成的。书中论及治理时能综合事物的名称和实际加以考核，对礼仪教化尤其小心谨慎。认为风俗衰败，廉耻的堤防就会崩溃，从没有礼仪这一点来权衡，常常要用古代的制度作为天下的楷模。顾炎武又因为杜预的左传集解中常常出现错处，便写成杜解补正三卷。顾炎武其他的著作有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谲觚、菰中随笔、亭林文集、亭林诗集等，对学术和社会风气都很有补益。清初号称学有根底的，以顾炎武为最著名，学者们称他为亭林先生。
顾炎武又广交贤良豪杰年老的人，虚心和他们商讨问题，对自己不满足宽容。写了广师篇说：“通晓有关天道人事方面的学问，根底牢固而不可动摇的，我不如王寅旭；读书为自己，探索深奥的道理洞察细微，我不如杨雪臣；独一精通三礼，特出的讲授经书的教师，我不如张稷若，超脱于世事之外，自得造化的奥秘，我不如傅青主；坚持到老努力学习，没有教师而自己有所成就，我不如李中孚；备尝辛苦困厄，和人世间的潮流一起沉浮，我不如路安卿；知识丰富记忆力强，饱学而有才能，我不如吴志伊；文章写得出众，为人忠心厚道，我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对朋友真诚，我不如王山史；精心于六书，信而好古，我不如张力臣。至于显达而在官位、可以称赞叙述的，也有不少，然而不是我一个平民百姓所能够议论的。”
康熙十七年，朝廷下诏顾炎武举博学鸿词，又修纂明史，大臣们争相举荐他，他誓死不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去世，享年七十岁。顾炎武没有儿子，吴江潘耒将他的遗书编列成序流行于世。宣统元年，顾炎武被送入文庙陪祀孔子。
经学大师汪中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7岁时丧父，家中贫穷不能到外面去读书。母亲邹氏，亲自教他四子书。汪中年纪稍大以后，帮助书商在市场上售书，因此读遍了经、史、百家，一看就能读出来，成了有学问而能融会贯通的人。二十岁时，被补为生员。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汪中由于才识优秀被选拔贡于京师，成为贡生，提学使者谢墉，每当贡生参加考试时另外设置一榜，把汪中的名字写在其他贡生的前面，曾经说：“我先于汪容甫的，是官爵而已，如果说学问，我应当尊他为老师。”谢墉对汪中竟如此尊崇。汪中因为母亲年老最终没有参加贡生的廷试。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侍郎朱珪主持江南的考试，对别人说：“我这次去江南主试，一定要把汪中选为第一名。”朱不知道汪中不参加考试。
汪中专意于经术之学，和高邮的王念孙、宝应的刘台拱是朋友，常常在一起讨论。他研究尚书，有尚书考异，研究仪礼，有仪礼校本、大戴礼记校本；研究春秋，有春秋述义；研究小学，有尔雅校本和小学说文求端。汪中曾经认为清朝研究古学的兴起，是从顾炎武开端的。河图、洛书假托名义进行诬陷，到胡渭时才有所减少。中国和西方的天文历算，到梅文鼎时而精深。努力专攻古文经籍中文字的，是阎若璩。专门研究汉代易经的，是惠栋。凡此种种都是千年以来没有流传而中断的学术，到戴震出现后才集大成。汪中本来要写六儒颂，没有写成。
第258章 清朝（12）（）
汪中又曾经广泛考证先秦古籍和夏、商、周以前学校制度的兴废沿革，从中使人了解古人怎样学习的情形。虞、夏时的制度为第一，周礼中的制度为第二，周衰以后的列国为第三。孔子之门为第四，孔子七十二弟子以后的学者为第五。又排列通论、释经、旧闻、典籍、数典、世官六个目录。在开头题写道：“看周礼中的太史云云，当时做一件事就有一本记载，以后就按照记载来做事，再往后就是事情已经废止而记载依然存在。到宋代的儒士以后，连记载带事都不存在了。”又说：“有官府的法典图籍文献，有学士大夫的法典图籍文献，元老旧臣的传闻。做一件事有一本记录，流传到后世，奉它为旧时的法律，这便是官府的法典图籍文献。先王时的礼乐制度施政办事，遭到世代的衰败废弃而没有失去，是因为官吏能守护着文献，元老旧臣能叙述这些事情。好古的君子，怜悯它年月久远遭致消亡，而写在简册上，这就是学士大夫的法典图籍文献。”又说：“古代当学士的，是百官之长，是教导官吏们怎样做事，学士们诵读的只是诗书而已。其他的图籍文献，则都是由官府收藏而世世代代加以守护，民间是没有的。如果不是有关的官吏，其他官员也是没有士。所谓的土，也不是王侯公卿大夫的儿子，而是官职低微的士人，除此以外就是地方所办的乡学、官学而已。自从周朝所设大学辟雍的制度失传，太史的官职丧失了平日的操守，于是平民中出现了传授学业的老师，民间携带文具记录王事的士人多了起来。教学的官员，记录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