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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海战爆发后，八月二十二日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
镇南关大捷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法国开始侵略越南，到八十年代初侵略进一步扩大。1883年12月，法军进攻驻扎在越南山西的清军，中法战争爆发。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侵越法军在尼格里率领下，向东线清军大举进攻。东线清军主师广西巡抚潘鼎新在李鸿章“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的指示下，消极怠战，望风溃逃，节节败退。法军尚离谅山三十五里，潘鼎新就放弃谅山，一直逃到离镇南关以北140里的龙州。法军乘机长驱直入，占领了谅山，并一度闯入镇南关。并在关前竖一木牌，上面写着：“广西门户已不再存在了！”对此中国人民针锋相对，在关前插立木牌，上面写着：“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
第290章 清朝（44）（）
在这危急时刻，帮办广西军务七十岁的老将冯子材奉命赴关迎战。冯到广西就任后，立即被前线诸军将领推举为“前敌主帅”。他首先整顿潘鼎新的溃军，团结各路将士，改草成为纪律严明的队伍。同时，在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积极奋战，计划反攻。此时法军炸毁了镇南关，把重兵退扎到关外30里的文渊城，准备伺机卷土重来。为了防御法军的袭击，冯子材决定移住关内十里处的关前隘，这里，两旁高山峻岭形势险要，易守难攻。他亲自勘察阵地，选定战场，布置防御。在隘口抢筑了一条长达三里半的长墙，横跨东西两岭；又在岭顶上修筑了炮台，以便居高临下，轰击来犯之敌。然后又把湘军、粤军和淮军一起编制起来，分成左、中、右三路，统一指挥。他亲自当中路前敌，命王孝祺所部“勤军”驻右翼西岭，以为犄角；陈嘉、蒋宗汉部守东岭；苏元春部驻幕府、凭祥，互相呼应；王德榜军驻关东三十里的油隘，准备抄袭来犯敌军的后路。部署完毕后，冯子材命王孝祺部袭击文渊城，取得胜利，部队士气由此大增。三月二十三日，盘踞在谅山的法军，在尼格里的指挥下倾巢出动，向镇南关猛攻，兵分三路，两路进攻东岭炮台，一路直扑关前隘长墙，东岭上赶修起来的五府炮台，被攻陷了三座。在此异常危机时刻，冯子材镇定自若，沉痛、激昂地向将士大呼：“如果再让敌寇闯进关内，我们有何脸面去见两广父老！”全体将士在主帅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奋不顾身地冲击长墙，拼命杀敌，击退了法军的进攻。二十四日黎明，尼格里又命令法军分三路进攻，每路二三千人，还配有上千门大炮，炮火比前一天还更加猛烈。在大炮的掩护下，法军大队主力向中路进犯。清守军逐渐不支，形势万分危急，见此情景，在长墙上督战的冯子材“以帕裹首、赤足草鞋”，手执长茅，大呼跃出，杀进敌营，两个儿子相荣、相华也紧跟父后，冲进敌营，全军将士看到主帅身先士卒，也一齐大开栅门，排山倒海似地冲向敌阵，展开了肉搏战，一时杀声震天，血肉横飞，一千多名越南义勇军也奋勇投入战斗，法军三面受敌。经过一场激烈的殊死战斗终于把法军压下山谷，并把东岭上的三座炮台也全部夺回，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二十五日，冯子材命令发起总攻击，尼格里不得不下令撤退，丢下一千多具尸体，夺路朝谅山方向逃跑。镇南关大捷后，冯子材乘胜追击敌军，一路上人不解甲，马不停蹄，斩将夺关，取得了节节胜利。二十六日，一举攻克了文渊城，两天后，乘胜向盘踞在谅山的法军发起了进攻，攻克了谅山的前哨阵地驱骡墟，扭转了整个战局。二十九日，大军攻下了法军盘跨在越南北部的军事基地谅山。谅山大捷使法国军队遭致“灾难性的失败”，法军司令尼格里身负重伤，被迫夺路逃回北宁。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明正德年（1514年）葡萄牙人来到广东海面，在粤、闽、浙沿海兼作商人和海盗。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借口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吏，租下了澳门，每年向广东香山县缴纳地租。鸦片战争时，葡萄牙乘西方殖民者在攫取中国特权之机，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月五日在澳门发布通告，封闭粤海关监驻澳办事处，停付澳门租金。二十五日澳门葡萄牙官员亚马勒以粤督拒其清裁海关设立广州领事为借口，驱逐澳门同知，封闭海关，劫掠财产，停付自十六世纪以来按年交纳的租金，基本侵夺了中国在澳门的主权。不过自葡萄牙人入居澳门非法占据的近三百年间，从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因此，葡萄牙为了正式签约，企图迫使清政府承认澳门归葡所有而经常活动。
同治元年（1862年），葡萄牙政府派遣特使基马郎英士到北京谈判缔约，企图迫使清政府正式承认葡萄牙对澳门的占领。双方签订了和好贸易章程。规定：中国在澳门设官，其职权同于英、法在澳门的领事。两年后，新任总署大臣薛焕发现该条约几乎将澳门割让给葡萄牙，于是坚持换约前修改有关条款，终于使该约未能互换。这时葡萄牙国势日益衰弱，法、美、俄、德等国都有向葡萄牙购买澳门作军事基地的可能性，这对已经占据香港的英国是极为不利的，于是英国希望清政府收回澳门。经英人赫德多方策划，清政府决定用一百万两白银购买葡萄牙人在澳门的一切房屋设施，收回澳门的主权。承担这一交涉命使命的是西班牙驻华公使玛斯，后来因玛斯回国后不久病死，“玛斯计划”未得实施。不久之后，英国又利用清政府对鸦片进行“税厘并征”的机会，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与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并与清政府代表在香港谈判港粤间贸易征收税金和防止鸦片走私的办法时，香港当局提出一定要以澳门为同样前提，才接受清政府的要求。而总税务司赫德为迫使清政府与葡萄牙正式谈判签约，进而承认葡萄牙对澳门的占领，于次年七月向总理衙门提出解决中国与葡萄牙在澳门的地位问题。于是清政府委派赫德为中方代表，澳门总督罗沙为葡方代表开始进行谈判。双方谈判后决定将澳门地方永租于葡国，并照香港所定章程行事。这时总理衙门急于实行鸦片税厘并征办法，以增加财政收入，于是就同意赫德的解决办法。八月十日，赫德与罗沙商定达成了拟议条约。因拟议条约中有损害中国主权的条款，特别是拱北、撒卡两款，为此中葡双方进行了激烈争论。经过赫德从中斡旋，中葡双方于十一月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关于澳门问题再次谈判。中方代表由赫德私人代表英人金登干担任，葡方以外交部长巴罗果美为代表。谈判中葡方力主割占对面山的全部或部分，拓展管理范围。因新任总署大臣曾纪泽等人的反对，金登干拒绝割让或出租对面山和撤除澳外关卡，致使谈判陷入困境。这时对谈判进行遥控的赫德不得不屡次通过金登干转告巴罗果美等人，劝葡方不要坐失签约的机会。几经周折后，葡方撤销有关对面山的要求，并提出两个解决方案：第一方案是中国承认葡萄牙永久占领和治理澳门及其附属地，未经中国允许，葡萄牙将永远不得让给第二国。第二方案则是避开澳门问题，双方订立包括一切通常条款的通商条约。方案提出后，总署领衔王大臣奕认为“葡国贫困日甚”，为防止德、美、俄、法等强国欲购澳门驻兵，便同意第一方案。于是中葡双方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二十七日签订了里斯本议定书，即中葡里斯本草约。规定：葡享受最惠国待遇，中国承认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已属澳之地，葡在澳门协同中国防止鸦片走私。
中葡里斯本草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中国朝野的反对，而葡萄牙也并未放弃蚕食澳门附近的地区的活动，逐使门界址十分复杂。中葡双方又于同年七月在北京就澳门问题再次举行谈判。罗沙任葡方全权代表，中方以奕为代表。赫德为使草签的中葡里斯本草约不致于落空，在此期间，一方面暗示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对李鸿章施加压力，使清政府不能拒绝接受草约，同时，他本人也频于活动，反复提醒罗沙不要过分提出“附属地”的要求。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同年十二月一日，中葡双方订立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共54款，规定：1中国仍允许葡萄牙永驻和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2葡萄牙可以派公使驻北京，并在通商口岸设领事；3葡萄牙取得领事裁判权；4葡人可以享受中国已给或将给其他国家的通商特权。在通商口岸有居住租买土地、建造房屋、设立教堂等权利。随后，罗沙立即带条约返回葡萄牙，请葡萄牙国王批准。然后又返回中国。光绪十四年（1888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天津罗沙与换约大臣李鸿章互换了条约。至此，葡萄牙终于获得了对澳门的侵占。
康有为的大同书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在中国思想界引起极大轰动。光绪十年（1884年），康有为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借用礼记“大同”之义，萌发了其大同思想。是时梁启超受学于康有为门下，康有为在与弟子谈话中，向弟子们讲述了他的大同思想。次年，康有为开始撰写人类公理，两年后编成人类公理内外篇。随后，康有为便参与变法运动。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鉴于民族危机加深，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建议圣上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以此来图谋大清帝国的富强。上书后，便在广州长兴里聚徒讲学，宣传其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