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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蒋介石的反动，得到了国内外敌人的支持，助长了他的反革命决心，使他开始大胆地进行反共活动。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使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杀害了赣州市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陈赞贤。16日，蒋介石唆使其党徒解散了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南昌市党部与江西省学联。17日，他又命令其爪牙捣毁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23日，安庆市反共的安徽省鲁班阁总工会、农民协会，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袭击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和省总工会、省农会筹备处等革命团体，江右军政治部也被捣毁。此外，南京、杭州、福州、重庆等地也陆续发生捣毁国民党地方党部和群众团体，屠杀革命群众的事件。
正当蒋介石反共活动愈演愈烈的时候，3月24日，英、美、日等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蒋介石借处理此案之机，与帝国主义达成妥协，获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同时，国内反对势力也开始在蒋介石周围集聚，对蒋介石的反共活动给予多方面的支持。这样，南昌和上海成了蒋介石进行反革命的大本营和与武汉政权分庭抗礼的根据地。
第316章 民国（12）（）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之后，立即下令禁止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禁止示威游行，并积极与在上海的反动势力代表秘密磋商，得到了帝国主义、上海大资产阶级，上海帮会势力以及国民党右派的支持。为了制造反共借口，他精心策划了一场所谓“护党救国运动”。
3月28日，聚集在上海的国民党右派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等秘密举行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预备会。会上，吴雉晖提出对共产党人进行纠察，蔡元培主张取消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会议决定将他们的反共活动称之为“护党救国运动”。
蒋介石旧照正当上海反动势力在锣紧鼓密地制造反共舆论之际，4月2日，汪精卫由苏联回国抵达上海。同一天，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蔡元培、李宗仁、黄绍、陈果夫、李石曾8人举行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吴稚晖在会上提出了“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共产党函”。会议决定按照吴稚晖所拟办法，备文咨送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将各地共党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汪精卫回国，蒋介石虽心有不快，但认为如果能拉汪精卫一起反共，也算除了心头一块大病。于是他在发给各级将领的通电中假惺惺地说：“汪主席病假逾年，不特全国民众渴望仰慕，党国政要亦蒙受重大影响。中正曾迭电促驾，今幸翩然出山，恍若大旱获甘霖，莫名欣慰。汪主席为本党最忠实同志，亦中正平日最敬爱之师友，关于党国大计，业与恳谈。中正深信汪主席复职后，必能巩固党基、集中党权、完成革命，以竟总理遗志。凡我将士，自今以往，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示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
蒋介石阴一套阳一套的把戏汪精卫已领教过了，故无论蒋介石说得如何好听，汪精卫都自有主张。汪精卫对吴稚晖说他本人也不赞成阶级斗争和劳农专政，国共两党也很难继续相安无事。但他又认为必须继续维持这种合作局面。他劝说蒋介石：“介石，这一回东西与武汉开战，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必就此消灭，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胜利了，国民党就要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
而蒋介石不仅一意孤行，还劝汪精卫不要去武汉。他对汪精卫说：“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般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你还是要作本党的罪人。”
不论蒋介石等人怎样劝说，汪精卫仍坚持4月15日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解决反共问题。汪精卫的态度使急于反共的各位大失所望，本想继续说服他共同行动，不料4月5日，汪精卫同陈独秀联合发表宣言，重申国共两党合作之必要，称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人纠察队等均为谣言，号召两党党员立即抛弃相互间的猜疑，不要听信谣言，相互尊重，事事开诚，协商进行。这个宣言掩盖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反共阴谋，麻痹了人民群众。也引起了吴稚晖等人的大为不满。吴稚晖当面斥骂汪精卫，使汪精卫十分难堪。为了摆脱上海反共势力的纠缠，从长计议自己的前途，汪精卫在4月5日晚秘密乘船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在留给张静江、蒋介石的信件里，重申召集中央全会解决反共问题的主张。
蒋介石手令4月9日，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黄绍、邓泽如、古应芬、陈果夫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诬蔑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攻击工农运动，列举了武汉国民党左派因为联共而酿成的所谓11条“罪状”，号召国民党“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从这个通电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已经磨刀霍霍了。当天，蒋介石宣布上海实行戒严，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罢工、游行、集会；并宣布白崇禧为上海戒严司令，周风岐为副司令，将东征军第一、二两师调赴南京，上海由周风岐第二十六军接防。
蒋介石为便于发动反革命政变，还大搞政治欺骗。当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3000余人举行授旗典礼时，蒋介石派人赠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以表示对工人的“敬意”。他还向上海总工会代表赵子敬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
上海部署就绪后，蒋介石离开上海前往南京，并在南京制造了冲击江苏省党部和总工会事件。4月10日，逮捕了共产党人侯绍裘等人，控制了南京。
4月11日，在南京的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
上午，驻防上海的第二十六军与由流氓组成的“工界联合会”人员，开始在上海街头布防。
晚上，青帮头目杜月笙以宴请为名，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拘捕，并秘密杀害。
深夜，上海租界的外国巡捕越过租界，在南市，沪西、吴淞、虹口、闸北等区，拘捕工人群众1000多人，并解送至驻龙华的蒋军司令部。
12日凌晨，在帝国主义列强配合下，隐藏在租界内的“中华共进会”的流氓、地痞和青帮分子，臂缠“工”字袖标，打着工人旗号，全副武装冲出租界，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地的工人纠察队进攻。双方发生激战。一直尾随在地痞流氓身后的周风岐第二十六军士兵，遵照白崇禧发出的“将激烈分子从速缴械”的命令，以制止工人“内讧”为借口，用欺骗、胁迫或武力手段，收缴了主人纠察队的枪械，纠察队驻地的物品被抢劫一空，纠察队和工人死亡者达数百人。拥有2700多人，1700支枪的上海工人纠察队在几个小时之内全被缴械，上海总工会驻地闸北湖州会馆也被占领。
事件发生后，白崇禧为掩盖事实真相，发表通电称上海工人纠察队发生械斗，军方不得不制止，以欺骗舆论。同时发出布告，禁止罢工，称如发生罢工，“不问首从，定即按照戒严条例，严惩不贷”。
从4月12日起，蒋介石集团公开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在上海进行大屠杀。到15日为止，上海工人，共产党员被杀300多人，被捕500多人，另有5000多人下落不明。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如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壮烈牺牲。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学联等机关均被查封。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在蒋介石控制的其他地区也先后发生了反共清党大屠杀。
4月14日晚，李济深等举行秘密会议，组织了国民党广东省特别委员会，李济深、古应芬、李福林、陈孚木、邓彦华为委员。并决定广州实行戒严，以钱大钧为戒严司令。15日凌晨，钱大钧二十师和李福林第五军突然在广州发动事变，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解散了罢工委员会、铁路工会等机构，在全城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逮捕和杀害了2100多人，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工运领袖萧楚女、熊雄、邓培、李启汉、刘尔蒿、毕磊等先后被害。
4月16日，李济深、古应芬等组织“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特别委员会”，宣称此特别委员会负广东省党、政、军全责，并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武汉政府脱离关系。接着，他们开始在广东全省进行清党。
此外，苏、浙、闽、赣、桂、川等省也相继发生反共“清党”和大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壮烈牺牲。
蒋介石在制造了反革命政变之后，4月13日发布清党布告和告中国国民党书，诬蔑共产党人谋叛，宣布实行“清党”。14日，蒋介石、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胡汉民、邓泽如、陈果夫、周启刚、甘乃光、萧佛成、柏文蔚、黄绍等已到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会议决定：（一）4月15日上午11时在南京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二）电促汪精卫等来南京。
4月15日，由于在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没有到南京来，而在南京的执、监委员又不够中央全会的法定人数，二届四中全会无法进行，只得改为召开谈话会。这次谈话会非法决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否认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
4月16日，谈话会继续召开。胡汉民在会上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