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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化的无理要求，制造了华北事变。
是年5月初，东北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到长城附近坚持抗战，当地4万多农民纷起响应，积极支持孙部的爱国行动。日本以此为借口，指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社长白逾柱和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两汉奸被暗杀是中国的排日行为，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由东北调集大批侵略军入关进行军事威胁。声言中国如不接受日方要求，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对此，国民党政府竟然步步退让妥协。6月初，蒋介石指派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双方经过多次交涉，7月6日何应钦正式复函梅津，全部承诺日方要求，达成了秘密的卖国条约，即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有：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解散北平军分政训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官吏；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等。
1935年5月，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借口察哈尔省张北县中国驻军扣留日本特务人员（随即释放），向国民党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并屯兵察省进行威胁。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土肥原在北京谈判，达成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有：取消察省境内一切国民党机构；成立察东非武装区，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向日方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提保日人今后在察省自由往来无阻；解散反日机构；将察省主席宋哲元免职。这两个协定，使中国冀察两省主权大部丧失，华北局势日益恶化。
接着，日本又积极策划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妄图变冀、鲁、晋、察、绥华北五省为第二“东北”，成立“华北国”。9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日后公然鼓吹北五省组织“联合自治”。在日本侵略者指使下，10月22日，河北东部地区的香河、三河、昌平、武清等县的一批汉奸、流氓、无赖举行所谓“饥民暴动”，强占香河县城，成立了伪“县政临时维持会”。11月25日，日本又唆使国民党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统辖冀东22个县。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采取妥协敷衍的政策。为了迎合日本使“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蒋介石表示：“中日两国无论自哪一方面看都应该提携协力，以图亚西亚的繁荣”，中国愿“考虑日本的利益，作相当的妥协让步。”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下令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汉奸王辑唐、王克敏等为委员，以实行变相的“自治”，在实际上把冀察两省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
在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以“中日经济提携”为幌子，加紧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司令的秘密情报中毫不隐讳地说：“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之解决，实不能不注视于进攻中国华北”。1935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由“满铁”出资，在天津成立“兴中公司”，从事“开发华北经济”，控制华北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及铁、煤、石油、盐等资源的开发，逐步形成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经济独占趋势。据日本经济报统计，自1928年至1935年间，日本对华投资达20余亿日元。日本还公然大规模的武装走私，甚至殴打中国海关人员，逼迫中国缉私人员解除武装。到1936年6月，日本浪人便组织了“特殊贸易会”，要求冀东伪政权和天津市政府，全力维护“特殊贸易”，并向北宁、津浦铁路局表示，不得阻碍运输。华北的政治和经济实权都掌握在日本侵略者的手中。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不仅严重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的经济利益，扩大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在对日问题上派系的对立和分化。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沉重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号召下爆发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5年8月1日，当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年1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毛泽东、朱德又分别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反蒋斗争；重申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愿意与一切抗日反蒋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社团团体和个人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且愿意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宣言还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和红军长征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推动了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的发展。1935年12月9日，地处国防前线的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要阻挠，涌向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汇集在新华门前广场，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要求抗日救国。当游行队伍行至王府井大街南口时，遭到了手持大刀，水龙、皮鞭、木棍的国民党军警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搏斗。30人被捕，百余人受伤。12月10日，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课，强烈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并积极准备进一步的斗争。16日晨，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告成立；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组成四个大队，冲破反动军警的包围，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在天桥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国民党军警又一次学生大打出手，打伤学生近400余人，逮捕学生领袖和积极分子30余人。但学生的英勇斗争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延期成立。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广泛响应与支援。杭州、广州、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学生先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响应北平学生抗日爱国的行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工人，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举行抗日大罢工。上海80万工人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惩办卖国贼，挽救民族危亡，各地爱国人士、爱国团体也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为了使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坚持和发展下去，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号召学生走出学校，“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军队中去。”1935年底，在北平地下党组织和平津学联的具体组织和领导下，平津500余学生组成4个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路徒步南下，深入固安、高碑店、保定等地开展抗日宣传，推动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使爱国学生运动同工农群众运动结合起来。1936年2月，北平地下党组织在南下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
“一二九”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的恐怖统治，揭露了日寇妄图吞并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投降政策，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为抗日战争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一二九运动为知识青年指出了革命的正确方向，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投身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洪流。
西安事变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国民党营垒进一步分化。蒋介石调驻在陕西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为进攻红军的主要力量，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取消其被歼部队番号。张、杨十分不满，感到对红军作战没有出路，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更是厌倦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日趋高涨。
第321章 民国（17）（）
而中国共产党鉴于东北军、西北军所处的特殊政治地位及广大官兵要求抗日的情绪，在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的同时，加强了对这两支部队的统战工作。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红军将领的名义致书东北军全体将士，阐明中共的抗日主张，明确表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并且释放了被俘的东北军军官，与张学良等在延安会谈，商讨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和杨虎城10月，蒋介石调集嫡系部队约30个师从河南开入西北“剿共”前线。12月4日，蒋介石再次飞抵西安，逼迫张、杨执行“剿共”命令，否则即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调驻福建和安徽，由中央军进驻陕甘两省“剿共”。张、杨既不想参加内战，也不想离开西北。张多次劝说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杨拒不服从“剿共”命令。而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