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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汉宣帝又命破羌，强弩两将军和中郎将邛出兵击羌。强弩将军击羌四千多人，破弩将军斩杀二千余人，中郎将邛斩杀及接受投降的羌兵有二千多人。赵充国军队又迫使五千余羌投降。随即，赵充国根据边地形势，上书请奏罢骑兵屯田，条陈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率军而还。
汉神爵二年（前60年）秋，羌族的若零、离留、且种、儿库诸族联合起来，处死先零首领犹非、杨玉等，率所部四千余人降汉。汉宣帝封其官爵，始置金城属国安置降羌。后赵充国以年老求解甲，但是，直至他汉甘雨二年（前52年）卒，朝廷有关少数部事务的处理，仍不时征询其意见。
酷吏王温舒
第63章 秦汉（27）（）
汉代用法严酷之吏，以汉武帝在位期间最多。这些人以血腥杀戮为能，所至之处，百姓无不骇然悚惧，人心惶惶。作为封建帝王之爪牙，他们深受赞赏，却为百姓所厌恶。
王温舒是阳陵（今陕西高陵西南）人。少年时推埋杀人为奸，无恶不作。后试着当官，以治狱渐升至廷尉史，事廷尉张汤，又迁为御史，督捕盗贼，杀伤甚多。稍迁至广平都尉。上任后，挑选郡中敢亡命的小吏十余人为爪牙。这些人都犯有见不得人的重罪，王温舒掌握他们的这些罪行，使他们不敢不听命，再纵使他们督捕盗贼，以快己意之所欲得。即使他有一百条罪状，王温舒也不加过问。但若回避而不尽力，王温舒不仅要杀他们本人，还要杀其全家。所以，这些人都拼死卖命，而齐、赵一带的资贼都不敢到广平郡去。广平郡因此而号称道不拾遗。武帝听说后，便迁王温舒为河内太守。
王温舒在广平为吏时，就已经将河内郡中的奸豪之家调查得一清二楚。等要到河内上任时，时在九月，王温舒令郡中备五十匹私马，在官道上置为驿站，从河内直至都城长安。部署官吏还像在广平郡时一样。部署完毕后，王温舒下令逮捕郡中豪奸巨猾之家，相连坐的有一千多家。然后，王温舒派快马飞报长安，请武帝批准自己的处理方案，大罪者族灭，小罪者杀其本人，家财全部抄入官府。从抓人到上奏不过两天。武帝同意后，王温舒立即行刑，杀人既多，至流血十余里。河内郡人都感到奇怪，想不明白王温舒上奏何以如此神速。到十二月，河内郡中连个偷鸡摸狗的毛贼都没有了。有些人逃到别的郡界，又被抓了回来，但抓回后正赶上春天来临。按照汉律，春天不能行刑杀人。王温舒气得直跺脚，叹息说：“唉！令冬天向后延长一个月，我的事就办完了！”
汉武帝听说王温舒此举之后，以为他有才干，便迁王温舒为中尉。在中尉任上王温舒还是采取老办法，任用一帮好猜忌喜为非作歹的官吏为爪牙。当时，另一个酷吏义纵为内史，王温舒有些惧怕义纵，不敢随意乱来。等义纵死去，廷尉张汤又败后，王温舒便当上了廷尉。不久，王温舒又当中尉。他为人少文无才，干别的官常常昏昏欲睡，稀里糊涂，当了中尉，一下子变得聪明起来。王温舒对关中的风俗十分熟悉，也熟悉那些豪恶之吏。他一当中尉，这些人便都重又投到他的门下。王温舒非常奸佞，善于巴结有势力的人。无势之家，视之如奴’而有势之家，即使有奸如山，也决不过问。无势之家，就是贵戚他也要凌辱。被王温舒关进监狱的人，很少有活着出来的。那些爪牙也一个个残暴之极，没有人性。因此，中尉所管辖的范围之内，中猾以下之人都被收治，而大奸大猾之辈却为王温舒说好话，称赞他治民有方。几年之后，他手下的爪牙大多以权势而富贵起来。
后来，王温舒被武帝派去举兵打东越，没干出什么出色之事，不中武帝之意，便被免职。不久，武帝想建通天台，找不到足够的人。王温舒建议武帝检校中尉管辖区内那些钻空子未服兵役的人，查出来几万人，统统罚他们做苦工。这一来武帝高了兴，又拜王温舒为少府，徙右内史，其治如故。汉太初元年（前104年），派李广利出征大宛，武帝下诏征发豪吏从军，王温舒将其爪牙华成等人藏了起来，被人告发，加上他其余的罪过，罪重族灭。王温舒自杀。
石渠阁会议
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即今文经学成为汉代的统治思想。但是，在今文经学内部，在传授、诠释过程中，也各立门户，形成很多派别。如今文经学的诗有齐、鲁、韩三家解释；书有欧阳和大、小夏侯；礼有大、小戴；春秋有公羊、梁；易有施孟、梁丘，后来又有京氏易。这些门派之间，由于对经学解释不同，经常互相争论，各不相让。其中以春秋的公羊、梁两个学派争论最为激烈。
公羊春秋一派强调大一统的思想和大义灭亲，贯穿着严法的精神。公羊学的三统说认为，每个新朝代在开国时，君主都受天命而为新王，但经过一个时期以后，天就要重新任命新王，开始一个新的朝代。这种思想，适合汉武帝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的需要，因而得立于学官。取得了统治地位。汉代中叶以后，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出现统治危机。公羊学的“三统说”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地位。另一方面，公羊学片面强调法治，而忽视了对礼治教化的重视，强调大义灭亲却又忽视了宗族情谊。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不足之处日益显露出来。与此相反，梁春秋学比较强调礼制教化和以血缘情谊来维系民族，也没有公羊学的“新受命”说。形势的发展和梁学自身的特点，使其地位日渐上升。
汉本始元年（前73年），汉宣帝即位。宣帝听说卫太子好梁春秋学，便向韦贤、夏侯胜、史高等人询梁学和公羊学的教义。韦贤等人都是鲁人，都说梁学本是鲁学，公羊学是齐学，根据时代的发展，应兴正宗的梁学。宣帝听后，随之由他们传授梁学。为了解决双方学派的纷争，汉甘露三年（前53年），宣帝在大殿中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主持会议，详论梁、公羊学的相同或不同之处。命令双方本着各自的经义进行辩论。参加讨论的两派，每派五人。萧望之等多数人认为，应该遵从梁学。由此，梁春秋学大为盛行。这次会议是石渠阁会议的前奏。
两年以后，即汉甘露元年（前51年），汉宣帝又召集朝中群儒萧望之等人，在未央宫北的石渠阁召开会议，任务是评论“五经”的异同。参加会议的有学礼的通汉，学诗的张生、薛广德，治书的周堪、林尊、欧阳长宾，治易的梁丘临、施仇等。大会依旧由太子太傅萧望之主持，汉宣帝亲临会场裁决。会议发扬了两年前会议上尊崇梁学的观点，增设大、小夏侯尚书、梁春秋等博士。会议留下的文件有：五经杂议十八篇，书议奏四十二篇，礼仪奏六十八篇，春秋议奏三十九篇，论语议奏十八篇等，包括了五经的全部内容。会议文件现已散佚，只在唐人杜佑所撰通典里保存有若干片断。从残存的篇籍来看，会议内容主要是宗法礼制的问题。经宣帝总裁决后，在全国推行。
石渠阁会议使皇帝不仅成为政治上的最高权威，也成了最高的经学权威，经学的学术观点也成为政治的最高法典。其结果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地位，而且也扩大和加强了儒家礼仪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量。
石显专权
石显，字君房，济南（今山东章丘西北）人。和他同时的弘恭是沛（今江苏沛县）人。二人都是在少年的时候犯了法，被除以腐刑，为中黄门，以选为中尚书。宣帝之时，为加强自己的权力，开始任用宫中的宦官，弘恭明习法令故事，善为请奏，能称其职。因而宣帝任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中书仆射。这是中国历史上宦官干预朝政的开始。汉元帝即位几年后，弘恭死去，石显便代弘恭为中书令。
当时，汉元帝在位，身体虚弱多病，不亲自过问政事。元帝又特别喜欢音乐，每日沉醉在歌舞弦乐之中。因为石显长时间掌管政事，又是宦官，在外很少有亲党，汉元帝认为他精专可以信任，便将政事都交给石显处理。这样，朝中事无小大，都由石显决断，权势倾朝，百官臣僚见其如此，都拼命讨好巴结。石显为人巧慧机灵，精明能干，能先探得皇帝那些没有公开讲出来的意思，心肠十分狠毒，善于诡辩以中伤于人。得罪他的人，那怕是极小的过错，他都要用重法加害。当初元年间（前48—前44年），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等皆给事中。萧望之领尚书事，知道石显专权邪辟，向汉元帝建议，认为“尚书为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应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任用宦官，但此非古制。应罢除中书宦官，以应古代不近刑余之人的训条。”汉元帝不听，萧望之却因此大受石显嫉恨。后来，这几个人都遭到石显的迫害，萧望之自杀，周堪和刘更生被废官禁锢，不得再进用。以后，太中大夫张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等都曾上奏封事，有的被元帝召见，向元帝揭发石显的秽行。石显便派人寻找他们的罪过。京房、贾捐之被弃市，张猛自杀于公车之中，陈咸抵罪，为城旦。郑（今陕西华县）令苏建得到石显的私人书信，上告信中的罪恶之事，后来也被石显找其他借口加以杀害。从此，朝中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