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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本是富庶省份，清末承平时，为储年余700万两银子，只养经制兵一协，现在负担庞大的兵力，财政当然困难万分。
黎上台后，想借唐继尧来牵制段祺瑞，故罗佩金做到了督军位置。而戴戡和蔡锷同为梁启超的学生，蔡锷任云南讲武堂总办多年，川、滇各军军官多出自其门下，戴戡在梁、蔡等人的支持下成了四川省长。
段祺瑞执政时拟定了一个全国裁军计划，对于四川自不例外，一再责成罗佩金裁军。6月1日，罗和段祺瑞所派的四川检查使王芝祥会商，决定把留在四川的滇、黔军一律改编为中央军，归中央陆军部直接统率，军费由中央直接负担。接着段核准把在川的滇军改编为一个师一个旅，把黔军改编为一个混成旅一个独立团，内定滇军首领顾品珍为中央第十四师师长。由于这个整编计划使刘存厚和川军大为不满，因为滇、黔军变成中央军后，留在四川便不是“客军驻境”而是“鸠占鹊巢”了。于是川军发出了控诉电，略云：“滇军去年入川只十七营、战事平定后所存者十二营，而罗电告诈称二师，随即在滇招来徒手七千余人。滇军增而川军四五两师各缩编为一旅，其余三师每连减为九十人。兵工厂出品全给滇军。”刘存厚另有电报控诉说：“罗一方减川军饷项，每师八十万元，一方增滇军饷项，每师一百二十万元。”
罗佩金第一步想调开刘存厚，曾一度密请段内阁调刘到北京给以虚位闲职，并且保荐滇军梯团长刘云峰调任川军第二师长。段表面上予以核准，却暗中挑拨川、滇军的内哄，一方面竭力赞成罗的裁减军队，缩编川军，一方面却又指使川军反抗罗的裁兵计划。段希望因川、滇军的公开冲突，可以造成北洋军开入四川的“渔翁之利”。段虽然同意罗的要求要调刘存厚入京，可是调职命令却不发，同时更以参陆办公处的名义，把罗的秘密计划通知了刘，又用“用中为该师长桑梓之地”的说法煽动刘存厚对罗的反抗，更凶的是参陆办公处曾密电川军将领说：罗要求更换的川军将领不止刘一人，其目的是在煽动全体川军将领对罗进行反抗。。
这一期间，罗佩金和刘存厚都以为自己的后台是段祺瑞。
段既然同意罗佩金的请求，由刘云峰接替刘存厚为川军第二师长，刘云峰便前往接事，刘存厚命令第二师军官拒绝刘云峰，自己也不加以理睬。移交的事便闹僵了。正如滇籍国会议员王祯等所指责的：“罗督电请更换师长刘存厚，无论或准或不准，均无与刘商量之余地。乃院电径将罗电直达刘，使之闻之，不啻使刘与罗横生意见。”这可证明段的私心是挑拨罗和刘敌对。
罗佩金逐刘存厚不成，便想下令裁撤第一军所属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成勋表示服从，但要求先清发欠饷，罗拿不出欠饷，只好作罢。
罗佩金裁兵计划两次碰壁，就只能选择另一弱者进攻，他下令将川军第四师缩编为一旅，该师师长陈泽霈原属于滇军系统，后来调任川军师长后，便倒向川军一方，他对缩编命令也是讨价还价，要求缩编为一个混成旅和一个团，比罗决定的缩编方案超过一个团，同时也要求清发欠饷。
这时，川军将领认为罗督军不是单独对待第四师问题，而是和全体川军生死存亡有关。因此，五个川军师长联名通电反对罗佩金裁兵计划。不过川军的五个师长，其意见和态度是有差别的；钟体道、刘存厚、陈泽霈打成一片，周道刚则是两面讨好政策，熊克武因为是国民党员，不便倒向北洋派，所以也持中立。周、熊都驻在重庆。
罗佩金因为裁兵计划一再受挫，不能再容忍川军五个师长集体抗命，1917年4月15日，罗佩金命川军第四师到东校场集合训话，采取突袭的办法派滇军卢师谛旅将第四师包围，没有发给欠饷就勒令缴械遣散，同时还以武力压迫该师其他各团一律缴械遣散，许多被扒去军服赶出军营的第四师士兵光着身体，沦落街头。这一来川军人人自危，集体反抗，罗乃宣布第四师驻省城以外各团无变动。
4月18日，滇军钟玉龙部押解一部分被缴械的第四师军械反回成都，刘存厚下令其部赖心辉团突袭了钟玉龙部，抢到枪械1500枝，子弹10余万发，并打死滇军十几人。在成都的川军第一军和滇军开炮互相轰击。双方互相说对方是祸首。罗佩金说是刘存厚先下令炮轰督署，刘有厚说是滇军首先在西北角开射大炮。18日这天成都城炮声隆隆，杀声四起。刘电调各路川军来援，罗也调动自流井、泸州、叙州及川北绵阳等县的滇军到省接应。成都城内划分为川军、黔军、滇军三个驻防区，黔军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不过川、黔两军防区的居民却可以自由往来，滇军则是独立的。
19日滇军退守皇城，在城墙内发炮阻止攻城的川军，以煤油灌在皮管内向皇城周围民房扫射，以扫除障碍。这天成都全城火光烛天，杀声震地。省议会议长胡骏急忙打电话邀请商会和各国领事，冒险向川、滇两军交涉，要求停止战斗。20日天明，川、滇军开放栅门准许灾区人民进来，据红十字会调查，人民被烧死的、被击死和击伤的，有1000多人，被焚民房有3000余户，灾民多向中立的黔军防区逃命，火势一直烧到22日才被扑灭。20日由省议会、商会、英法日三国领事分途向双方进行调停，停战一天，由黔军开驻川、滇军防区之间以阻止双方开炮互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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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安定四川（）
成都爆发内战后，川军旅长刘湘、刘成勋、但懋辛，团长邓锡候、田颂尧、赖心辉、向传义、吕超等发表联名皓电斥罗：“在任数月，皓嗜淫赌，勒提税款逾700万，本省军饷数月未发。”唐继尧也发表皓电指责川军：“川省实行裁兵，原属正办，乃刘师长竟令所部围攻督署，实属不顾大义，应请主持公道，迅予解决。”四川和云南两省议会和两省国会议员纷纷发表谈话，或通电互相攻讦，云南说川军“争权叛变”，四川说滇军“侵略邻封”。
滇、川、黔军在成都城划分了三大区域，第一部分是中立区域，系黔军驻守，由东门起经糠市街、书院西街、湖广街、华兴街转至会府、顺城街、盐市口、三桥南街直至南门，这些地区全由黔军驻防，并把地面的石板筑成掩护，堵截乱兵。第二部分由南门自孟家巷起转西至少城，由北门老关庙之西，及正府街青龙街之北，全是川军驻扎区域。第三部分从东门自宇库巷经詹天庙、书院北街、梓潼桥、慈惠堂、纯阳观、马王庙、铜丝街、喇嘛寺以及皇城附近为滇军驻扎区域。
滇、川军战斗时，滇军以皇城为大本营，以东较场为辅助军。川军以北较场为大本营，以西较场为辅助军。皇城在成都的中心，滇军自皇城发炮向西北两较场轰击，同时也受到来自这两处地方的还击。成都人民受祸最烈的是皇城坝和北较场附近，其次为东西较场。
4月20日北京政府已经接到四川内战爆发的消息，于是段祺瑞下令以罗佩金为超威将军，刘存厚为崇威将军，而四川督军一职由省长戴戡暂行兼代，刘云峰为四川陆军第二师长。这批人事命令毫无曲直是非，不过段有个私心，便是命令他的内弟吴光新由宜昌带兵到四川平乱，为吴光新督川铺路。至于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则希望戴戡由兼代而实授，因为戴属于进步党。另一批人政学系则支持岑春煊督川，段对国会说：“我在位一天，决不与岑共事！”
川、滇军之战不止在成都，成都城外和内江都有战斗。4月21日，罗奉到北京政府的调职令，即将督军印信送给戴戡，表示遵奉政府命令。22日成都绅商和外国领事邀请罗佩金和刘存厚两人在省长公署举行调解会议，罗派代表韩凤楼，刘派代表徐孝刚参加。滇军要求垫发开拔费60万，并由英、法、日三国领事担保安全退出省城，双方都签订了停战协定。可是到了晚上，又各自逞威地开起炮来。双方都指责对方背约。大战到半夜才停止，当晚北京政府电催罗、刘两人迅速交卸职务前赴北京。
23日北京政府派王人文为四川查办使，并严令川、滇两军停战。24日段祺瑞接到戴戡的密电，报告罗愿遵令卸职，但川军仍于23日炮攻督署，滇军并未还击。段大为光火，乃下令免了刘存厚的崇威将军，并令听候查办。
24日罗佩金率领滇军由成都东门退出，刘存厚率领川军由成都西门退出。罗临走时发出敬电说：“佩金遵令移交，乃刘存厚仍复施放大炮，并令所部搜捕滇人，受害之家不知凡几？刘存厚自称为四川临时督军，广出布告，并调第一师周道刚所部由东路西上，第三师钟体道所部由川北赴省。现驻简阳、新都等处滇军均被围攻甚急。在川滇省军民是否徒手听其屠灭？”罗还有电报指摘北京政府从中挑唆。以致引起成都事变，北京国务院发表有电否认其事。唐继尧也有敬电指摘北京政府处理四川问题不公，他说他和罗佩金、刘存厚两人都是士官老同学，又曾共事多年，但是“公谊所在，不能偏徇私见。”他认为北京政府如此处置，“国家法纪何在？政府威信何在？长作战之风，开凌上之渐。”因此他准备出兵昭通作为在川滇军的后援。。
滇军退出成都后，仍驻扎四川最富足的几个县份，如资中、简阳、荣威、富顺、自流井、泸州、宜宾等地。
1917年5月1日，戴戡宣布就任代理四川督军，同时以会办军务署参谋长张承礼任副官长，蒋方震为参谋长，杜步云为军需课长。戴出身佐贰，从军6年，一身兼四川督军、会办军务、省长三重任，年方40，真是时来运至。可是他深知四川局面的严重性，以黔军和川军、滇军相比，实力最弱，自己因机缘时会，所以有战战兢兢临渊履冰之感。
罗佩金去，戴戡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