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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节省篇幅，更为了清晰内涵，下面的七项新政，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罼恩信、重命令。”等六项为一类，余下的一项自成一体。
“修武备”。它放到最后才说。
那六项之所以能归纳到一类里，它们有个共同点，择人，选什么人来当官。这件事在中国古代，不仅是宋朝的梦魇，一直到封建社会的晚期，满清时，都是无解的毒咒。它的官方说法，就叫做“吏治。”
怎样来治理官吏。
这一条基本无解，因为人这种动物天生的本能，就是追求生活的完美。而完美的生活，怎能抛开物质的享受呢？不必讳言，就算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都是每时每刻都要注意的地方。在宋朝，仁宗年间，它就具体工作表现在了这六项里。
“择长官”——选出合格的官员。范仲淹的办法是以人治人，从上至下，由两府宰执来选荐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等路级干部10人，大州的知州10人；两制官，即翰林学士、知制诰来选一般州郡的知州10人，以此类推，层层推荐，环环相扣，直到最小的知县。
这样利害相关，选出来的人应该能靠点谱了吧。
“均公田”——为了让官员清廉，给他们田产，但是问题也产生，田地有好有坏，你给谁好的？官员的田紧挨着老百姓的田，侵占了几亩、几顷、几十顷的，也很正常吧？于是纠纷出现，官员跟百姓打，官员跟官员打，天圣年间刘娥愤怒了一下，公田就取消了。
范仲淹建议恢复，怎样消除不公呢，参考上一条，吏治好了，大家才会好。
“厚农桑、减徭役”两条顾名思义，是农民的事，可官府的责任更大，怎样让农民专心种田，国家要有奖励，更要少折腾，给农民干活的时间。
最后的两条“罼恩信、重命令”很让人无语。人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准则。一个国家呢？居然早上说一套，晚上做一套，根本就是朝令夕改，而且毫无处罚，这不是国家的法令世界，是孩子们在玩过家家！
怎么办？一个字，罚！见了血的猴子才知道恐惧，才能认真干活。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综上所述，问题很严重，解决的办法很简单。范仲淹的方案说白了就是“责任制和处罚制。”用举荐制度把官员层层捆绑，再设立些以前没有的处罚制度，让官员们稍微懂点事。
如此而已，管不管用，甚至有没有比原来的制度更不妥的地方，要从以后的实践中，才能看出。这时能肯定的，就是处罚的力度不是够不够重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力度的问题。
连处罚的具体条款都没有，你让犯事的人怎么害怕啊？！
现在来说“修武备”。这一条，按说范仲淹是最有发言权，而且肯定言之有物的问题，因为他刚刚从战场归来。宋朝的边防问题严重到不能再严重了，辽国不去说，党项人已经变成了西夏人，开始和宋朝分庭抗礼了，这在太祖朝、太宗朝，甚至真宗朝都是难以想象，决不可能发生的灾难！
要怎样解决？
先要分析问题出在哪儿。范仲淹从实战出发，归纳出两点。一，禁军都挤在京城里，有事才派往边疆。这在应急的速度上就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二，从京城养兵、派兵，那么在边疆上就始终没有足够的粮饷。不论是抵抗，还是杀进敌方腹地，就都得千里运粮。这一点，其实就是幽燕之战、雍熙北伐、五路征党项等外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所以要改。
怎样改？
范仲淹建议在京师附近招募5万名民兵，派往边疆常驻。每年三季种田，一季练兵，自给自足。这样一举数得，把前面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办法好不好？看着仍旧简单，似乎还是范仲淹的拍脑袋想法。但这一条自公布时起，就让宋朝朝野大哗，一片震惊。所有人一致认定，如果真的这么办了，宋朝就会国将不国，很快就会天下大乱。
因为他改变的是宋朝安全设施方面的最基本国策——“募兵制”。这个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在水旱年，农民们没生活时，政府出面，把灾民们都收编成军人。给他们粮吃，让他们为国家出力，同时也就没法造反了。当年赵匡胤得意地说，这样做，“在造反时，有乱兵而无乱民；在灾年时，有乱民而无乱兵。”他的天下，怎样折腾都出不了大事。
范仲淹的办法，却是唐朝的“府兵制”。它让唐朝的军队拥有极强的战斗力，可危害性也是致命的。军人们有自己的收入，根本不用政府养，于是藩镇林立，大家都是土皇帝！
新政就要铺开，问题还要先讲。还有些别的事没有交代清楚，因为每当看到这里时，我的脑子里总会冒出一个问号。
如果范仲淹等人说的都是真话，那么宋仁宗时代，还能被称为中国五千年封建社会里“最美好、最富足、最文明、最自由”的时代吗？难道都是乱讲的？
这是个问题，涉及到了阶级。其本质就像这本书开篇时所写的那句话一样，“快乐就像金钱，世上只有那么多，你多得了，必有别人少得。”
第214章 爬满虱子的锦袍（2）（）
对某些人来说，这时是“最美好、最富足、最文明、最自由”的。相应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就是“最不美好、最不富足、最不文明、最不自由”的！
后一种人，是武官，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奴隶，像奴隶一样的佃农等等等等。前一种人，是文官，是大商人。
我们必须得先知道富的有多富，牛的有多牛，才会清楚穷的有多穷，怒的有多怒，范仲淹等人的所谓新政，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暂且认为所有条款都完美无缺地被执行。
说富裕，先说文官。这要找出一个合适的个案来，他不仅要说明宋朝的文官有多幸福，更要能衬托出大商人们有多嚣张。这样一些极品例子，就都被排除在外了。比如寇准、吕蒙正、宋祁、晏殊等大佬，他们的圈子还是太窄，并且事迹也太人所周知了，总拿他们说事，让人烦得慌。
我举出的这个人叫石延年，字曼卿，官并不太大，光禄大理寺丞、太子中允，做的实事很多，包括在河北、河东、陕西练了几十万民兵，防备西夏和辽国。他出名的地方，在于他的诗词非常美，画也很高雅，但这些都不是他最大的特点。
他最为世人所传颂的，是酒量。
宋朝官员喝酒享乐，花样真是太多了。寇准包起大幕，喝到烛泪流满地，跘人跟头，一场酒局下来，赏给舞女们的钱，是普通人家几年的积蓄；吕蒙正寒酸了些，他喜欢独饮，只是下酒菜特殊了些，他喜欢鸡舌。
吕府后巷里天天遍地鸡毛，鸡尸成片宋祁、晏殊两人很风雅，富得不露痕迹，没几个人看过他们喝酒的样子。石曼卿则不同，他的喝法在人类史上也不多见。
披头散法，赤脚戴枷喝，叫囚饮；爬大树上蹲在树杈上喝，叫巢饮；全身脱光光，跳进一大捆稻草里，在里面躲好了，伸出头来喝，喝完了再把头缩回去，叫鳖饮。各种动物喝法都玩腻了之后，他也能像神仙那样飘逸潇洒。
某次，他和另一位酒坛大将刘潜去酒店，脱落痕迹，举杯即干，喝了一整天。天晚后，两人站起，一揖相别，终局没交谈一句话。第二天，开封全城轰动，该酒店昨日有二仙对饮。
这样他喝酒的名声就传出去了，常在河边走，终究要湿鞋，一个非常特殊的酒局在等着他。
事情最先从住宅说起。这就要先说说宋朝的城市规划特点，它和以前所有的朝代都不一样。从前，先秦时代开始，中国的城市特点，就两个字。
封闭。
以伟大的唐朝为例，长安、洛阳这两大最著名的大都会，其实就是两座超大型的集中营。它们由最外围的高大坚实的城墙围起，最里面又是更加坚固且豪华的围墙——皇宫。在外城与皇宫之间的，就是100多个居民区，叫“坊”。外加两三个商业区，叫“市”。
坊与坊之间，有若干条横直交织的大街，看着可以通行，但是有严格的限制。首先，坊和市都要由围墙隔断，各自成为独立的分离体。在唯一可以走动的大街上，道旁没有任何商店，也没有普通的民居，只有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僚府第，才有资格临街开门。
很苛刻吗？不，这已经非常进步了。在汉朝，想临街开门，您至少得是万户侯。至于买东西，您可得趁早，尤其是腿脚得快些。市，每个商业区都只营业小半天，黄昏就是命令，全城居民必须立即回家，好孩子早早上床睡觉。
这样的生活，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了。冷漠。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几乎没有交流的机会，而商业，更谈不到发展。精神和物质都被一道道高墙所禁锢，这才能体现出那些“五陵少年”们的倜傥，只有这么一伙人，是疯疯癫癫，玩得尽性的。
宋朝不是这样，她是中国所有朝代里最开放，最自由的时代。她是之前的汉、唐、五代等没法比似的，更是之后的元、明、清所没能达到的。我们随便举出个例子，就以开封城里御街北段，自州桥向北，直到皇城宣德门这段路为例，就会知道宋朝的风气是怎样的。
这段路上衙门林立，有超级大衙门，比如枢密院、秘书省、门下省，也有次一等的，如太常寺、都进奏院、都亭驿，再向前还有神圣无比的景灵东宫、景灵西宫，这是皇家的家庙，里面供奉着列祖列宗的神位。就在这样的地方，百姓们就见逢插针地开着各种店铺，每天从早到晚，从晚到半夜，不停地迎来送往，吆喝叫卖，就是这么的闹。
但是官府不赶跑店铺，店铺不避让高官，双方和平共处，就是个和谐。更不用说离他们不远的附近街区，就有宋朝的最高学府，太学，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