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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结白莲社，发誓往生西方净土。所以后世净土宗尊慧远为初祖，净
土宗也称莲宗。以后净土信仰代有鼓吹者。东魏昙鸾（公元476年—542
年）曾向陶弘景学过长生术，后得菩提流支译的《观无量寿佛经》，改
信净土。他著有《安乐净土义》、《赞阿弥陀佛偈》，影响很大。隋唐
之际的道绰和善导是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道绰 （公元562年—645年）
原是涅槃学者，见到记载昙鸾的碑文后，改信净土。他专念阿弥陀佛名
号，日限七万遍。唐贞观年间讲《观无量寿佛经》200遍，广劝念佛。教
人以小豆记念佛次数，据说竟日积“数百万斛”。又教人以念珠记念佛
①
之数，“人各掐珠，口同佛号。每时散席，响弥林谷。”善导（公元637
年—681年），在山西玄中寺听道绰讲《观无量寿佛经》，归依净土法门。
后赴长安，在光明、慈恩诸寺宣扬净土信仰。他一生抄《阿弥陀经》几
十万卷，画净土变相图三百余幅。著有《观无量寿佛经疏》、《转经行
愿往生净土事赞》等。至此，净土宗的理论和行仪趋于完备，正式成为
一个宗派，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不过与其他宗派相比，净土宗没有严密
的传法系统。特别是宋代以后，净土成为天下共宗，所以其“七祖”、
① 《续高僧传·道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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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祖”之说，皆无确切的传承关系，只是不同时期的重要人物。
（3）“开元三大士”与中国密宗
密宗是印度密教在中国流行的结果。印度佛教发展的后期，出现了
佛教与婆罗门教结合的产物——密教。它既保留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又
吸收了婆罗门教祭祀、供奉、拜火、咒语等宗教仪式。密教主张身、口、
意三密相应行，以求得出世的果报。即手结契印（手密），口通真言（口
密），心作观想佛尊（意密）。他们认为佛祖的真言密语是不能见诸文
字，广为流传的，只能传给受过灌顶礼的弟子，并以此与“显教”诸派
相区别。
密教的部分经文从三国时期就有传播，但唐以前流行的都是所渭的
“杂密”，而“纯密”则是由“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
空传入中国。善无畏（公元637年—735年）出身于南印贵族家庭，出家
后在那烂陀寺学习密教。开元四年 （公元716年）到长安，受到玄宗的
礼遇，被尊为国师，设内道场，为皇族受灌顶礼。在长安期间传播“胎
藏界”密法，译出密教的主要经典 《大日经》，为密宗日后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金刚智（公元669年—741年），南印度人，先学经律，后专密
藏。开元八年 （公元720年）从海路来华，到长安后也被尊为国师，主
要弘传“金刚界”密法。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等4部，7
卷著作。不空（公元705年—774年），北印度人，自幼出家，投于金刚
智门下，协助译经。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秉承遗命，赴印度和师子
国（今斯里兰卡）寻找密教经典。天宝五年（公元746年）返中国，带
回1200卷梵本经文。据《开元释教录》，不空共译出密教经典111部，
143卷，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家”之一。他设内道场，为玄宗、
代宗、肃宗授灌顶礼，成为三朝国师。在“三大士”门下，中国密宗传
人中有两名佼佼者，一个是一行（公元673年—727年），他不仅协助善
无畏译经，传教，而且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撰《开元大衍历》。一个是
惠果（？——公元805年），曾向善无畏学“胎藏界”密法，向金刚智
学“金刚界”密法，并为代宗、德宗、顺宗受灌顶礼，亦为三朝国师。
他主持青龙寺期间，将密宗传给了日本僧人空海，开“东密”之门。
密宗有一套复杂的宗教仪轨，他们认为仪轨是如来以秘密顿证来渡
济众生的规范，所以搞得极为隆重、神秘，传经时必须有礼拜、供养、
念诵等仪轨相随，如“修曼荼罗”。“曼荼罗”也译为坛，或圆轮具足，
在坛场上悬挂佛或菩萨像，供众人膜拜。“护摩”是一种拜火仪式，在
祭坛上设火炉，焚烧乳木、供物，以求本尊保佑。这些仪轨与当时中国
佛教正在日趋简化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特别是密宗修行仪轨中的男
女双修，中国人更难接受。不论密宗对“无上瑜伽”做什么样的解释，
这种男女混杂，以性交为最终目的的活动与封建纲常伦理是相互抵触
的。所以密宗仅在唐中叶流行了几十年，武宗灭佛以后再未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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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宋元佛教的稳定发展
隋唐五代是中国佛教的大起大落时期，既有朝廷上下狂热崇拜的繁
盛，也有唐武宗灭佛，周世宗限佛的悲哀。入宋以后，中国封建意识形
态基本定型，由于宋明理学的出现，儒学的统治地位已不可动摇，而佛、
道两家则在辅翼儒学的前提下找到了自己的合理位置，进入了稳定发展
时期。
1。宋王朝对佛教的扶植与管理
赵宋王室是在唐武宗灭佛和周世宗限佛两次大“法难”的基础上建
立自己的宗教政策的。太祖赵匡胤是历史上较有作为的帝王，深知佛教
早已深入人心，周世宗的强硬宗教政策不利于社会的安定，所以他在夺
取后周的天下后，立即于建隆元年下令停止在北方废毁寺庙，先度童行
8000人，稳定北方的僧侣队伍。以后又不断拨钱支持佛教事业。乾德四
年（公元967年），派遣僧人行勤等157人赴天竺求法，每人赐钱三万。
开宝四年（公元971年），遣内史高品、张从信等人往益州 （今四川成
都）主持刻印 《大藏经》，开中国历史上刻藏事业的先河。此次刻藏先
以《开元录》之经为限，后陆续增添东土撰述，最后得到625帙，6620
卷，在佛教传播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开宝藏》日后成为一切官私
刻藏的共同准据，日本、高丽、契丹、西夏等地刻藏，也以此藏为准。
宋、元两代还刻印了《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碛砂藏》
等四种版本，印刷术推动佛教思想更加深入民间。
宋太宗赵光义“素崇释教”，更是热衷于佛事。他在登极伊始的太
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一次下令度童行17万。为了在佛教史上留
下善迹，他效法唐太宗大开译场，延请西域高僧法天、天息灾、施护等
人主持，译出大量经文，并亲撰《新译三藏圣教序》，刻之于碑，以图
流芳千古。从太宗太平兴国七年 （公元982年）至仁宗景祐二年 （1035
年）的54年中，共译梵本1428夹，564卷，数目可观，但影响却远远不
能和唐代相比。其原因在于，当时正值印度密教发达时期，宋朝所译经
文大多属于密部经典。佛教密宗的许多思想，与儒家纲常相抵触，所以
不少经文甫被译出，立即引起担任译经史、润文官的儒家学者的警惕，
旋即举报销毁。如淳化五年 （公元994年）译出《大乘密藏经》，发现
有65处“文以乖戾”。太宗闻讯，立即诏谕：“使邪伪得行，非所以崇
圣法也。”勒令“当众焚毁。”
宋真宗不仅崇道，亦推崇佛教，他亲撰《崇释论》一文，希望能奉
佛“十力”，辅俗“五常”，达到劝善禁恶的目的。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真宗下《普度僧道诏》，天下童子每十人度一人。为此特在京师
及诸路设 72处戒坛，大规模剃度童行。所以真宗一朝僧尼人数达到了
458，855人，寺庙4万余所，为宋代最高水平。
鉴于历史的教训，宋帝对于佛教的发展始终保持着警惕，太祖、太
宗保持了唐代的“度牒”制度，以求控制僧尼人数。同时下令限制寺院
规模，如开宝八年 （公元975年），太祖明令禁止灌顶道场、水陆斋会
和士女夜集等活动，以防滋事。真宗朝僧尼发展过快，仁宗朝便严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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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至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统计，僧尼仅余224，090人，不使宗教
的发展超出了维持统治的需要。
宋室南渡以后，国力更趋衰弱，但江南本是佛教发达之地，教徒仍
有20万之众。宋高宗对佛教采取了既不支持，也不绝灭的政策，只是停
发度牒，寄希望于自然减员。同时迫于对金战争和统治集团的巨大花费，
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年）下令天下僧尼交纳免丁钱，“自十千至一千
①
三百，凡九等，谓之清闲钱，年六十以上者，听免纳。”这样就使得出
家在经济上没有多少好处，防止贫苦农民因非信仰因素而出家。
总体来说，有宋一代佛教基本处于平衡发展状态，突出的排佛事件
仅宋徽宗一次。赵佶是个狂热的道教徒，自封为“神霄帝君”、“道君
皇帝”，当时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不断强大，国内民族矛盾上升。道教徒
乘机鼓吹佛教是“金狄之教”，林灵素等道士鼓惑徽宗灭佛。徽宗在宣
和元年 （1119年）下诏：“佛改号大觉金仙，馀为仙人、大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