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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明朝常常出现这种状况，那就是品级不高的官员缺因为有钦差或者皇命在身，所以手中的权力很大。
左布政使地位很尊贵，是正二品，是与明朝时的六部尚书相同的，比侍郎还要高一品，但是在巡抚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之后，布政使地位虽尊贵，权力却不如巡抚大，要听巡抚的札饬了。
因此，崇祯皇帝的旨意一下，惠世扬心中其实是不满意的，虽然左布政使是正二品，侍郎是正三品，由刑部侍郎去做布政使，算是一种官职上的升迁了，但是众所周知，如今的布政使之上还有一个巡抚，虽然品级高，但是权力却不如巡抚大。
然而好在让他任职布政使的地方是浙江，是杭州，也算是东林党势力最大的地方之一了，因此想来想去，惠世扬还是领了圣旨，前往赴任了。
当然了，他不去也不行。
不去的话更好，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可不会惯着他，他敢不去，皇帝就会以抗旨不遵，免了他的官，让他提前滚蛋。
若不是惠世扬有个好弟弟惠世显，以及若不是他在刑部侍郎任上对皇帝惩治阉党积极用心，就凭东林党大将的身份，以及崇祯十年投降李自成的行为，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早就找理由把他免官削籍了。
如今只是让他离开朝堂，而且还给了他一个浙江布政使的位置，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至于左右参政，崇祯皇帝则从内阁提供的名单里，圈了刑部郎中陈新甲和兵部职方郎中耿如杞。
历史上，这两个人中陈新甲最后当了兵部尚书，耿如杞后来当了山西巡抚，但是两个人最后都被崇祯皇帝给杀掉了。
陈新甲自然不用说了，算是明末崇祯年间继杨嗣昌之后有一个志大才疏、只能纸上谈兵的典型人物了。
若是遇上盛世，这样的人用好了也是人才，但搁在明末那种数百年一遇的乱世，再摊上一个性格急躁、行事操切的皇帝，他的悲剧命运基本上就是注定的了。
如今崇祯元年还没有过去，杨嗣昌这个万历三十八年就年少得志、得中进士的半瓶水战略家，如今还河南巡抚邱兆麟的手底下当他的河南兵备副使，正为重建崤函故道上的函谷关而焦头烂额着。
这一世，崇祯皇帝当然不会轻易地就把杨嗣昌提拔到朝堂之上任职，那样做只能是既害了朝廷剿匪的大局，又害杨嗣昌本人的性命。
历史上，杨嗣昌在崇祯十年提出了一个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宏大剿匪战略，企图调动能够调动的全部军队，去围剿流贼，而急于剿灭流贼然后专心用兵关外的崇祯皇帝，一听之下大喜过望，马上重用了他，让他当了兵部尚书，并且对他言听计从。
杨嗣昌先用熊文灿总督相关六省军务剿匪，结果根本堵不住流贼，熊文灿获罪下狱之后，他亲自上阵，结果也还是不行。
而他离开朝堂之前，向崇祯皇帝提出的继任人选就是赞成他的方略、同样志大才疏半瓶水的陈新甲。
崇祯皇帝同样十分信任这个口头上总是条理分明、头头是道的陈新甲，委之以军国重任，然而这个陈新甲却在私底下向朝中友人透露了皇帝让他筹划与建虏进行议和谈判的事情。
结果，这话传了出去，顿时闹得满城风雨，一批又一批东林党人的徒子徒孙上书大骂皇帝对建虏软弱退让，而崇祯皇帝得知是陈新甲说出去的，恼羞成怒之下，就把陈新甲抓起来砍了。
陈新甲的结局说冤枉，其实也不冤枉。但是耿如杞在历史上的死，确实是比较冤枉。
耿如杞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先任户部主事，再任兵部郎中，最后在遵化兵备副使的任上被免官。
原本历史上，崇祯改元之后，直接起用耿如杞为山西巡抚，后来因为崇祯二年冬季后金军入侵京畿，耿如杞带兵入援京师，山西兵粮饷不继，遇敌即溃，耿如杞被捉拿下狱，最后斩首。
但是在这一时空之中，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改元大赦之后，只是根据吏部的建议，起复耿如杞在兵部做了职方司郎中。
如今让他到了浙江布政使司当右参政，一来是根据历史上他的人品和生平事迹提拔使用他，二来也是给之前立下过大功却没有得到升赏的牛聚明，腾出职方司郎中的位置。
这些人按传统的标准看，的确是难得的人才，而且在朝堂之上也有官声民望，作为皇帝你不提拔使用，显得你不重视人才，不懂得识人善任。
然而要用他们，却也不能像在历史上的崇祯皇帝那样病急乱投医、急来抱佛脚，听了朝臣推荐，觉得耿如杞可用，就立马把他从一个免职闲住的前遵化兵备副使，直接破格超擢到山西巡抚的任上。
结果不到两年，又因为他约束不了山西镇的溃兵，崇祯皇帝大失所望之下，就又听信了朝臣之言，将之下狱处死。
照这样用人，不管有多少人才，到最后也一样会搞得无人可用。
除了这些历史名人的任免之外，由于嘉善县城被屠阿丑等乱贼大掠一番之后放弃，而原本的县令也已经自尽，因此也需要任命一位县令。
对此，崇祯皇帝大笔一挥就把任职内阁中书舍人不久的新科进士王章派了出去。
这个王章在明末的历史上以有治才而著称，想来也能够担当其恢复嘉善民变之后乱局的重任吧。
第二四六章 咫尺百里（）
对于西北和东南的动乱，崇祯皇帝除了在人事安排、选人用人上采取一些措施之外，其实做不了更多的事情了。
所以，在补充认命了浙江巡抚衙门和三司所缺官员之后，他也就放手让这些人前去处置了。
其实原本的历史上，有很多事情一线的大臣们都是可以做好的，比如说在对付流贼的问题上，不管是洪承畴、陈奇瑜，还是孙传庭，都是很有能力的，可惜的是崇祯皇帝及其北京的朝廷，总是喜欢乱插手，乱指挥。
尤其崇祯皇帝本人，耳根子太软，今天听信这个大臣的说法这么干，明天听信那个大臣的说法那么干，搞得前线将帅无所适从，手忙脚乱。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决定克服这样的毛病，既然已经把袁崇焕、洪承畴、孙传庭这些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分别安置到了关键的地方，那么就没有必要天天为西北的乱局而忧心忡忡了。
也更没有必要一道又一道地下发旨意，对远在三千里之外的战事搞什么遥控指挥。
所以再给西北诸位督抚镇臣说明了自己关于剿灭流贼的一些安排之后，崇祯皇帝就没再花大精力去关注西北战事了。
如今又把浙江的人事安排妥当之后，就把精力转移到了另外一件看似无关痛痒的事情上面去了。
这件看似无关痛痒的事情，就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一直想召集人手认真做好的地形沙盘。
耿如杞等人离京赴杭州上任之后第二天，皇帝就通过内阁下了另外一道旨意，由武英殿中书舍人牛金星升任兵部职方司郎中兼任军机处的军机参谋。
牛金星，也就是牛聚明，虽然对武英殿中书舍人的位置有些不舍，但是对新的这个任命也很满意。
他虽是个文人进士，但却从小喜欢谈兵论战，对兵部的职务，特别是职方司的职务也是倾慕已久。
再者说了，一个新科进士，短短半年时间，就从七品的武英殿中书舍人，一跃而成为兵部职方司郎中，绝对是一个奇迹般的升迁了，更何况塞外归来之后，给皇帝带回来一个如今得宠的兰妃，从此之后就算是简在帝心、圣眷不衰了。
所以对牛聚明的新任命一下，崇祯元年恩科相互熟知的同年们，特别是同在武英殿当中书舍人的沈廷扬、李信等人更是羡慕不已。
这些人虽然在中枢机构任职，在皇帝身边做事，但是却无时无刻不想着出去干一番大事，建一番功业。
特别是牛聚明从塞北立功回来之后，向他们谈论的那些塞北见闻，让武英殿里的其他几个军机舍人个个惊叹不已。
不过这些人对于牛聚明以一个军机舍人的身份，就能搅动塞北风云，并从中建功立业，也是佩服得很。
最起码，沈廷扬和李信两人就觉得，若是把自己放在当时与牛聚明同样的位置上，恐怕就未必敢这么干，也未必能干得这么出色。
且说，牛聚明领受了新的任命，告别武英殿里的军机处，去了兵部职方司上任。
职方司是兵部四大司之一，职司众多，而职权很重，其中就掌管大明两京十三省之兵要地志及山川舆图，还有边塞关防关禁、沿海各口的海防海禁。
而职方司郎中，则是职方司的一把手，职方司的全部事务差不多都是由他说了算。
牛聚明上任之后第三天，崇祯皇帝就派人把他叫到了乾清宫东暖阁的御书房里。
牛聚明进了阁中，行了大礼，崇祯皇帝说道：“卿今日到职方司上任，有何感想？”
牛聚明叩首说道：“微臣六月中式，七月入职中书舍人，八月奉旨出塞，到今日不过半年，而陛下超擢重用至兵部职方司之要津，微臣心中实在不胜惶恐。陛下如此信重，微臣只有肝脑涂地以报陛下隆恩。”
见牛聚明这么说，知道他显然是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因此，崇祯皇帝说道：“卿且平身说话！”
看牛聚明站起来之后，恭恭敬敬躬身立着，崇祯皇帝干脆说道：“兵部职方司职权重要，朕让你去，一来你在塞北是立了功的，可见你也是知兵有谋略的。二来呢，朕也确实有事要交给你来做。”
说到这里，崇祯皇帝看牛聚明抬头看了下自己又迅速低头，知道他心中有疑问，于是接着说道：“职方司掌管天下兵要地志、山川舆图，此事虽至关重要，然而此前历朝却未曾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于朕如今所看之山川舆图晦暗不明，多有错漏模糊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