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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茂相、解学龙听了皇帝的任命，当即出列，跪地叩头说道：“臣谢陛下隆恩！”
崇祯皇帝让两人平身，稍微停顿了片刻，又接着说道：“至于浙江布政使，朕看就有两浙盐运使何可及兼任吧。去岁，浙东盐场全数为海潮所毁，而如今沿海百姓及盐户，也都已送往东番安置，他这个盐运使也是无事可干，就把布政使一起兼任了吧。”
说完这个，崇祯皇帝想了想说道：“至于南京礼部侍郎，内阁可有意见？”
皇帝一口气亲自任命了这么多人，唯有一个南京礼部侍郎提出来交给内阁议论，然而内阁之前却并没有人选。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皇帝会这样雷厉风行地撤换掉这么多人，但皇帝既然问了，内阁就必须有所表示。
内阁首辅李国鐠犹豫不决期间，孙承宗这时说道：“以臣之间，太仆寺卿侯询前番督造四轮马车有功，陛下曾下旨褒奖，其人对于礼制熟稔，且学问、情操、品秩皆合适，陛下若无其他人选，或可任之。”
孙承宗一提出这个侯询，如今这位崇祯皇帝马上就想到了侯询的儿子南明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又想到了李香君，以及桃花扇的故事。
当然，与侯询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还有左良玉。
历史上左良玉能从一个因为辽东兵变而被处分的小军官，一路爬到平贼总兵官的位置上，全都是由于时任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的侯询对其一力提拔。
而左良玉一开始对侯询也基本上做到了言听计从，但是到了后来，左良玉当上总兵官手握十数万大军之后，对侯询也开始敷衍起来。
最后，当崇祯皇帝让侯询统帅包括左良玉在内的诸省大军，去剿灭流贼的时候，左良玉就曾狠狠地把侯询坑了一把，不仅率先逃跑，使得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数十万明军溃退星散，而且差点把侯询扔给农民军弄死。
虽然最后侯询命大，逃过了农民军的那一劫，但是一回到朝堂之上就被历史上那位崇祯皇帝给问罪下狱了。
在监狱里一直被关到了崇祯皇帝上吊自杀都没有放出来，直到农民军进了北京城，才把他作为普通囚犯给放了出来。
不过侯询这个人虽是东林党，但却并没有投降过流贼，满清入关并占领了中原之后，也没有再出仕满清。
这是他的可取之处。
如今孙承宗提出了这么个人选，崇祯皇帝看着垂首躬身的孙承宗默默无语良久，最后犹豫来犹豫去，还是同意了。
孙承宗不是不知道皇帝对党争的痛恨，也不是不知道皇帝正在发作东林党人，而他仍然提出了这个东林党色彩非常浓厚的人选。
他肯定有他的理由。
而崇祯皇帝最终同意了这个人选，当然也有自己的理由。
一来，侯询虽是东林党，但他出身商丘官宦世家，与出身江南的那一伙纯东林党人还是有所不同，还有一定的经世致用之能。
二来，如今这个时候，崇祯皇帝还不想给其他的朝臣造成一种皇帝要大规模清算东林党人的印象。
在这个朝臣们游移不定的时候，提拔一下同样是东林党人的侯询，就能起到稳定部分人心的作用，避免把开海通商这个事情再搞成一场没完没了的党争和清算运动。
再者说，南京礼部侍郎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朝廷职位，实际上给谁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而东林党人排斥红毛夷教的立场，在东南一带也并不是全无用处。
且此前崇祯皇帝曾令太仆寺与工部协作，督造御用四轮马车，而太仆寺也算不负众望，取得了成功。
作为太仆寺卿的侯询，也算是略有功劳吧。
想到了这些之后，崇祯皇帝说道：“既然如此，就由太仆寺卿侯询升任南京礼部侍郎。”
内阁首辅李国鐠、吏部尚书成基命听了这话，站出来躬身领旨。
散朝之后，自去安排舍人写成书面圣旨，送司礼监，交给皇帝御览，批准后，盖上玉玺，然后发往南都、浙江等地。
第三零七章 超级公知（）
大明京师朝堂之上的决定，很快就变成了一道道圣旨，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快速传到了南京。
作为锦衣卫镇守南京的南镇抚司镇抚使，骆养性从上任以来就对崇祯皇帝惟命是从，因此，在接到了朝廷旨意之后迅速行动起来，短短数日之内，就将南京勋贵忻城伯赵之龙、家居苏州府的东林领袖钱谦益，以及浙江布政使惠世扬先后逮捕下狱。
而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南京礼部侍郎钱士升和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延登这三位南都重臣，在旨到之日也都免官去职，被勒令留在南京的家中，暂时由锦衣卫监视居住，等待朝廷钦差的进一步调查结果。
一时之间，南京官场之上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各路官员震动之余，不少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上书议政，但是这一次的上书议政，却不再聚焦于朝廷的开海政策了，而是集中在为这些个被免官或者被下狱的江南官员求救说情之上。
当然了，其中不乏对崇祯皇帝的各种批评教育，有的指摘皇帝求治太切、处事草率，有的批评皇帝屡以小过而兴大狱，不是朝廷优待大臣之法，还有说皇帝的身边出了奸臣的，等等。
不过这些南都的官员，也大都只是说说而已，很少有拿辞官致仕威胁崇祯皇帝，威胁京师朝廷的。
敢于这样做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东林党色彩也十分浓重的南京礼部尚书钱象坤。
钱象坤，是浙江绍兴人，万历二十九年的进士出身，同时也是翰林出身，是泰昌皇帝信赖有加的东宫官，天启年间就做过南京的礼部尚书，后来也是因为与魏忠贤作对，被免掉了官职，回家闲住授徒。
天启七年八九月间，崇祯皇帝一即位，就马上令他恢复了原官。
原本历史上，钱象坤还一度被崇祯皇帝请到了北京，做了北京的礼部尚书，并以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辅政，可以说是深得崇祯皇帝的信重。
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到了北京之后，钱象坤因为参与进了朝堂之上的党争，很快就让崇祯皇帝对他大为失望，不久就被迫辞官回家了。
这一世，崇祯皇帝在登基之后没过多久就焕然一新，当然不会再让这个纯东林出身的大佬进京入阁辅政了。
也因此，钱象坤在崇祯皇帝即位之后，将他起复原官以来，一直在南京礼部尚书的任上任职。
这个钱象坤也是个人物，在崇祯年间的东南士林之中，与钱龙锡、钱谦益、钱士升三人，并称“四钱”。
这几个人，都曾在南京为官，期间常常搞一些文会，搞一些讲学，搞一些诗词唱和，而且广收门徒、针砭时弊、议论朝政，所以在江南士林之中都很有名气，属于明末社会的超级“公知”，江南士林之中的读书人绝大多数，都是他们的忠实“粉丝”。
或许钱象坤以为凭着自己在江南官场、江南士林之中的影响力，皇帝和朝堂上的大臣们，为了顾忌自己的名声可能不会处理他。
又或许钱象坤是碍于自己在士林之中的名声太大，为名所累，不得不上书朝廷，以致仕辞官相威胁，要求朝堂诸公收回成命，赦免钱谦益、惠世扬以及郑三俊、钱士升等人。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真的想致仕回家。
然而不管怎么说，钱象坤这样做，在他看来，都是名利双收的一件事情。
即便是朝廷既不同意他致仕，也不无罪释放这些人，他的名声也只会更大，江南士子哪个不得树起大拇指，说他一句好。
而即便是朝廷同意他致仕了，他也没有太大的损失。
对他们这些“公知”来说，朝廷越是打压他们，他们反而越高兴，因为他们会借着这样的事情获得更大的名声。
而且这个时代里，**不仅不违法，而且对他们这种人来说，反而是一种文人雅事，崇祯皇帝就是想收拾他，也没法拿**这种后世惯用的对付公知的方法搞臭他。
然而，钱象坤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在想些什么，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眼里，却是根本就不重要。
二月二十五日，崇祯皇帝接到钱象坤的致仕折子及其谏言之后，一点也没耽误，二月二十六日就批准了他的致仕折子，并在转给内阁的朱批之中，直接任命了京师礼部左侍郎周延儒为南京礼部尚书。
而到了三月一日的建极殿朔日朝会之后，周延儒就陛辞出发，前往南京接任礼部尚书去了。
至于其他官员上书救援钱谦益、惠世扬等被捕之人，并为郑三俊等免官之人的折子，崇祯皇帝一概置之不理。
好不容易逮着这样的机会，把这些超级“公知”级别的东林党大佬们清理出朝堂，他又怎么会轻易地受到这些不明内情的官员上述影响，坏了自己早就谋划好的计划呢？
这些东林党超级“公知”在明末社会上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其在普及教育、开启民智方面的积极影响，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历史上崇祯皇帝才一次又一次地迫于朝野舆论的压力，作出了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决策。
而这些一贯以君子自诩的东林党“公知”人物，除了其中极个别的尚有节操之外，大多数都是闯来降闯、清来降清的伪君子，至少大名鼎鼎的江南士林“四钱”之中没有一个为崇祯皇帝的死而殉节。
其中，尤以“四钱”之中的钱谦益最为突出，可以说是典型的两面派人格。
这些明末的超级“公知”，在明朝的时候，一边做高官，一边当着大地主，同时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让家族中其他人经营商业，常常还是极其富有的大商人，但是他们却对大明皇帝和朝廷却毫无忠义之心，不管是写文章，办学校，还是招门徒，议朝政，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与朝廷唱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