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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机缘巧合做了海盗头子，但他的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重回岸上，脚踏实地地当一个朝廷的官员。
因此成为闽浙沿海最大的海盗头子之后，郑芝龙从来不肯坏了自己的名声，特别是在福建沿海一带，虽然也上岸抢掠、打劫海商，并且多次与官府前来围剿的水师激战，杀死杀伤官兵无数，但他很少屠杀沿海无辜百姓。
天启六年、七年，福建连续大旱，漳州、泉州一带饥荒严重、民不聊生，郑芝龙还曾运粮救济灾民，并且招揽漳、泉百姓出海，到东番垦荒谋生。
所以郑芝龙在漳州、泉州等闽南沿海一带的百姓之中，还是颇有威望的。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给自己以及自己麾下的兄弟们留下一条后路，以便有朝一日能够招安上岸，安稳做官、享受富贵而已。
而当今朝廷对他可谓不薄。
由盘踞澎湖金门的海盗头子，成为镇守闽南沿海的海防参将，这个由贼到官的转变，不光是身份上发生了可以光宗耀祖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来往船只的税款了。
当然了，郑芝龙这个人虽然非常有手腕，但是他的见识与之前的大海盗李旦、颜思齐相比，还是不够开阔。
他生长在福建同安的大家族里面，虽然十七八岁就靠海吃海，开始了海商兼海盗的冒险生涯，但他对海洋的认识，却与当时许多大明内地之人差不了多少。
就是说，一旦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到岸上享受生活，那么他一天也不愿意在海上奔波冒险。
所以，当朝廷封他为海防参将，并且将其驻地设在其家乡同安县城之后，他就将他的海防参将府设在了同安，其麾下三四万原海盗部众，一半安置在了东番卫的五个千户所，一半安置在了同安到南澳的大小岛屿之上，比如澎湖、金门、厦门等地，部分陆师也跟着他上了岸，作为营兵与福建沿海卫所一起，驻守在同安到南澳的沿海陆地之上。
自从招安上岸之后，二十四五岁的郑芝龙立刻就成为了闽南沿海的土皇帝，闽浙总督温体仁、福建巡抚熊文灿以及泉州知府兼泉州巡海道蔡善继，既然招抚了他，当然多数时候都是惯着他。
除了郑芝龙从出海的海商那里收取的税银有三成需要上缴给户部太仓以外，不仅其他的税银留作自用，而且但凡闽南海上的事务，全数委托给他这个金夏海防参将来处置，闽浙总督衙门、福建巡抚衙门，以及泉州海巡道衙门很好地遵守了当初招抚之时的承诺，从来不去干涉。
所以郑芝龙上岸之后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自在，除了每三个月上缴收到的三成税银之外，官府这边完全不管他，而他又可以打着朝廷的旗号，去讨伐其他不服的海盗，还可以打着朝廷的旗号对来往闽海等地的过往船只收取税款，日子过得是前所未有的安逸。
老话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不管是什么英雄好汉，一旦过惯了安逸享乐的日子，人的想法也会跟着改变。
郑芝龙及其众兄弟，以及之前十八芝之中的不少骨干，就是这样，如今个个头上有了官帽，手里还有部众，而且能够坐地收银，这还不到一年，不少人就对曾经刀口舔血的海上生涯产生了厌倦。
即便是之前一度反对招安上岸的郑芝虎、郑芝豹，也改变了想法。
泉州南安郑氏是一个大家族，郑芝龙兄弟众多，光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就有四个，除了他以外，还有郑芝虎、郑芝豹、郑芝彪。
此时的郑芝龙不满二十五岁，而郑芝虎刚刚二十三岁，郑芝豹才刚满二十岁，其最小的一个亲弟弟郑芝彪也才只有十六岁，但是如今都有了朝廷赐给的官身。
这个南安吏员出身的郑氏家族，因为郑芝龙的率众归附，一跃而成为了泉州南安真正的豪门。
对这一点，郑芝龙兄弟以及郑芝龙所在的南安郑氏宗亲，都还是很满意的。
正因为如此，面对福建巡抚熊文灿亲自带来的闽浙总督府调令，郑芝龙才不敢违抗，即便是知道这其中必然有着温体仁的其他谋划在内，他也要接受这个调令。
对他来说，阴谋也好，阳谋也罢，他的部众有三四万之多，而且对他的基业毕竟在海上，调出去五千陆师，改变不了什么大局，而且同时也能够向朝廷证明自己的实力，彰显自己的存在。
另外一方面，温体仁向一石二鸟，郑芝龙及其麾下幕僚陈晖、何斌等人，也不是傻子，自然也有自己的盘算。
这些陆师都是自己从闽南漳州、泉州一带招募而来的闽南子弟，绝大多数的家人亲眷，都已经迁移到了东番卫，而其中领军的又都是自己的亲族子弟或者亲信部下，根本不可能背叛自己。
如今朝廷把这些人调到了浙江，若是他们立了功，朝廷自然要他们加官进爵，自己也跟着水涨船高，若是浙江的战事拖延，这些人还可以在浙江立足，自己的地盘也会随之扩大。
温体仁有他的一石二鸟，郑芝龙自然也有自己的一举两得。
就这样，到了十二月底的时候，郑芝龙的二弟，二十三岁的郑芝虎在郑兴、陈晖的辅佐下，带领着郑家的水师船队，跟着闽浙总督温体仁，一起沿海北上，来到了杭州湾，然后跟着舟山守备翁之琪带领的浙江水师船队，驶进了钱塘江。
最后，在浙江巡抚范景文、新任提刑按察使蔡懋德，以及新任镇守总兵官张存仁等人的迎接之下，闽浙总督温体仁率领着六千来自福建的军队进了杭州城。
第三一九章 并非难事（）
虽然杭州城北面的嘉兴府前不久才发生了民变，但是杭州城里的生活却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按照往年的情况，杭州城的周边府县若是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不少人就会携家带口往杭州跑。
杭州城毕竟是浙江的首善之区，城高濠深衙门多，比别的地方更能给人安全感。
但是范景文到任之后的杭州城，已经大不同于往日了，虽然年关将近，街市繁华依旧，但却给了颇为熟悉杭州的温体仁一种颇不对劲的感觉。
坐在由两匹马共驾的一辆四轮马车之上，温体仁一边打量着并未封路清道的街市，一边琢磨着那里不对。
四轮马车的情况，他早在京师之时就已经知道了，所以当范景文等人将他请进仅有的一辆豪华四轮马车之上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惊讶。
而且他还知道，这辆四轮马车是如今的国丈之一田弘遇家在江南专营的生意，这一辆就是田弘遇为了打开在江南商业重镇杭州的销路而送给范景文的。
温体仁所知道的当然没有错，作为闽浙总督，同时也是作为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人，他在浙江巡抚衙门里面也有自己的眼线，虽然说不上掌握范景文的一举一动，但是浙江巡抚衙门里发生的大事，是瞒不住他的，这也是他作为闽浙总督的分内职责。
十月，四轮马车在京师投入使用，十二月初就被田弘遇的大儿子田敦吉带到了江南。
田弘遇一家虽然籍贯上是陕西人，但从他祖父一代到扬州经商定居之后，就已经可以算作是扬州人了。
田弘遇虽然通过田妃的路子，从皇帝那里要到了四轮马车的独家经营权，但是深知垄断不利于继续推陈出新的当今皇帝，没有给他全部的垄断经营权，而只是授予了他在江南的垄断经营权，而且每生产一辆，不管卖不卖出都要给皇家十块银元的专利费。
田弘遇不懂得专利费这个新鲜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如今的皇帝不管以何种途径管他要钱，他都不敢不给。
再者说，田弘遇是商人出身，为人虽然贪鄙，但是经商的眼光还是有的，他这种皇亲国戚又不向地方缴税，虽然没有爵位，但毕竟有着锦衣卫指挥佥事的官身，地方官员也不敢管他，所以做生意向来都是一本万利，也不在乎每辆马车给皇家的那十块银元了。
这一次，田弘遇拿到了四轮马车在江南的独家经营权之后，就派出了自己的大儿子田敦吉，带着从工部下面挖来的几个工匠，回到自己在扬州的老家，开了江南马车行，招募人手，开工制造。
其实，一旦捅破了马车前轮转向和四轮减震的窗户纸，四轮马车的制造就毫无技术含量可言了。
所以，十二月初，崇祯皇帝大舅子之一田敦吉的江南马车行就生产出了江南第一辆四轮马车。
他还找了车夫，乘坐着这辆马车，一路从扬州赶到了南京，并利用自己的身份，拜见了南京镇守太监王之心，临离开之时，还将这辆马车送给了王之心。
等田敦吉回到扬州，江南马车行又生产了几辆四轮马车，他就把其中的一辆，亲自送去杭州，给了浙江巡抚范景文。
范景文当然知道皇帝这个大舅哥的意思，说到底不过是帮忙打个样，通过这种途径，向杭州的巨商富贾们做个推介而已，因此，范景文也没有拒绝。
到了迎接温体仁的时候终于算是派上了用场。
温体仁是闽浙总督，让他骑马吧，他毕竟是文官出身，让他坐轿子吧，他主管的是两省军务，如今的皇帝提倡武官骑马，连带着督理军务和带兵的文官公开场合也不方便坐轿子。
这个时候，就显出四轮马车的好了，既有类似骑马的速度，又有类似轿子的舒适。
温体仁坐在范景文给他准备的马车中，行了半程，终于意识到了杭州城的变化在哪里了。
那就是整个街市由于接近年关繁华依旧，但却少了以往人头攒动的人潮，尤其是那些沿街乞讨、卖艺、杂耍甚至游手好闲的街头无赖们。
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温体仁有目的地沿街观看，街头巷尾特别是犄角旮旯之地，果然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流民或者乞丐模样的人了，大街小巷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