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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个来自巴达维亚的荷兰传教士“耿直哥”康迪纽斯，崇祯皇帝是特意把他留下来的。
当然不是因为他的耿直，或者对大明友善什么的，那是没有的事情。
把他留在京师，是因为他来自巴达维亚，对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官商一体的组织有所了解，同时而是因为他去过日本，在日本传过教，对日本如今锁国的幕府统治有所了解，留着他在京师，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够派上用场呢。
也因此，这一个被龙华民、汤若望视为有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荷兰传教士康迪纽斯，接过了龙华民从利玛窦手中接过来的北京天主堂。
原来久居京师的其他传教士，这一下子都去西北了，龙华民也只能将京师的天主堂托付给这么个刚到中国，对大明的朝廷、民间以及文化情况都不了解的人了。
其实，不管是死板不知变通的龙华民也好，还是圆滑世故善于投机的汤若望也好，甚至包括那些在原本历史上泯然众人的其他十个传教士也好，将来都会明白，崇祯皇帝的做法饱含着对他们的“恶意”。
在对他们的宽容和恩赏的名义之下，包藏着一颗“祸心”，祸害他们的心，但是就算他们知道了，也无可奈何。
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阳谋的意思是，你即便知道这是一个坑，你也得往里跳，你要不跳你就是对不起你的天主，对不起你的教会，甚至可以说，你就对不起你所说的信仰和良心。
不过，即便是这样了，一些不明就里的翰林、御史和言官，还是跳出来一顿反对，反对这些教士深入内地传教，要求这些教士只能居留在通商口岸和京师附近，不准在大明境内穿州过府四处游荡传教。
对于这些不明真相的朝廷官员的各种上书，崇祯皇帝也不想多说什么或者解释什么了，一笑了之，置之不理。
当然了，崇祯皇帝虽然处心积虑地把这些来自西洋的耶稣会传教士们，给弄到遍地回回木速蛮的甘肃宁夏去，但是他们传教士这段时间辛苦撰写或者翻译过来的著作，却依然受到了崇祯皇帝的高度重视。
不仅立刻下令翰林院那些闲得蛋疼的翰林们进行抓紧抄写复制，分送南北两京的国子监，供南北两京的国子监生们学习研究，而且也同时命令南北两京的国子监尽快将《坤舆格致》改名为《矿冶全书》，然后制版刻印，在大明境内公开出版发行。
崇祯皇帝随后的这个做法，让徐光启以及以徐光启马首是瞻的西学派人物，比如如今的光禄寺卿李之藻、讲武堂炮科教习李天经、农事院副使王征，以及参与了《坤舆格致》（矿冶全书）翻译的光禄寺官员录事杨之华、黄宏宪，以及正在帮着修订《大统历》，编撰《崇祯历书》的明末西学派的科学家们，也都松了一口气。
毕竟这些人多数都是因为利玛窦的关系，而皈依了天主教，利玛窦死了以后，也还是与这些来自西洋的耶稣会传教士们走得非常近，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了。
包括这时身在遵化白冶城，一边监督着白冶城附近各个官办工矿厂运转，一边已经开始构思撰写《天工开物》这部旷世名作的宋应星，听说了从京师陆续传来关于朝廷“驱逐”传教士的各种传言之后，心里也悬了起来。
原本历史上，宋应星在崇祯四年的时候，第五次参加会试失败，时年已经四十五六岁的他，在回到江西奉新老家之后，对科举心灰意冷，断了考进士当官走仕途的想法，开始埋头写作构思已久《天工开物》，最终成为了“中国的阿格里科拉”。
不过这一世，宋应星仕途还算得意，不仅考中进士，而且考中进士之后从事的，还是与自己的兴趣爱好高度契合的事业。
本就对百工之学更感兴趣的宋应星，一头扎进白冶城的各个工厂矿场之中，向云集在白冶城的各行各业的工部工匠们请教技艺，一边详细记录，一边参与改进各种工艺流程。
因此考中进士不仅没有耽误《天工开物》的撰写，而且还很有可能会将成书的时间提前好多年。
正当宋应星还在想着找个机会回到京师，去向那些博学的传教士们请教一些问题的时候，突然听说这些传教士们让锦衣卫“押着”离开了京师，心中当然是十分不解，担心当今皇帝对于百工杂学的重视，会因此发生变化。
不过让他大感放心的是，几天之后，从来往京师与白冶城的工部官员口中又听说，崇祯皇帝在宫中又召见了内阁首辅李国鐠、阁臣徐光启、工部尚书毕懋康，以及吏部尚书成基命，要让工部在通州城附近择地兴建一所专门讲授和研究百工杂学的官学。
这个消息传来之后没过几天，朝廷的正式命令就到了白冶城，其中一个调令还被前来传旨的锦衣卫直接送到了宋应星的手中。
崇祯皇帝下旨，责令工部尚书毕懋康为总办，在通州城外择地兴建“皇明工学院”，并以主持翻译《矿冶全书》的李天经为从四品的祭酒，以工部员外郎宋应星为六品的司业，并以参与翻译了《矿冶全书》的光禄寺八品录事小官杨之华、黄宏宪两个人为七品的左右院丞。
除此之外，崇祯皇帝还让工部尚书毕懋康和吏部尚书成基命一起行文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征召天下精通百工之学者，入京遴选授官。
同时，也以工部、吏部联合行文，面向全天下招收工学院学生，不管你是士农工商哪个阶层，也不管你是军户民户匠户乐户或者其他任何户籍，也不管你是白丁、童生、秀才或者微末小吏，只要愿意来报考，考上之后路费食宿全免，学满三年，毕业即可授官。
第五零七章 税改试点（）
六月以来，紫禁城中波澜不惊地发生了许多事情。
然而，不管是因为广东的民乱而让广东巡抚王尊德免职致仕，还是将龙华民等一帮传教士弄到西北去传教，又或者设立皇明工学院，提高工匠技师地位，让匠户匠籍制度几乎不废而废，都对京师百姓的生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京师的天气依旧炎热，而街市上也依旧繁华。
不过，升斗小民们虽然不关心紫禁城内发生的朝廷大事，但是对于京师左近街市上发生的越来越多的变化，却还是看在眼里的。
天启年间不断上涨的京师粮价，自打换上了当今皇帝即位之后，就很少再那么疯涨过，虽然也曾略有浮动，但是总的来说，一直都是在往下走的。
特别是大量的新型番邦农产品，在京畿之地推广开来之后，大街小巷的贩夫走卒们日子虽然依然过得紧紧巴巴，但是每天吃上一顿饱饭，却已经不再是一种奢望了。
精米白面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当然还是难得一年的奢侈品，只有婚丧嫁娶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那么一回两回。
但是价格低廉的番薯、土豆和玉米这样的粗粮，却已经逐渐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成为了小老百姓秋收冬藏的主要食物。
至于怎么储藏怎么吃，这就不需要皇帝来操心了。
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是首屈一指，也完全不需要皇帝来操心。
而之前作为北方老百姓日常主食的高粱、小米什么的，倒是越来越少见了。
因为之前用来种植高粱、小米的大量山地、坡地、旱地什么的，如今都改种成了更加高产而且更加耐寒耐旱的土豆、番薯和玉米。
京畿之地的卫所改制，也已经顺利完成。
那些原来沦为了都督府及其下属卫所将官的佃户，甚至是农奴的京畿卫所军户们，也都重新拿回了或者重新分到了自己的土地。
所以，自从去年底以来，京畿之地的大量军户们，以及为京师勋贵们耕种土地的佃户贫农们，在拿到了土地之后，立刻就焕发出了巨大的耕作热情。
如今在收获了去岁秋收后种下的一季冬小麦之后，又根据直隶总督和各级官府的告示指导之下，马不停蹄地种上了玉米、土豆和番薯，终于吃饱了饭的京畿百姓，对于未来的生活也难得地充满了希望。
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吃饱了肚子以后，自然不会铤而走险，去造什么反了。
而崇祯皇帝之前交给直隶总督南居益的旨意，更是让直隶总督府辖地内的百姓们，对于种植粮食的热情持续高涨不退。
因为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南居益接任直隶总督之后，就让他不动声色地，在直隶总督府的辖地之内暂停了“条鞭之法”。
所谓的“条鞭之法”，也就是张居正著名的“一条鞭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纳粮改为纳银，也就是将本色改为了折色。
在一条鞭法通行之前，百姓种粮纳粮，除了丁税交银子之外，剩下的赋役都是纳粮折粮，老百姓只要种出了粮食，不管粮价怎么样，总还是能交得出东西，还算是有条活路。
可是一条鞭法通行之后，朝廷将田赋和丁税合在一起，一律改为征收银子。
包括各种徭役，以前可以用粮食顶替，现在要想顶役，也需要交银子给官府，让官府雇人顶役。
这么一来，朝廷征收夏秋两税的时候，一律改收银子。
论方便，那的确是方便了很多，不光是方便了工商业的发展，不再把人捆绑在土地上了，同时简化了收税的过程和环节，也让朝廷的税银收入，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大增了许多，户部太仓的存银数量大涨。
可是，一条鞭法实行之后，那些老老实实种地特别是种粮食的老百姓们，可就倒了大霉了。
明末的时候，商业发展迅速，银子本来就日益短缺，加上夏秋两季农民纳税的时候，粮食集中上市，价格也高不起来，换不了多少现银。
但是官府的田赋丁税徭役又一律折银收取，老实种地的老百姓们必须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