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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饷。
但是大明朝自万历四十六年开始面向全国征收的这份辽饷，崇祯皇帝却也没有下旨停止征收。
后世有人说，征收辽饷是拖垮大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说法，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
因为辽饷的问题很复杂，这么一概而论，一棍子打死是不行的。
说起来，大明朝万历年间的财政情况，在明朝中期以后算是好的了，虽然张居正的许多改革措施都被废除掉了，但其清丈天下天亩的成果还是保留了下来，当时朝廷的常规岁入，每年约有四百万上下。
可是到了万历末年的时候，明朝九边的军事形势开始恶化，每年光九边的军费就需要支付三百八十万两。
等到萨尔浒之败发生后，大明朝廷开始在辽东镇投入重兵进行防御，军费也跟着蹭蹭蹭地往上长，本来给付九边各镇的军饷就已经高达三百八十万了，突然多出来的守辽和平辽费用，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因此万历皇帝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接受了朝臣们的建议，计划开征辽饷，一开始只是在江南富裕地区征收。
后来到了天启年间，辽东战事不断，而形势越来越严峻，天启皇帝将辽饷逐步推广到全国各个省份。
按照万历年间张居正清丈天下天亩的情况，分派给各省布政使司，每亩地加征九厘银子，作为朝廷平定辽东加派的军饷。
按照这个标准，辽饷征收到手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五百五十万两银子多一点，其中光是支付给辽东的军费银子，每年就超过了四百万两，其中包括军饷，也包括整修城池、整饬军备的支出。
原本历史上，崇祯皇帝继位之后，若是按照这个标准继续执行下去，应该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危机或者乱子。
但是，问题恰恰就出在历史上的崇祯皇帝继位之后，将魏忠贤及其麾下阉党人马杀的杀、抓的抓、罢的罢，朝中的东林党人一方面极其好战，另一方又反对征收辽饷。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却也找不到其他的办法，来快速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只得在原有辽饷的基础上将辽饷从每亩地九厘增加到了每亩地一分二厘。
没过多久，朝廷入不敷出，银子又不够用了，崇祯皇帝又在大臣们的建议之下，在辽饷之外增加了一项剿饷，专门用来填补剿匪的支出。
结果又过了没多久，剿饷也不够用了，崇祯皇帝又在一帮大臣建议之下，增加了一项练饷，专门用来给各镇练兵。
接下来，就不用说了，很快就天下大乱了，大明朝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所以，追究起来，在原本的历史上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不是天启年间一直在征收的辽饷，而是后来崇祯朝对辽饷的加派以及新征的剿饷与练饷。
正是因为如此，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知道历史上辽剿练三饷对明朝灭亡的责任，所以不管朝廷财政有多艰难，他都不会再从加派辽饷，或者新征剿饷、练饷这个方面下手搞银子。
包括任何全面改革税收制度的事情，在搞定建虏与流贼之前，他都不会轻易去触碰。
这一世，崇祯皇帝之所以自从继位之初就定下了永不加赋的规矩，目的就是在事情发生前，就提前将朝廷大臣请求加派辽饷、剿饷、练饷的这个口子给堵上。
而同样是这一点，使得他在除掉魏忠贤及其阉党成员之后，不得不依靠一次又一次不择手段的抄家来获取大量银子，去填补朝廷税收的巨大缺口。
第八七九章 辽饷辽饷（）
杀了魏忠贤及其阉党，当然会有代价。
其中最大的一个代价，就是朝廷每年的收入，即包括辽饷在内的收入开始直线下降。
原本历史上，杀了阉党之后的崇祯元年底，朝廷辽饷的收入从天启朝的五百五十万两白银，一下子掉到了三百九十万两（史实）。
朝廷在辽饷之外的常例收入，也从天启年间的四百二十五万两一下子降到三百万两以内，累计每年少收超过二百八十五万两（史实）。
在原本历史上，年轻的崇祯皇帝，面对这个艰难的情况举措失当，不是通过抄没阉党家产的途径弥补损失，相反，却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走上加派加征这个杀鸡取卵的道路。
与历史上崇祯皇帝的做法不同，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非常清楚，没有了魏忠贤及其手下的一群阉党分子，辽饷的征收注定要受到影响。
因此，在扳倒了魏忠贤及其阉党之后，崇祯皇帝迅速从抄没所有阉党分子家产的过程中，将大量流失掉的辽饷和常例，给找补了回来。
不过流失二百八十五万两而已，光是一个九千岁魏忠贤的府邸，就抵得上几个流失的岁入。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还凭借着从长芦、山东、两淮盐商手中抄没的巨额财富，先后于崇祯元年、崇祯二年，陆陆续续地将北方几个灾情不断的省份，比如陕西布政使司、山西布政使司、河南布政使司、山东布政使司，以及北直隶一些州府地方的常例与加派，一个接着一个地借机免除掉了。
当然，免掉了北方这几个布政使司所辖受灾州府的常例与加派（即辽饷）之后，崇祯二年朝廷的常规岁入与辽饷一下子更是少了不少，两项合计在一起，每年都不足五百万两了。2yt
特别是辽饷，从天启元年最高时候的五百五十万两，一下子跌到了二百七十万两。
若不是崇祯皇帝抄了阉党抄盐商，抄了盐商抄勋贵，然后抄了勋贵之后又开银行、抄晋商，从这里找到了填补这个窟窿的办法，那么大明朝的财政，恐怕在崇祯二年的时候就要提前崩溃了。
不过，崇祯皇帝虽然变着法儿地减免了北方数省的辽饷，但却并没有全面停征辽饷。
不管怎么说，已经征收多年的辽饷，也算是朝廷的一项重要收入，在辽东彻底平定之前，没有必要打肿脸充胖子，把好不容易已经形成了惯性的、受到了认可的辽饷，说停就给停了。
虽然针对陕西布政使司、山西布政使司、山东布政使司、河南布政使司以及北直隶等北方地区的辽饷，已经实际上停征三年了，但是对于南直隶、闽浙、湖广等等南方省份的辽饷，却一直没有停征。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北方的这些省份实在是太穷了，即使每亩地九厘银子的辽饷，对于北方数省的农民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若是算上布政使司以下府州县各级官吏的盘剥，朝廷明定的九厘辽饷加派，到了真正缴纳辽饷的人头上，不知道会增加到多少了。
在贫穷的北方，一个不小心，就是官逼民反、天下大乱的结果。
当然，为了照顾朝中出身江南的官员们的情绪，尤其是东林党人的情绪，北方数省的辽饷，在名义上也没有停征。
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地方不是旱灾，就是蝗灾，要么就是兵灾，所以崇祯皇帝皇恩浩荡地全都减免了而已。
如同历史上一样，这些主要从江南征收上来的辽饷，崇祯皇帝一分没有截留地，用在了平辽的事业上。
崇祯元年的三百九十万两，以及崇祯二年的二百七十万两，全都折成了含银八成的崇祯银圆，共计八百二十五万崇祯银圆，用作了平辽的军费。
其中的大头即六成的辽饷，自然是充作了辽东镇的军费开支，其中的两成充作了登莱镇的军费开支，剩下的两成充作了东江镇的军费开支。
而给了辽东镇的那部分由辽饷充作的军费，累计四百九十五万块崇祯银圆，则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被辽东督师鹿善继全部投入到了募民屯垦与整修改造辽西城池之上了。
五百万崇祯银圆，以及不可计数的人工，增筑了五座城，即营州城（三座塔）、塔山城、杏山堡、松山城，以及觉华岛上的镇海城。
这些事情，不仅耗费了不少的银子，而且也比不上往北或者往东推进一百里效果更加显著，当然会受到朝中言官的弹劾。
但是崇祯皇帝自己却觉得这些银子并没有白花。
如果没有辽西走廊上的这些增筑城池棱堡的巨大工程，辽东镇当初裁汰下来的老弱病残冗兵冗员，就只能闲着，而且闲着的时候，朝廷一样要给军饷钱粮。
即便对这些裁汰下来的老弱病残军饷减半给付，也仍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除了保持稳定，还带不来其他效益。
而有了这些不间断的工程，这些人就有了事情干。
历史上崇祯皇帝也曾因为九边军饷无以为继，而听信朝中大臣建言核定饷额、裁汰冗兵，但是裁掉的兵员没人管，只是遣散了事。
结果这些人，离开了官军的队伍，转头就当期了山贼土匪。
这个教训不能不吸取。
除此之外，有了这些工程，京畿之地皇亲国戚勋贵之家跟风新建的大批水泥厂、石灰窑、水泥砖瓦厂的大量产出，也就有了巨大的销路。
还有从关内应招北上，开荒种田搞屯垦的流民灾民们，也有了以工代赈的大量机会。
有了事头做，有了银子赚，自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无业游民，从山海关出关北上做工。
这个账也不能不算。
特别是，鹿善继这么做了之后，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年定下的西守东攻的复辽战略，才算是八字画上了另一撇，而且还是最重要的一撇。
西守东攻的战略，有个前提，那就是辽西走廊首先要能守住，宁锦防线必须万无一失。
虽然在原本的历史上，直到洪承畴率军在松山全军覆没的那一天，宁锦防线才算是被建虏后金国真正突破，但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却不敢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掉以轻心。
所以，尽管朝堂之上对于鹿善继的作为有许多人不满，但在皇帝的默许下，以及军机大臣孙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