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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东江镇各路总兵府，粮草自给早已经绰绰有余。
再加上崇祯皇帝每季度按照三万六千人的饷额，按时拨给东江镇监军御史掌控的饷银，东江镇上下钱粮无忧。
在这种情况下，东江镇的将帅们只要不是太贪婪，那么在崇祯皇帝三令五申的禁令之下，应该不会铤而走险，再与建虏后金国偷偷贸易了。
不过，即便如此，崇祯皇帝也并没有完全放心，除了驻在皮岛的锦衣卫东江千户所和东瀛贸易公司总部之外，从崇祯皇帝身边派出去的新任东江镇监军御史吕大器，以及图们镇守府右协参将尤景和，都负有明里暗里监视东江镇将帅的责任。
与此同时，这一世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这一带的形势已经与原本历史上完全不同了。
这片地区再也不是原来历史上有毛文龙一个人说了算的地方了。
复州城以南特别是金州城以南，如今全都在旅顺镇守府的控制之下。
平壤到元山以及到咸兴地区，则处在平壤伯刘兴祚兄弟的控制之下。
毛文龙的一举一动，以及麾下安东镇守使毛承禄的一举一动，都在这些人的严密监控之下。
尤其是东江镇左路总兵府的总兵官换成了沈世魁接任之后，从鸭绿江口到旅顺镇守府一带的沿海岛屿，都在沈世魁的控制之下。
即便是安东侯毛文龙想要与建虏贸易，他也没有多少机会与空间了。
崇祯皇帝安排了这么多后手在东江镇上下，以及在毛文龙的身边，也不怕他阳奉阴违与建虏私下联络。
一旦他这样做了，不光是将来朝廷平定了建虏之后有了充分的理由收拾他，就是那些之前与建虏打得你死我活的东江镇不少部将，恐怕也会与他离心离德了。
且说崇祯皇帝将自己考虑已久的策反科尔沁左翼蒙古人的事情，安排了下去之后不久，杨振与邓天河这两个御前侍从武官，就带着天策卫的两百人马，与哈斯干一起离京北上张家口去了。
而崇祯三年的时光也倏然而过，转眼又到了这一年的尾声。
大明朝京师的周边地区干旱依旧，不仅在夏季的时候滴雨未下，而且自进入冬季以来，也没有一场降雪。
好在崇祯皇帝之前就未雨绸缪地，给内阁、户部以及漕运总督衙门定下了储藏起运粮食，以及从南方乃至海外购买粮食的思路，让他们赶在了大运河被冻结之前，将数不清的南方漕粮，运送到了户部仓场。
到了十一月下旬的时候，沿着通州运河两岸分布的户部仓场之中，特别是自从崇祯元年以来一直就在增修扩建的粮库之中，堆满了被提前收购运来的各种粮食。
三百六十多座大型粮仓里，填满了来自南方的稻米和来自北方的土豆、包谷，以及如今已经在南北方都推广种植了的番薯。
这些以各种粗粮为主的粮食，在户部仓场短暂停留之后，将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辽东、宣大、归化以及河中地区。
而来自未尝遭遇干旱的南方地区的稻米和番薯，接下来将被南京户部和闽浙总督府从海上继续运往北方，或者在天津上岸，转运京师，或者运往旅顺口和觉华岛储藏，然后分送彼处驻军。
崇祯皇帝之前交办给南北榷政使司，告知中外海商携带稻米减免关税的方法，也陆陆续续地开始显现效果。
不光是来自南洋公司、东瀛公司采购自南洋与朝鲜的稻米，不断地被运送到天津上岸。
而且属于葡萄牙人、荷兰人的那些来自满喇甲、安南、暹罗、巴达维亚的商船，也携带着大量的稻米，纷纷前往广州、濠镜澳，与南洋公司直接开展易货贸易。
吴惟华、高起潜、张祥等人，指挥着这个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膨胀成了一个庞然大物的南洋公司，用佛山出产的生铁、闽浙出产的茶叶、苏杭出产的丝绸、江西出产的瓷器，与葡萄牙商人、荷兰商人直接交换来自南洋的稻米，然后再走内河与陆路，运往大明朝的北方。
第九三三章 垄断贸易（）
南洋公司自从成立之初，就垄断了大明朝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除了东番岛之外的全部贸易，所得的利润自是极为可观。
也因此，到了崇祯三年七月的时候，只是短短半年多过去，吴惟华就撺掇着监事内臣高起潜，给皇帝写了密报，请求崇祯皇帝传谕南京户部尚书苏茂相和两广总督王之臣，允许葡萄牙人的商船停靠广州港，并且让南洋公司垄断与葡萄牙人在广州和濠镜澳的贸易。
荷兰人与大明朝的贸易地点，一开始是在澎湖，后来改为大员，也就是荷兰人所盘踞的东番岛南部地区。
现在，郑芝龙与荷兰人的战争虽然早就停止了，但是郑芝龙却并没有退出大员地区，相反，他还在大员地区修筑了大员城，让自己的亲弟弟郑芝豹率军驻守此地，以免荷兰人再次从一鲲身岛上的热兰遮城渡海登陆。
而相应的是，作为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购买加利恩号远洋夹板船的条件之一，崇祯皇帝同意荷兰人的商船在开海通商的广州港停靠，与南洋公司贸易。
因为垄断了与荷兰人在广州港的贸易，南洋公司获利巨大，吴惟华也好、高起潜也好，包括东厂出身的张祥，对于跟红毛夷人之间的通商充满了兴趣。
等到云集濠镜澳的葡萄牙人，一提出前往广州港贸易的要求，吴惟华等人立刻就答应代为申请。
之前与濠镜澳葡萄牙人的贸易，更多的是走陆路。
如果可以直接让葡萄牙人的商船驶入广州港，那么载货量与贸易额都会大幅攀升，利润自然也就更多。
对于吴惟华、高起潜等人的想法，崇祯皇帝稍稍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
反正南洋公司的收入属于内务府的内承运库，也就是属于崇祯皇帝自己的内帑。
至于原本广州等地做海贸的海商，要么自行前往濠镜澳、满喇甲、热兰遮城、圣萨尔瓦多、圣洛伦佐甚至巴达维亚，与葡萄牙人、荷兰人进行贸易，要么就将自己的货物交给南洋公司，由南洋公司这个“二道贩子”经手贸易。
由南洋公司代理贸易，对于两广地区的许多海商们来说，当然意味着原本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利润，今后要由南洋公司拿走，但是这样做却也有个好处，那就是安全，没有太大的风险。
后世广州著名的十三行，干的就是这样的中间商买卖，他们垄断了当时中国与外国商人之间的贸易，即便是向朝廷交了重税之后，仍然个个富可敌国。
这样的好事，崇祯皇帝当然要先抓在自己的手中了。
与此同时，从南洋公司的垄断贸易中看到了巨大商机的张彝宪，也在七月末的时候，趁着周皇后喜得皇子代表宝和公司向宫中进献宝物的契机，说动了周皇后向皇帝递了一句话，使得宝和公司顺利获得了在登州港与荷兰人、葡萄牙人贸易的垄断权。
也就是说，来往登州港的荷兰商船与葡萄牙商船，只能与宝和公司在登州港的商行，或者获得宝和公司代理权的商行进行贸易。
这也正是吴惟华、高起潜等人掌管的南洋公司，在广州大获成功背后的特权。
这个张彝宪，在历史上曾以懂财计而知名，历史上的崇祯皇帝曾经让他当了总理户部与工部事务的中官，并因此在朝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一世，崇祯皇帝虽然没有那么重用张彝宪，但却也并没有像对待同为潜邸老人的徐应元、杜勋那样，找个机会将之处死，而是经过考察之后，还是渐渐地用了起来。
崇祯三年初，崇祯皇帝将宝和公司从东厂日益庞大的势力之中拆分了出来，并让张彝宪主持了这项事务，同时也提拔他担任了宝和公司的掌事太监。
宝和公司的前身，是天启皇帝时期的宝和三店，经过东厂连着几年来的抄家行动，除了大量的田产宅院变卖为银子直接纳入内承运库之外，宝和公司所拥有的各类商铺、店面、酒楼、作坊，以及珠宝字画、珍宝古玩等东西，真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经过大半年的人事调整与统计核算，张彝宪从东厂接手的属于宝和公司的各种资产，几乎遍布原来大明朝的南北两京十三省所有的通衢大城，估值更是在千万两白银以上。
这么大的家业，掌握在张彝宪这个掌事太监的手上，既让他振奋，又让他感到空前的压力。
宝和公司不是别人的产业，而是皇家自己的产业，更是后宫之中两个皇后，即天启皇帝遗孀懿安皇后与当朝周皇后，以及几个妃嫔直接参与持有的产业。
宝和公司上面，不光是有内务府，还有宫正司，内部更是不知道被方正化留下了多少或名或暗的东厂探子。
这个情况，让张彝宪不敢掉以轻心，事事以赚钱盈利让帝后和诸妃们满意为第一考虑。
作为一个以懂财计知名的内臣，张彝宪深知南洋公司成功的秘诀，所以在正常经营宝和公司遍布各地的庞大产业的同时，也把目光瞄准了海贸，而且是垄断性的海贸。
在广州与荷兰人、葡萄牙人的贸易，被南洋公司垄断了。
而泉州、宁波、上海这几个地方，如今却是江南那些世代豪商们的天下，知道轻重的张彝宪不敢轻易插手，于是就把目光瞄准了新开的通商口岸登州。
张彝宪通过皇后周氏表达出来的这个想法，被皇后说给崇祯皇帝知道以后，很快就被崇祯皇帝拍板同意了。
对崇祯皇帝来说，在这个时代完全放开大明朝民间海商与荷兰人、葡萄牙人等西方殖民列强的贸易，并不一定是好事。
在他看来，先把这样的事情，垄断在皇家贸易公司的手里，不仅更加容易控制贸易的规模和种类，而且也与荷兰动因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国家型公司更对等，能使大明朝在贸易中不至于处在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