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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要是让建虏那边也造出来了红夷大炮，那将来的仗可就没法打了。
如今大明朝能够仰仗的东西，不就是坚城巨炮吗？
但是，崇祯皇帝否定了这个想法。
对他来说，女真人一旦走上了与大明朝同样的道路，比如开始走上筑城和造炮的道路，将后金国本就有限的财力投入到这个军备竞赛上来，那么他们的灭亡，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在原本的历史上，以大明朝的财力、人口、工匠和技术，尚且最后倒在了这个战略之上。
那么，在后金国国内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如今的女真八旗贵族们有什么能耐执行这样一个战略并最后取得成功？！
历史上，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军辽东战略的失败，得益于他们与那些通敌的晋商们之间的大规模走私贸易，以及建虏军队一而再再而三的南下抢掠人口和物资。
这些从朝鲜、从蒙古、从大明腹地抢得的人口和物资，不仅供养了后金国内的女真八旗子弟，而且也大大地破坏了大明朝的财政，缓解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困境。
如果没有这些抢来的海量物资，如果不是大明朝的大动乱，僻居在东北一隅的小小后金国，根本没有能力鲸吞掉整个大明朝！
这一世，这样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
不仅后金国与朝鲜之间的联系，被再次异军突起于朝鲜的东江镇各路总兵府所隔断，而且他们也没有如同历史上那样顺利地征服蒙古。
林丹汗虽然如同历史上一样被后金国的人马给吓退了，逃走了，但是这一世的这个结果，却便宜给了大明朝。
气候与宣大地区差不了多少的漠南大地，成为了大明朝解决民乱问题，安置各地饥民灾民与乱民，并且用来开荒屯垦的千里沃野。
而且威胁大明朝西北地区已经两百有余年的鄂尔多斯诸部蒙古，也被顺便解决掉了。
这等于是已经斩断了后金国伸向大明朝的两条臂膀，剩下的就是看什么时候时机成熟，由崇祯皇帝本人再来一次御驾亲征辽沈了。
至于西北的流贼，就在崇祯皇帝敲定了前往天津的方案之后，来自锦衣卫西镇抚司的密报，也在滞后了十余日后，终于送到了京师，送到了崇祯皇帝的手里。
滞后也有滞后的好处。
至少高时明、胡一魁联署的密报，一方面佐证了李邦华等人的军情奏报，而另一方面却也比李邦华他们当初撰写奏报的时候所掌握的情况要更加详实，更加周至。
从锦衣卫西镇抚司的密报之中，崇祯皇帝得知，罗汝才在率部倒戈归降了王廷臣的近卫军第四镇之后，张献忠率领自己的中军和后营，一路往西逃往了河州。
虽然王廷臣所部没有大举追击，但是近卫军第四镇虎大威所部骑兵却已随后抵近河州，并与河州城内的贼军巡哨交战。
张献忠率部奔逃以及官军骑兵前锋的随后出现，让坐镇河州的“义军”左路副元帅改世王刘希尧及其副手争世王蔺养成惊慌失措。
崇祯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夜里，率部驻守河州的“义军”左路副元帅改世王刘希尧突然单独率部撤离河州，撤往兰州，再次依附“奉天昌义大元帅”闯王高迎祥而去。
而奉命驻守河州左路积石关的另一支流贼头领争世王蔺养成，则在进退两难之下，被右路副元帅八大王张献忠半是劝说半是强迫着，两支队伍合二为一，一道出积石关奔西宁湟中而去。
张献忠的大西营实力大损，怕被收编，不敢径自前往兰州，而且他的大西营部将士卒们自感与木速蛮已经仇深似海，也不愿意渡河西去河西，去依附那里遍地的木速蛮们。
因此，天下虽大，但到了崇祯四年正月下旬的时候，张献忠却无路可去，要么留在早已没有一颗粮食的河州城内继续挨饿，要么就是西出积石关，去夺西宁。
就这样，西北边防重镇河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一战没打就变成了一座空城，并且在崇祯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被追击张献忠的近卫军第四镇虎大威所部，兵不血刃地给收复了。
西北边地这种瞬息万变的局势，让刚刚呈递了捷报还没收到朝廷反馈旨意的李邦华等人应接不暇，这一次在消息的呈报上，则明显地落在了锦衣卫西镇抚司的后面。
好在这是好消息，崇祯皇帝除了对西北的流贼作乱更加放心之外，也没有再做出新的安排，只等李邦华等人的军报再次送达之后，再做处理了。
如今的崇祯皇帝，已经十分确信，丢掉了安定之后，尤其是丢掉了临洮与河州之后，高迎祥只有一条路走，那就是去河西。
而这正是三年之前崇祯皇帝定下的西北战略，如今几年来的精心布局，总算是没有白费。
也正是在得到了来自锦衣卫西镇抚司的这个消息之后，崇祯皇帝才算是对西北之事真正放了心。
只要武备院紧急调拨过去的弹药补给转运到位，那么西北陕甘的局面，很快就将迎来彻底的改善。
第九七八章 天津之行（）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之所以这么重视海军都督府的建设，之所以这么重视海军战船的建造，目的当然并不是为了应对眼下的两大敌人。
东北的建虏也好，西北的流贼甚至是木速蛮们也好，还都用不上新建的海军，用不上新造的大福级战船。
即便是将来消灭建虏后金国的时候，海军能够发挥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也并不会是决定性的。
因为，依照现在的形势，将来即便是没有强大的海军，只要是大明朝的军队有了足够数量的大炮和燧发火枪，那么消灭东北的建虏，也不过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
而崇祯皇帝之所以这么重视海军、重视海军的战船建设，其目的自是着眼于将来，着眼于平定了西北的流贼以及消灭了东北的建虏之后。
且说崇祯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巳时刚过，崇祯皇帝一行多达三千人的庞大队伍，东出京师朝阳门不到两个时辰的时间之后，浩浩荡荡地抵达了通州城的西门之外。
那些身在通州的朝廷官员们，早已闻讯肃清了城门内外的道路与商户，如今正集结在通州城西门高大的城门外面翘首以待。
直隶总督府从通州迁往天津之后，通州城的人气并没有明显的减少。
除了户部仓场、讲武堂、武备院、农事院等朝廷旧有的或者新设的机构之外，还有大量新兴的工厂矿场商行，开设在通州城内外运河的两岸。
过去运河结冰之后，通州城的内外都会迎来一个相对萧条的季节。
东来西去、南来北往的商贩，没有了运河水道的便利，总会在这个季节大量的减少。
但是自从崇祯三年以来，就算是到了运河通州段完全冰冻的时候，东来西去南来北往的商旅也并不曾减少多少。
因为四轮马车的推广和京津之间马路的修建，让南货北运和北货南运所需要的长途运输，不再是一个克服不了的难题。
来自南方的粮食、布匹、瓷器、茶叶以及其他百货，可以从泉州港、宁波港、上海港入海起运，走海路到登州或者天津上岸，然后雇佣天津或者登州的马车行，走陆路送往通州，并从通州四散到京畿各地。
类似这样的场面，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一直盼望看到的，不过等到他的车驾抵达通州城外的时候，平日里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通州城西门外，却是一片干干净净。
来自近卫军第一镇第一标的三千将士，早已在头一天就将这里清理一空，头一天晚上宣布的宵禁持续到第二天还没有宣布结束。
且说这一天的巳时三刻，崇祯皇帝的车驾，终于在层层护卫之下，出现在通州西门外一众官员的视野之中。
驻节通州的户部侍郎兼户部仓场总督毕懋良，兵部左右侍郎讲武堂祭酒茅元仪、武备院总监孙元化，以及驻军通州的近卫军第一镇都统制使尤世禄、监军御史钱元悫，领着通州城内的一众文武官员，看见车驾过来，隔着老远，就呼呼啦啦地跪了一大片。
三呼万岁的声音，隔着很远，就传进了崇祯皇帝的耳朵里。
崇祯皇帝乘坐的御用马车，在通州西门外群臣等候的地方，只是停顿了片刻。
崇祯皇帝并没有下车，只是隔着推开的车窗，简单召见了毕懋良、茅元仪、孙元化、尤世禄、钱元悫，以及农事院的徐骥和王征两人。
只过了约莫半个时辰左右，随行的人马补充了一些食水之后，皇帝的车驾，就快速穿过早已封路戒严的通州城，继续往天津方向驶去。
这个时代的天津卫城，距离京师二百多里。
若是搁在以往，即便皇帝和随行的大臣们全部乘坐马车，而其他护卫人员一概骑马，也不可能一天之内就全员抵达。
同样，为了避免皇帝旅途劳顿，在这次随驾的军机大臣宁城伯孙承宗以及兵部尚书南居益的最初行程安排之中，通州城是一个站点，而河西务又是一个站点，要到第三天的中午方才能够抵达天津。
但是到了崇祯皇帝这里，全都改了。
本该停留的通州只是简单地见了见当地的大员，连马车都没下，至于当日未时前后到了河西务，更是连停留都没有停留一下。
不过，即便是这样，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印象之中，后世只需两个小时不到的车程，在这一世，还是在路上奔波了将近七个时辰，直到当天晚上的戌时已过，方才抵达天津。
本来以为皇帝的车驾不会在这个时候到来的天津诸多大员们，被夜里突然提前抵达的皇帝车驾，搞了个手忙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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