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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外面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声，不一会儿的工夫，外面密集的枪声就响成了一片。我仔细听了听，里面既有德军的mp40在射击，也有苏军的莫辛纳甘步枪、卡宾枪、索科洛夫重机枪的枪声。
难道真的是敌人来偷袭了？想到这里，我抓起放在桌上的冲锋枪站了起来，掀开布帘就打算去外面看看。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放下布帘，转身扑到桌前抓起了电话。没等我说话，里面就传来克罗希科夫焦急的声音：“中校同志，刚才哨兵发现有大量的人影向我军阵地移动，便开枪示警。没想到对方立即用猛烈的火力向我们射击，我正在一连这里组织战士阻击敌人。二连、三连的战士们也正在进入阵地。”
“明白了，坚决守住阵地，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说完，我就扔下电话，提着冲锋枪出了掩蔽部。因为冲得太快，和门口站着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巨大的惯性让我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
“tmd是谁啊？走路也不带眼睛。”我怒不可遏地骂道。
“对不起，少校同志，我是巴哈杜。”对方赶紧向我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你没事站在掩蔽部门口干吗？”
“我奉师长的命令，要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您的安全。”
“别说废话了，快拉我一把，我站不起来了。”
“是。”巴哈杜答应一声，借助掩蔽部透出的光亮，一把抓住我伸出去的手，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
天色太暗，十几米外就看不见任何东西，只能从德军射击的枪口焰来判断他们的大概位置，我端起冲锋枪冲着那些位置扣动着扳机。为了安全起见，我是打几枪就换一个地方，免得成为敌人的靶子。巴哈杜就像一个跟屁虫，我跑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我开枪他也开枪，我投弹他也投弹。
“轰！”一发迫击炮弹在不远处爆炸，炸起的积雪和泥土溅了我一身。我摆了摆头，把帽子上的泥土甩掉，然后继续在战壕里跑动着，打几枪换一个地方。
“少校同志，注意隐蔽。”巴哈杜在后面焦急地喊着。
“没事，你不用担心，能炸死我的炮弹还没生产出来呢。”我边冲战壕外射击着边满不在乎地回答巴哈杜。
“小心！”巴哈杜猛地把我扑倒在地，随即一颗炮弹就在战壕上方爆炸，炸塌下来的泥土在我们身上盖了厚厚的一层。
“巴哈杜，你没事吧？”我小心翼翼地问着压在我背上的战士。刚才的炮弹在这么近的距离爆炸，他不会受伤或者牺牲了吧。
“没事，少校同志。连根毫毛都没伤到。”巴哈杜边回答边爬了起来。他站起身后，还弯腰把我扶了起来，帮我掸了掸身上的土。
“呵呵，”我笑着对他说：“我没有说错吧，能炸死我的炮弹还没有生产出来呢。”
听我这么一说，他也附和地笑了起来。
笑声未落，又一颗炮弹呼啸着落到了战壕里，在巴哈杜的身后爆炸。我感觉浑身一震，然后被强烈的爆炸气浪冲倒在地。我重重地仰面摔倒在战壕里，没有感觉到疼痛，只感觉到浓浓的倦意一阵阵地袭来，眼前的视线渐渐变得越来越模糊，直至什么都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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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节 回司令部报道（）
我睁开眼睛，发现周围一切都是白色的，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壁、白色的被褥。看到这些东西，我知道自己如今是躺在医院里。闭上眼睛想了一下，也没想清楚自己是怎样来到医院的，脑海中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一颗炮弹在巴哈杜身后爆炸了。
“指挥员同志，您醒了！”身边传来一个姑娘惊喜的喊声，我扭头一看，原来是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护士。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这是尤日那亚的后方医院里。”她回答完我的问话，便一溜烟地跑出了病房。我环顾四周，这是一个单人病房，除了我睡的这张病床，屋子里还有一张桌子，和一把圈手椅。椅子上堆放着一堆衣服，我一眼就认出正是原来穿在自己身上的军装。
我轻轻动了动双手，没有丝毫疼痛的感觉；又活动了一下双脚，还是一切感觉良好，看来我的伤势一点都不严重。我用手在全身上下摸索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任何受伤的部位。
正在奇怪的时候，病房的门打开了，小护士带着好几个医生护士进来了。他们进来后，就七手八脚地给我量体温测血压，忙得不亦乐乎。
经过一番紧张的检查，发觉我的一切正常。一位戴着口罩，才用听诊器为我检查过的老军医说道：“指挥员同志，您能醒过来真是个奇迹。要知道，您在病床上昏迷一个星期，身上虽然一点伤痕都没有，但是我们却始终无法让您苏醒过来。”
“啊？！”军医的话，把我吓了一跳，居然在病床上躺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不禁担忧地问他：“医生同志，我的身体不要紧吧？”
“不要紧的，指挥员同志。从刚才的检查结果来看，您的健康状况非常理想，随时都可以出院。”他对我说这话的时候，口气中好像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他又转身对那个小护士说：“阿妮娅，你留下来好好地照顾指挥员同志。明白了吗？”
“明白，院长同志。”听了她的话，我不禁暗自吃惊，为了给我检查身体，居然是军医院的院子亲自出门，未免也太重视我了吧。
这群医生护士才收拾好仪器，放心地离开了病房，只留下了那名叫阿妮娅的小护士。
等大家离开后，我小护士把放在椅子上的衣服递给我，然后边穿衣服边和她聊开了家常：“亲爱的，你叫阿妮娅？”
“是的，指挥员同志。”她有些拘束地回答着我。
“当护士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是列宁师范的学生，今年刚上大二。战争爆发后，学校停了课，虽然没有人动员我们，但是大多数的同学都上了前线，我也就跟着来了。”
“你的同学都在医院里工作吗？”我接着又问道。
“不是的，指挥员同志。除了我和几个女同学在医院里当护士外，其余都到了前线的作战部队或者是在城市里修筑防御工事。”
“哦。”我点点头，掀开了被子，开始往腿上套那条并不合身的男式军裤。
“指挥员同志，您怎么穿的是男式军裤啊？”阿妮娅好奇地问道。
“穿裙子太冷了，军需官又没有给我发合身的军裤，所以我才临时找战友借了一条。”
“所有的女兵们都穿裙子吗？”她这么一问，倒真把我问住了。我只记得在列宁格勒的时候，高射机枪连的女兵们都穿的是蓝色的裙装，街头指挥交通的女战士们穿的也是裙子。至于其他的女兵嘛，到莫斯科以后，我貌似还没有在部队里见到过其他的女性，所以她们的下装穿什么，裙子还是裤子，我还真不知道。
“前线的情况怎么样了？”我赶紧把话题岔开，问点我最感兴趣的事情。
“还在战斗中。”她的回答非常含糊和笼统。这也难怪，苏军内部的信息太闭塞，别说她一个小小的护士，就是营级或者团级的指挥员也同样不知道战斗在哪儿进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把部队集合好，按时进入上级指派给他们的战斗阵地就行。
“我真的在床上昏迷了一个星期吗？”我对刚才军医的话产生了一丝怀疑，我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伤痕，只是被炮弹的气浪震晕了，怎么可能会昏迷那么久呢？
“是真的，指挥员同志。”阿妮娅回答我时，脸上挂着天真无邪的表情。“您在床上昏迷不醒的这段日子里，每天都有很多上级指挥员打电话来了解您的情况。听在院子办公室里工作的一个同学说，打电话来的，有您所在师的师长，集团军司令员，甚至还有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大将呢。”
我穿好了军上衣和棉军裤，却没有发现我那件每天穿的军大衣，便问阿妮娅：“阿妮娅，我还有件军大衣，你看见了吗？”
“我知道在哪里。”阿妮娅拼命地点着头说，“您被送到医院的那天，军大衣上面全部是血，湿得就如同才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所以一脱下来，我就送到洗衣房里去了。您等一下，我马上去帮您取回来。”说着她便拉开房门跑了出去。
我坐在床边盯着屋顶发呆，回想着受伤前的情形，炮弹是在巴哈杜的身后爆炸的，我都被震晕了，他更是凶多吉少。我军大衣上面的那些血迹，估计就是他身上的吧。
阿妮娅抱着军大衣回到了房间交给了我，我接过衣服仔细地看了看，发现虽然军大衣已经被细心地清洗过，不过前襟上还是能看到大片大片褐色的痕迹，看来巴哈杜已经牺牲了，我不禁有些黯然神伤。
“指挥员同志，您怎么了？”阿妮娅在旁边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我用手背抹了一下才滑落到脸颊上的泪水，对她说：“别老叫我指挥员同志，我听着太别扭了，还是叫我丽达吧。”
“明白了，丽达。”小姑娘改口倒是改得挺快的。
“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打电话吗？”穿好了军大衣，我又问阿妮娅。
“院子办公室里就可以打。”小姑娘自告奋勇地对我说，“我带您去。”
院子的办公室里，只有另外一个小护士在，估计她就是阿妮娅刚才口里所说的那位同学吧。果不其然，阿妮娅上前和她叽里咕噜说了几句，那个护士就拿起了电话，问我：“指挥员同志，您要给什么地方打电话？”
我想了一下，给潘菲洛夫打电话吧，怕战斗正在他的师部附近展开，这个时候打电话不合适；给集团军司令部打吧，万一罗科索夫斯基正在紧张地指挥作战，心情不好的时候接到我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