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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宋朝打比方，一个大臣联合台谏，身负民意，对皇帝说，我得当宰执，看，我背后有这些、那些、这么多人支持，这是什么行为？
当然，英华已是今人世，国家非皇室一家之私，就根本法理来说，结党谋权已不是大逆不道之事，宰相推选制其实已给这事开了门。
但法理之上的实际层面，情况却很复杂。
首先，政事堂和两院还是平行的，政事堂是考出来的，两院是选出来的。有华夏千年科举传统在，英华士子多在仕途，英华这个火车头，是考出来的在掌方向盘，而选出来的除了能凑半只脚在刹车上，其他时候就只能在一边嚷嚷。
因此即便有宰相推选制，可宰相首先是皇帝提名，得选的宰相并不视两院为衣食父母，有机会就要搓圆搓扁，两者是相争中合作的态势。首任宰相薛雪一上台就拆了两院，虽然解决了两院不少自身问题，可对那些在改选中落任的院事来说，未尝不是过河拆桥，却又徒唤奈何。
就这种态势而言，政事堂和两院之间就不可能结党，一旦结党，这种态势就要被破坏，追溯而上，更是改了英华“考”派与“选”派相持的匀势。对“考”派，也就是官僚来说，那就是背叛。即便皇帝不追究周煌，整个官僚集团也要给周煌这个“叛徒”扣上“大逆不道”的帽子，这帽子明面上是说周煌对皇帝和国家大逆不道，实质是说对他们官僚集团大逆不道。
由此延伸到第二个问题，官僚集团的抵触虽出自维护自身地位和利益，但也未尝没有合理之处。试想，如果官僚集团不抱成一团，外于两院“选”派的格局，而是如刘纶提议那般，为了争宰相之位而跟两院结党，那么围绕宰相之位的权争，不会简单地就在宰相推选大议上展开，也不会就只在两院的党争中展开，而是会扩散到政事堂的国家治政中。
若容此举成了定制，周煌几乎可以清晰描述未来：有机会登上宰相之位的阁臣，联合他的一帮人马，千方百计坑害现任宰相，在各种事上为难宰相。而宰相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确保政令顺畅，乃至不被人黑掉，千方百计打压同僚，任用私人，让整个政事堂置于他的掌控之下。
非但政事堂乌烟瘴气。宰相为了笼络两院支持他的一派，也千方百计让法权事权，最终两院也如政事堂一样，成为一言堂。而为了确保双方合作持续。各守其利，接着他们还要对宰相推选制下手……
这是一道罪恶之门，一旦开启，党争就将替代治政，成为政事堂和两院所有活动的主脉。
唯一的好处，就是宰相和两院手脚放开了，想干什么大事。牵累会少得多，而两者之间的争斗和牵累也少得多。而英华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政事堂和两院从过去领着国家走的姿态，开始渐渐变成了被国家推着走。
政事堂和两院相争，到了现在，已渐渐演变为拿民人之利来陪斗。一件事浮到国政层面，两者之争下，得出的往往是坏的结果。就像巴旭起任宰相时。改行省分治之制，要将农税之权归拢到政事堂，以确保工商大盛下。农人之利不被大侵，同时均衡贫富省份的差异。跟两院斗了好几年，结果政事堂只收了个名义，富省抱怨，贫省也没落到多大好处，农人之利也比期望所得少得多，政事堂也背了骂名，两院也有一大堆人背责下台。
有争才能成制，有制才能顺势，这已是英华朝野共识。但这争是有界限的。尤其在政事之权上。英华现在的格局是几十年来一步步走出来的，不能随便大动。政事堂和两院这种既定格局要改，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周煌当然得朝最坏的结果想。
这一系列推演里漏了皇帝，有皇帝在，能抑止党争之弊。让其不妨害国家吗？
这就要说到此事的第三点了，皇帝会怎么看政事堂与两院格局之变？
联系到华夏一统后的十多年来，皇帝屡有收权之迹，答案不言自明。皇帝怎么能容忍两方携手掌大局，自己却被挤到边缘去呢？非但皇帝不能忍，大多数国人也不能忍，尤其是没有选人资格的一般民人。
在这些人看来，这个国家是仰赖皇帝圣明，好日子就算不是皇帝赐下来的，也是皇帝领路，带着他们挣来的。你们官僚和院事老爷们，一头狮子一头老虎，就是想着把唯一能制你们的皇帝赶跑，然后就能联起手来，肆无忌惮地吃人了吧？
什么？你们是为以后着想？现在皇帝圣明，不等于以后的皇帝圣明？谁管以后的事？你们这些读人，就喜欢拿以后怎么怎么样来忽悠人。伸张自己的利就得如此？咱们老百姓除了吃饱喝足，不被人欺，还能有什么利？这还需要伸张么，一头猪都知道的事啊
上有皇帝，下有小民，该都是不能容这般党争的。
让周煌对此事心惊肉跳，下意识就反对的原因还有一点，那就是此时英华官僚多重名节，就如青木昆阳所述，宋风复兴。英华官员待遇直追宋时，贪渎虽有，却只盛在海外，而且程度远不如旧世。
英华开今人世，立君民相约之国，受天人大义熏陶长大的士子们都有一股天下在我的责任感，再有儒家在民以及天庙和报业舆论兴盛的背景，社会对个人德也非常看重，因此官员们都以君子之德为准绳。君子之德里，群而不党是很重要的一条。这不党不是说不结党，而是说不以党涉政事，而是以中庸本心治政。
英华官场当然不是清澈的，君子之德也是面上的东西，但至少大环境的风气如此。因此结党这事，一旦身为官员，就会非常谨慎了。诗画词曲学术等等会社那是无碍，可类似同乡、同窗这种会社，在英华官场上虽有，却都很低调。
大家都清楚，这类会社利于结党谋利，用来联谊也就罢了，搞更深的东西，顾忌很深。国中报纸最喜欢刺探这类情事，都察院也最喜欢从这类关系入手去查请托徇私之行。
不管出于公心还是私心，周煌都视刘纶的提议为毒蛇之信，连带对本很尊崇的刘纶也无比憎恶了。
周煌镇定下来，对刘纶冷声道：“刘院事，刘总祭，你这是要祸乱天下啊哦，我忘了，你本就祸乱过一次了。”
年过五十，宽额方脸的刘纶一身正气，深邃目光中满是平静，身上那股天庙的出尘之气浓郁无比。
听周煌唤他总祭。还提起往事，刘纶淡淡一笑：“周朝散，天下之所以得兴，之所以能进今人世。就在人人伸张己利，看起来就是万马奔腾，尘烟喧嚣，就这点来说，天下一直在乱，只不过乱中有序而已。”
“十年前的旧事正是如此，我不出头。天庙也总会有人出头，当时不出头，他日也会出头，当事不出头，它事也会出头。我能出头担此事之责，还能抑害，待他人他时它事出头时，就不是那般情景了。”
十年前。南北虽一统，却隔阂诸多。那时同盟会已散，南北事务总署已散。除了政事堂还能注意着维持南北相融之局外，南强北弱，强食弱肉的格局渐渐显现。毕竟那时除了山东外，其他地方还处于“训宪”状态。
不仅江南岭南工商以资本凌压北方，政事堂在诸多事情上也有歧视之举，矛盾最突出的是文教事。北方士子受到严苛审查，能进入朝堂中枢的很少。北方的学校比南方多了讨伐旧世之罪的诸多课程，课本也是另编的。朝堂鼓励南方学界到北方办学，而北方自己办学却受到诸多限制。
在这个大背景下，十年前发生了一件大事。河南开封府几家小学的迂腐夫子，不满朝堂所定蒙学教材里对满清康熙皇帝的彻底否定，义愤之下，给学生们宣讲《康熙圣训》。讲了大半年才有人告发，开封知府以违朝廷学理大义之罪抓了这些夫子，还准备将此案列入大判廷审理的范围。
知府之行不仅激起了开封学界的反弹。夫子们纷纷罢课游街，连带不少中学的学生们也鼓噪起来，演变为一场骚乱，起了好几场大火，死伤二三十人。
这些不仅知府暴跳如雷，河南巡抚也强硬以对，准备大治开封师生之罪。正当一场风暴即将徐娟河南时，在河南巡行的刘纶终于忍不住站了出来。
刘纶是天庙巡行祭祀会的总祭之一，本不该干涉俗事的。但他在北方多年，对南北人心之差感触很深。他认为官府此举太过草率，更有拿着清算满清之罪的大棒便利行事之弊。
此事不过是小事，就该以文对文，以民对民，官府没必要这么急地出头，让事态节节升级。眼见会演变为一场南北人心大风暴，为了挽救时局，他再也顾不得天庙戒律。
尽管刘纶站出来前已宣布脱离天庙，但他是天庙圣宗巨孽彭维新之徒，彭维新去世后，圣宗在他的领导下发展迅速，已成为天庙一大分支，根基深深扎在了教育体系。他这一出面，事情就变质为天庙涉政。
天庙分支已经多，即便巡行祭祀会表示刘纶已出天庙，言行与天庙无关，底蕴深的分支也都审慎地沉默不言，但圣宗仁宗等天庙依旧有不少祭祀出面找报纸说话，声援刘纶，国中舆论大噪。
此事最终招来皇帝出面，而结果让国人心惊肉跳，皇帝挥起大棒，没放过一人，通通有罪
讲康熙圣训的开封夫子被全划拉到大判廷，等着他们的是一顶顶汉奸帽子和几年不等的汉奸罪。皇帝不治夫子学生上街之罪，但上街后的打砸烧都算在他们头上，夫子被治教唆之罪，具体动手的依刑案重处，放火的三人更被砍了脑袋。学生们虽未成年，却都判了流遣，押去辽东“劳动改造”。
官府这边，下到知府，上到巡抚，都因事前不查，事后轻率妄为而被摘了帽子和爵位。国法院专案廷还判了他们以及相关十多官员一年到三年不等的囚刑。
刘纶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