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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需求的变化或工艺技术的科学进步及时作出反应，所以较为成功的公司在组织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在第（2 ）类公司中，并不需要作出这么快的反应，所以较为成功的企业就表现出较为正规化。在组织设计中对“它取决于……”
的解答，伍德沃德认为是工艺技术。①另一些学者，特别是劳伦斯（Lawrenoe）和洛希（Lorsch）提出了另一种组织设计的方法。②这些学者强调的是，没有一种最好的组织方法，而是“取决于”
环境因素。劳伦斯和洛希用“分化”这个词来表示一个企业适应于外部环境而划分为各个小单位的程度。分化程度愈大，则组织的复杂程度愈大。“整体化”这个词则用来表示协调或达到努力的统一。劳伦斯和洛希举出了两种实现整体化的途径：（1 ）运用正式的权力等级制度的管理、计划、程序、规则以及其他较为正式的管理措施；以及（2 ）运用跨职能部门的工作队或队长、更自由的信息交流、以知识和专长而不是以正式权威为依据的影响力以及其他较为非正式的工作协调手段。这些作者所讲的“环境”是指：（l ）市场，相应于公司的推销或销售子系统；（2 ）技术—经济，相应于公司的生产子系统；（3 ）科学，相应于公司的研究与发展子系统。劳伦斯和洛希还进一步指出了这些环境的三种性质：（1 ）条件变化的速度；（2 ）所得情报的确定性；（3 ）所作决策或所采取行动结果反馈的时间间隔。
①作为支持伍德沃德著作的一个例子，见W·L·兹维曼：《组织理论的新前景》，康，威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公司，1970年。
②P·R·劳伦斯和J·W·洛希，《复杂组织中的分化和整体化》，见《经营管理季刊》第12卷（1967年7月），第1…47页。以及《组织和环境》，洪伍德，伊利诺斯，理查德·D·欧文，1969年。
劳伦斯和洛希发现，在下列情况下分化程度就大：（1 ）变化速度较快，（2 ）情报确定性较低，（3 ）反馈时间间隔较长。由这些环境条件引起的分化程度愈大，则整体化的需要也愈大。正如上面讲到的，整体化至少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种是更多地依靠正式的手段，另一种是依靠更灵活的调节。劳伦斯和洛希的研究发现，那些能适应于其有关环境的企业较为成功；那些面对着较为稳定、较为确定的环境，即分化较少的公司，通过较为正式的手段实现整体化，并较为集中化；那些面向较不稳定、较不确定的环境，即分化较多的公司，通过较为灵活的手段实理整体化，并较为分散化。无论哪一种情况，成功的企业都是由于组织设计符合于环境。这些作者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引起了许多有关组织设计权变方法的调查研究和书籍。他们认为，不存在着进行组织的“最好的一种方法”，对管理人员并没有标准的处方。
但是，对于权变理论仍未作出结论。①从历史前景来看，权变理论是对于一段时期内所观察到的现象的一种新标签，但尚未予以条例化。教会、军队和国家很久以前就为处理需要纪律、科序和工作统一的情境制定了正式机制。早期的经济企业直到使用蒸汽动力技术以前，是不太正规的。定货式的工厂被生产较标准产品的大批生产所代替，而工厂制度则在组织和管理上更为正规化。麦卡勒姆经营着一个在组织上要求具有正规性的铁路，对于二十世纪早期的大批生产工艺来说，泰罗是必要的，而法约尔则管理着一个成批生产煤和铁的企业；韦伯为大规模组织的正规性辩护；穆尼的著作反映了他在通用汽车公司中的经验，古利克受到政府思想的影响；而厄威克虽然有着广泛的其他方面的经历，却喜欢被叫作“厄威克中校”。这些“正规主义者”（或者如果你喜欢就叫他们做古典学者）
中的每一个人，都讲到了由工艺技术和环境所规定的“最好的一种方法”。他们是“正确的”，至少对于他们的时代来讲是如此。
①作为例子，见P·M·布劳、C·M·福尔伯、W·麦金莱和P·K·特蕾西：《制造业中的工艺技术和组织》，见《经营管理科学季刊》，第21卷（l976年3月），第20…40页。
历史地来看，灵活性已成为基调，因为劳动力已受到更好的教育，已成为更有技术和更专业化的职工，他们需要较少的指挥和结构。工艺技术变革的步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快了，社会和政治上的动乱则要求减少僵化而在反应上更分散化。因此。要求一种能有更多自主权的作业设计，要求由更能干的劳动力参与，要求一种强调自我实现的人道主义。这些要求也是“正确的”，至少就他们的时代来讲是这样的。
贯彻于前面篇章中的一个持续的主题是，管理思想家同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适应于时间和地点而提出要求的管理概念是世界上的一个给定因素，而这个世界在其他方面却是未确定的。我们必须继续观察、学习，并把我们的传统看作是我们子孙后代的预兆。
小结传统的人际关系思想方式的实验研究，被人认为是软弱和有缺陷的。组织人道主义则是作为它的反应而出现的。作为一种哲学，组织人道主义试图把新的重点放在人及其各不相同的需要上，放在作为满足的一种手段的工作上，放在如何设计组织才能实现人们及组织的目标上。作为一种作业技术，这种人道主义对我们关于人及最适合于现代环境的激励、领导和组织型式的假设提出了挑战。人们对组织人道主义的微观方面和宏观方面进行了考察，以便显示出从人际关系到组织行为的转变，以及系统理论对组织理论的影响。权变理论涌现出来对包括组织人道主义方案在内的“最好的一种方法”进行挑战。虽然对于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人和组织之间的和谐存在着疑问，但这种探求在继续着。和谐的目标是值得为之而花费时间的，但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却将随着我们对人及其组织的了解的加深而演变。我们必须继续探求组织生活中的和谐，探求在整体中各个部分的更令人愉快而有生产力的安排，这种安排将能满足人们及组织的各种要求。
第二十一章 管理科学：对条理的探求人类始终对数字有一种强烈的爱好；人们曾赋予某些数字以神妙的力量，而认为另一些数字是有害的，并在整个历史中用数字来计算羊群和到达星辰的距离。
数字本身并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但却成为探求知识的标志，因为它们为我们的环境提供一种精确性和条理性。在对自然界进行观察时，也可以注意到，四季、太阳系以及所有事物的生与死都有一种自然的节奏。我们的好奇心使我们探索，试图解释那些费解的事物，并探求那种使自然界中所观察到的复杂事物处于某种逻辑条理的伟大力量。我们试图通过对所观察到的事物和活动之间相互关系的探求来从混乱中达到条理化。我们虽然是好奇的并寻求生活的多样性，但我们也需要终结，需要使我们观察到的事物在概念上统一起来。我们从根本上说来是一种有条理的、理性的生物，要求尽可能地对我们的环境加以控制。
对于管理来说，对条理的探求表现于整个历史之中，企图对工作场所加以合理化和系统化，并对组织的作业加以衡量和控制。现代的管理科学深深植根于以前的管理理论之中，本章将简略地描绘管理对条理的探求的开端和发展。
对数量化的探求科学方法在探求秩序和可预见性的过程中，通过以下各种措施来求得问题的合乎理性的解决：提出假设，积累数据资料，确定各种备择方案，对一种以事实为依据的行动途径进行试验、核查和选用。亚里斯多德同认为现实不可知的神秘主义者相决裂而为科学方法打下了基础。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衰落以后，理性在中世纪让位于信仰的时代，但在文艺复兴和理性的时代，理性再现出来了。正是在这个时代，打下了现代数学和科学的基础。雷尼·笛卡儿（Rene Desccrtes ，1596—1650）认为世界是机械地运转的，并用数学来描绘世界的运动。伊萨克·牛顿（IssaoNewton，1642…1727）发现了微积分并提出了运动和重力定律，进一步发展了笛卡儿有关世界是一部巨大机器的概念。还有其他一些人把宇宙看成是有秩序的，并把数学看成是一种构件，以便把各个部分组成为一个庞大的整体。
这个时期对亚里斯多德的重新发现以及对数学和科学的重感兴趣，导致了人类环境中被叫做工业革命的巨大技术变革。
查尔斯·巴贝奇，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安德鲁·尤尔，把科学方法应用于解决刚诞生的工厂制度的问题。工业化要求秩序和可预见性，而工程师就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并能对工作进行科学研究和系统化的人物。科学管理以及泰罗、巴思、甘特、吉尔布雷思夫妇、埃默森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就是二十世纪管理思想中的理性时代。科学管理在三十年代衰落了，由于当时强调社会还有生产产品以外的问题需要处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规模企业的重新增长又为管理创造了一个新的环境。正是在现代，形成了新的思想，并把这种新的思想补充到亚里斯多德、笛卡儿、巴贝奇和科学管理的传统之中。
运筹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人们广泛地承认和接受管理中的科学概念；政府和工业组织抓住科学管理的措施，以便调动巨大的资源进行战争。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了经理、政府官员和科学家的联合，以便为全球的战争后勤工作带来秩序和合理性。英国建立了由各种专家组成的第一批“运筹学小组”，以便把他们的知识用于解决以下一些问题：雷达系统，防空射击，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