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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张在独立宣言中得到更为明确的支持：我们认为下述这些真理是非常明确的：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造物主曾赋于他们以一些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谋取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于是在人们中间设立了政府，政府的权力是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的。
洛克的功绩十分广泛，这里只能谈一谈他的主要贡献：第一，人民受理智的自然法则支配，而不是受专横的传统准则或为某个中央独裁人物荒诞的念头所支配。第二，人类社会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自然和理智的法则规定人们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而个人加入到社会中来是为了更完善地维护他们的自由和财产，因而自由和财产是应受到自然法则和民法的保护的。既然人们具有天赋的财产权，那么国家就不能剥夺这种权利，相反必须保护人们拥有财产的权利。
洛克是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国的清教徒。他的著作必然对亚当·斯密的著作产生影响，而且肯定无疑地为卢梭的著作打下了基础。在启蒙哲学时代出现时，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民政秩序：1。法律要以理智而不能以专横的决定为基础；2。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3。实现个人目标的自由是天赋的权利；4。私有财产和用它来追求幸福是天赋的和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这四个思想在实际中相互结合，从而形成了工业发展的牢固的政治基础。它支持放任主义的经济，鼓励追求个人的报酬，保证拥有财产的权力，保护契约并且为人民提供了一个公正的制度。
市场伦理在中世纪，经济思想基本上没有带来任何成果，因为局限于某一地区的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不需要有任何经济理论来说明它们的作用。古代人认为，生产的主要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甚至连劳动力也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资本作为一种投入要素是受人藐视的，而利润是受人指责的。在早期的经济思想中，根本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认为管理是投入组织的一种资源。
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强大的民族实体重新出现，新的经济思想也随之开始产生。由于人们在探险中发现了新的国家，因而新的贸易线路和新产品开辟出了一个国际市场。贸易上的这场革命导致出现了重商主义经济哲学，并且促使政府在资助和保护贸易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便建立强大的民族经济。这种经济沙文主义意味着国家将干预一切经济事务，参预制定国家的经济计划工作以及在很大的程度上对私人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①重商主义最后终于失去了它的影响。它的大部分计划都遭到失败，因为它企图维持亏本的企业、限制了私人的主动性、建立了复杂的官僚主义和繁琐的控制，同时它也培育了战争和贸易上的竞争，破坏了它正设法建立的市场。②重商主义者在哲学上同正在兴起的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是不相容的。重商主义者只考虑国家，而启蒙哲学提倡个人权利，并根据对个人的幸福作出的贡献来估价所有人类机构。③①约翰·弗雷德·贝尔：《经济思想史》，第二版，纽约：罗纳德出版公司，1967年，第53页。
②谢泼德·D·克拉夫：《西方文明的经济发展》，纽约，麦克劳…希尔出版公司，1959年，第11章。
③约翰·鲍迪奇和克莱门特·拉姆斯兰德（主编）：《工业革命的呼声》，安阿伯，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4—5页。
十八世纪时，经济思想中的重农主义学派出现了，并对重商主义提出挑战。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弗朗索瓦·魁奈认为，财富不是产生于金银财宝，而是来自于农业生产。他主张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政府“不要干涉”市场的法则。他认为，经济有其自然规律和协调性，政府的干预妨碍了事态的自然发展。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oith）（1723—1790）本来不是重农主义者，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关于经济有其自然协调性观点的影响。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创立了“古典”学派并且成为自由经济之父。①亚当·斯密认为，重商主义的关税政策破坏性很大，这种政策不是保护工业，而是用国家的法令来惩罚效率，因而使国家资源分配不当。亚当·斯密提出，只有市场和竞争才是经济活动的调节者。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能确保资源得到最好的利用和发挥最大的效能。而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自身利益，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将给所有的人带来最大的繁荣。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中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芝加哥，《西方世界名著集》，第39卷，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1952年。原著于1776年出版，亚当·斯密认为，劳动专业化的思想是这种市场法则的支柱。他以生产大头针的工人为例，证明当每一个工人仅从事有限的操作时，他每天能生产48，000只大头针。而一个非专业化的工人每天最多只能生产20，000 只大头针。他承认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但是他发现这种劳动分工的原则在许多工厂都能成功地给以运用。他说：同样数量的劳动者何以因为有了分工就能完成更多量的工作呢？这其间，可以说有三个原因：第一，每一个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提高了。第二，节省了通常由一种工作转到他种工作所损失的时间。第三，发明了许多的机械，简化和减少了劳动，使得一个人能够完成许多人的工作。①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芝加哥，《西方世界名著集》，第39卷，第4页。亚当·斯密还阐述了第一个销售原则，他注意到市场的规模限制了劳动分工，即如果市场每天只能销售20，000根针，而雇用18个每天制造48，000根针的工人来生产，这不会有什么经济合理性。出处同上，第3章。
亚当·斯密看到了劳动专业化的好处，但是他也预见到了它所能造成的机能失调的后果。他说：一个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精神上）的习惯，而变成最愚味最无知的人……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熟练技巧，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他的尚武品德而获得的。②②出处同上书，第340页。
亚当·斯密争辩说，通过对公众进行教育以消除劳动分工的不利影响，这是政府的本分。他认为，管理人员为了提高生产率就必须依靠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主张对社会的所有人都有好处，并使工厂制度具有经济合理性。在市场规模有限的时候，个体或家庭生产制就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新的贸易地区的开辟，进一步实现劳动分工便有了可能，因此工厂制度作为一种生产手段开始有了越来越大的发展。
当亚当·斯密的著作在工业革命的初期阶段问世时，他发现他的自由经济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热烈支持而且具有肥沃的生长土壤。他的主张同启蒙时代的哲学以及希望取消重商主义限制和地主贵族控制权的新兴企业主集团的看法是一致的。英国在市场伦理中找到了在经济上对发挥个人主动性的支持而不是重商主义，找到了竞争而不是保护，找到了创新而不是经济停滞，而作为激励的力量找到的是自我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市场伦理是为工业制度繁荣发展而创造了文化环境的三种力量中的一个因素。
小结在早期管理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反对商业、反对获取成就，尤其是反人道的文化价值准则。当人们还被命运所约束，当君主通过中央的命令进行统治，以及当人们被要求不要去想个人在今生今世的抱负而要等待来世的幸福时，工业化是不可能出现的。工业革命前，经济和社会基本上是静止不前的，政治准则就是由某一个中央权力机构作出片面的决策。虽然有一些初步的管理思想，但是它们主要都是局部性的。组织可以靠神赐君权、教义对虔诚教徒的号召力以及军队的严格纪律来进行管理。在这种尚未工业化的环境下，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创立正式的管理思想体系的需要。
工业化的新时代是由三种力量的相互作用、相互结合而产生的。它们被称之为“伦理”或者称为指导人们行动的标准。这三种力量说明了在文化新生期间，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情态是如何变化的。本章讨论的“伦理”实际上是古老的传统社会同新兴的社会之间的一场斗争。新教伦理是对教会的中央集权的挑战，是对人们今生要争取获得成就的需求作出的反应；自由伦理反应了铁板一块的政府形式和代表制政府以及试图保护个人权利之间的一场悠久的斗争；市场伦理是对宁愿支持重商主义的地主贵族的挑战。这里讲述的斗争是一场自古以来就在进行的斗争：国家同个人的斗争，人权和正当法律程序对反复无常的独裁的斗争，以及中央集权同权力分散的斗争。这场斗争仍在继续。
文化的新生为工业化创造了先决条件，因而也确立了建立一个如何合理地、正式地和系统地进行管理的知识体系的需要。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要求管理人员发挥更大的创造性，要求他们更多地了解如何才能用最好的方法管理组织。面对着具有竞争性的、变化着的环境，管理人员必须发展建立起一整套有关如何充分利用资源的知识体系。人们开始考虑个人的得益，而且必须把这种得益顺和地配合于一�